2015年12月21日至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在京舉行。會議表決通過了反恐怖主義法、反家庭暴力法、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教育法的決定、關于修改高等教育法的決定、關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提請審議慈善法草案的議案，分組審議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中醫藥法草案等。生育、教育、家暴、中醫藥、野生動物保護，哪一樣不是連著千家萬戶？哪一部法律的定與修不是牽動著民眾的切身利益？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謝小軍、叢斌，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劉政奎、姒健敏、黃潤秋，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侯義斌，九三學社四川省委委員王明雯，替百姓代言、為民生獻策不遺余力。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代孕話題成焦點
現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27條規定：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養子女的，應當給予幫助。草案將第27條全部刪除，同時明確“老人老辦法”的原則。與之對應的是，此前享受獨生子女獎勵政策的獨生子女父母生了二孩，將不再享受獎勵。叢斌提出，第27條不能完全刪除，修改草案提到對失獨的老年人還要繼續幫扶，修正案的內容應當在相應的法條中有所體現。失獨困難家庭當時是執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只生了一個孩子，現在放開兩孩了，又把這些人邊緣化了，這是不可以的。
現行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對獨生子女家庭給予獎勵。那么，生育兩個孩子是不是應該獎勵？劉政奎說， “既然現在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是否也應該有一些獎勵政策，減輕生育兩個子女家庭的撫養負擔？ 他建議在就醫、就學等方面作出一些原則性規定，便于各地制定具體政策。“只有這樣才能鼓勵生育，起到促進人口均衡發展和人口結構優化的目的。”
草案新增第35條規定：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這是國家法律首次出現對“代孕”的規定。草案同時明確了對“代孕”等行為的罰則，情節嚴重的會被吊銷執業證書乃至追究刑責。審議中，關于代孕的話題成為爭議焦點。叢斌建議，在什么情況下可以代孕，什么情況下不可以，要有相應嚴格規定,完全禁止，很不科學。一是失獨困難家庭有生育權利，超過生育年齡，就只能通過代孕，這樣，也給國家減輕很多負擔。二是部分絕經后的婦女想再要孩子，通過現在的生物醫學技術和代孕有可能會實現。
王明雯建議，代孕有社會需求，而且其中部分需求是合理的，應該將其中一部分規范化，在全面調研論證基礎上制定一個專門輔助生育法，對代孕的概念、合法和違法情形、監督管理、法律責任等作出詳細決定。
社會撫養費的存廢問題成為最大熱點。王明雯建議，修法中應妥善處理社會撫養費和計劃生育行政處罰的問題。“一直以來，社會撫養費的爭議非常大。我國人口目前面臨嚴峻形勢，‘十三五’規劃建議說得很清楚，目前我國人口結構明顯是高齡少子的特征，適齡人口的生育意愿明顯降低。與此同時，老齡化趨勢很明顯，在這個時候，我個人認為，關于社會撫養費的問題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候了。”王明雯說。
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不可太倉促
在審議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三部法律時，謝小軍說，民辦教育促進法爭議比較大，這一次建議不付表決。姒健敏說，法律一攬子一起修是一個大問題，有些條文并不是改革亟需、非修不可，數法―起修極不嚴肅。王明雯說，三部法律不是對同一事項的修改和調整，建議不要急于打包通過，應該分開審議。
叢斌說，《立法法》要求做到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尤其是民辦教育促進法本身就帶有很強的科學性，該法應遵循民辦教育事業發展規律，所以這次修改更要體現科學立法的要求。一是要有修法的研究報告，二是要有這方面的試點結果，三是要有對試驗結果的科學評估，應把這三個資料提供給委員，才可以判斷修改這部法律是否有必要。此次提供的參閱資料，只有一些人士的意見，還沒有做到科學立法。從目前提供的資料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修改草案依據不足，有些不托底，如此修改以后，對民辦教育事業是促進了還是阻礙了，要有遠期評估和預測。現在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們還要支持民辦企業，充分利用好民間資本，我國現在的教育還是缺少資金的。因此，建議先試點再修法。
