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叢斌代表做客正義網、騰訊網、法治中國網絡電視臺聯合推出的“2011年全國兩會特別訪談欄目”。
身為中國法醫學會名譽會長，河北醫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叢斌帶來了他多年對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理論思考與立法建議。他提出，檢察機關要對鑒定行為進行監督，需要有自己的技術力量，各省級檢察院均應設司法鑒定機構。
我國現行的司法鑒定管理體制產生于計劃經濟時期，基本定型于上世紀8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利益的多元化使矛盾和糾紛大量增加，社會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導致司法實踐中高科技和各種專門性問題大量出現，訴訟中需要鑒定的事項越來越多。因此，為了規范管理秩序，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了《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司法鑒定制度在保障司法、服務訴訟、化解矛盾糾紛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據統計，目前我國有司法鑒定機構4700余家，司法鑒定人5.2萬余名。急速發展之下，司法鑒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成為備受社會關注的緊要問題。
身為從事法醫工作30余年的專家，叢斌說，“決定”實施5年來，在發揮作用的同時，也日益暴露出制度上的缺失與缺陷，司法鑒定工作中一些問題與尷尬不斷出現。
比如“鑒定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鑒定結論水平低”。叢斌說:“目前，從事司法鑒定門檻設置過低，只要是相關專業的就行，現在就出現了醫生退休后就被直接聘到司法鑒定機構做法醫，根本未經相應的專業技術訓練，出具的鑒定結論錯誤率就很高。”
比如“證出多門，法官無所適從”。“一些當事人到好幾個鑒定機構作鑒定，哪個對他有利就要哪個。五花八門的鑒定結論一齊到了法庭，導致司法鑒定行業公信力下降，對法官正常判案也造成了很大干擾。”叢斌說。
“最為危險的是，社會上有一部分司法鑒定機構是為了經濟利益而設立的。”叢斌在訪談中反復提到一個觀點:“司法鑒定從本質上看，是訴訟過程中的一種訴訟行為，因此，不能把司法鑒定推向市場。”他說，司法鑒定行為和司法鑒定機構不能市場化，更不能商業化。
叢斌解釋說，證據的獲取、質證、審查、判斷、采信，從嚴格意義上講，都是訴訟行為，而訴訟行為應由國家承擔。“我考慮將來的發展方向是這樣的，司法鑒定主要依托科研院所，因為他們有相當的技術力量，這樣出現的錯誤會大大減少