民辦教育促進法的修改焦點為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意在為民辦學校分類管理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學前教育、義務教育能否發展成營利性民辦教育？劉政奎說，對于學前教育、義務教育是否可以發展營利性的民辦教育，一定要慎重。學前教育國家應加快普及，義務教育國家必須保障，而且要促進均衡發展，這是政府應盡的責任，在一定時期可以吸收社會資金參與辦學，以促進發展，但必須堅持公益性原則。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如果也可以營利性辦學，就會出現更多的“貴族學校”，怎么體現公益性原則？又怎么實現均衡發展？所以對營利性民辦教育必須有所限制，不能全面放開。劉政奎認為，在專業培訓、職業教育等領域可以鼓勵發展營利性民辦教育，學歷教育可以繼續探索發展營利性民辦教育，而學前教育、義務教育則應限制營利性民辦教育。另外對營利性民辦教育收費標準也不可完全放開，尤其學歷教育收費標準的確定，應該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督，防止暴利。
反家暴法：“家事”立國法
家是中國人最重要的港灣。家安則國安。近20年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給家庭帶來巨大沖擊，衍生出各種新的家庭問題。最高法2014年統計數字顯示，全國約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家庭暴力；婦聯系統每年受理4到5萬件家暴投訴；近10%的故意殺人案件涉及家庭暴力。如何讓反家暴法對飽受家暴之苦的人起到更好保護作用，委員們圍繞家庭暴力的范疇、預防、處置、人身安全保護令和法律責任等提出建議。
家暴不再是家務事。侯義斌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家庭暴力行為除家庭在場成員外，最直接了解的可能是鄰居，建議增加社區居民和鄰里負有反家庭暴力共同責任，在有家庭發生嚴重暴力行為時，其鄰居有義務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對報案人信息予以保密并及時出警。增加這一條與“反家庭暴力是國家、社會和每個家庭的共同責任”形成呼應，能夠更加有效制止家庭暴力行為的發生。
姒健敏對此持有相同觀點，他認為增加社會公眾在反家暴中的責任,不僅有利于遏制家庭暴力案件發生,也有利于引領良好社會道德風尚的形成。姒健敏建議將前配偶納入保護范圍，規定“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以及前配偶之間實施暴力行為，參照本法規定執行”。姒健敏說，前配偶是一個特殊群體，雖然不是法律意義上義上的家庭成員，但他們之間曾由于婚姻關系，進而具有類似于家庭成員的密切關系。實踐中，離了婚還反復糾纏，甚至對前配偶實施身體、精神、性侵害的情況時常發生，有的離婚后由于住房條件的限制，離婚不離家；有的即使分別居住，由于具有子女撫養權利義務等關系，也會不可避免地經常發生密切接觸。這些現實問題常常給加害人造成可乘之機。全國婦聯、全國人大法工委在調研中多次聽到反映前配偶中發生暴力行為比較多的問題。如果法律對此能夠明確規定，不僅起到震懾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適用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措施，從而將受害人與施暴者剝離開來，最大限度預防和限制暴力的發生，保護受害人安全。王明雯提出，將性暴力納入到家庭暴力的范圍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可以更好保護家庭成員特別是婦女的合法權益。
人身安全保護令制度是反家暴法的一大亮點。黃潤秋提出,草案在有關人身保護令的規定中,“禁止被申請人騷擾、跟蹤、接觸申請人”,建議修改為“接觸申請人及其近親屬”。因為被申請人接觸不到申請人,會找其父母、姊妹、子女,同樣會發生暴力事件。法律能否真正發揮作用,最重要的是能否形成有效威懾力。圍繞如何加強對施暴者的懲處、讓受害人受到保護,黃潤秋說,二審稿提出“反家庭暴力工作應當尊重受害人的意愿”,這句話的出發點雖好,但家庭暴力有其特殊性,受害人往往因為顧及面子,反映情況以后又反悔,如果反家暴完全尊重受害人意愿,有可能縱容家庭暴力繼續發生,建議刪去。
中醫藥法：千年中醫藥迎首部國家法律
目前，世界上已有54個國家制定了保護傳統醫藥的法律法規，有92個國家頒布了與中草藥有關的規章制度。與國際社會相比，中國在傳統醫藥立法方面明顯滯后，成為制約中醫藥事業健康、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原因。叢斌說：“我非常贊同將中醫藥法草案提交常委會討論，立法時機是成熟的，只有通過立法形式才能保護中醫藥的發展和傳承。” 叢斌認為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者是陸海空，不是魏蜀吳，西醫要放下架子，中醫要敞開胸懷，海納百川。中西醫結合有助于中醫藥創新發展，在國際市場上，能夠被世界承認的中醫藥創新產品，其科學理論依據，基本上都是中西醫結合的產物。叢斌表示要設定中西醫結合的具體法律規范，在具體內容上，一是要明確中西醫在文化、哲學、科學、基礎醫學、臨床方面的結合點。二是規定高等醫學院校中西醫結合專業的結構設置和課程設置。三是規定中西醫結合的科學研究。四是明確中西醫結合專業的科學地位。五是規定中西醫結合發展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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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內容是對師承方式培養的醫師管理，這是一個很大進步”，謝小軍說，“除了對通過師承方式學習的有實踐專長人員組織實踐技能和效果的考核外，還要有基礎醫療知識考核，對醫療衛生基礎知識應當了解。”
王明雯認為，中醫藥法的立法指導思想除了在怎樣去促進和保護中醫藥外，還應當加強監管，加強監管也是為了更好保護，更好地傳承中醫藥，不能有所偏廢。
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一次提出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
謝小軍長期關注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訂。2014年6月，他曾向全國政協提交過相關信息，在分組審議時，謝小軍提出三點意見。一是法律對部門職責分工，要將野生動物的物種習性與其棲息地特征結合起來考慮，要為國務院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留有余地。不宜對野生動物保護部門職責進行太具體的劃分，只作出原則性規定為好，以便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實際對管理體制及職責分進行分工。二是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名錄重點關注并管理原來定義的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新名錄不再區分一級和二級，原二級重點保護動物需要升級保護的可以進入國家的重點保護名錄。調整后，粗略估計，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達300種左右。進入國家名錄的物種就確定為國家級重點保護動物，它們應當是在全國范圍內都要予以嚴格保護的珍稀瀕危物種，其他物種由省級政府及其保護部門，根據該物種在所轄區域生態、科學和社會價值決定是否進入地方保護物種名錄并加以管理。三是因野生動物保護而造成傷害的補償由當地人民政府承擔規定不合理。因為野生動物分布較多的地區，一般是在經濟欠發達的老少邊窮地區，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財力有限，如果因保護國家級和省級野生動物造成的損失由當地人民政府予以補償，往往難以落實，或者由于財力所限，補償數額過低，群眾不滿意，長此以往，會造成當地群眾與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的對立，甚至導致群眾對野生動物的傷害。從邏輯上講，國家級保護動物所需經費應該由中央財政支撐，這也是我提出適當縮小國家級保護動物范圍的理由之一，突出重點、集中財力，才能保護到位。而省級保護動物所需的經費應由省級財政統籌。
棲息地遭破壞進而影響到種群的情況嚴峻。修訂草案第一次提出棲息地概念，把自然保護區之外的野生動物棲息地納入保護范圍，并制定棲息地名錄。叢斌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野生動物保護最重要的問題是棲息地保護，這是保護野生動物最重要的機制，然而，法律草案里著筆不多，可能涉及到部門交叉管理問題，但是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和遷徙路徑可不是按照部門權力分割去走。要充分利用現有制度資源，把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規定更詳盡一些。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國家公園，從生態系統整體角度考量，只有實行國家公園制度，野生動物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保護。國務院曾經把國家公園體制作為重點工作去推，到現在還沒看到有什么成效，建議本法中對“國家公園制度”作出具體規定。從科學角度看，國家公園主管部門最合適的應該是林業部門，這樣有利于野生動物整體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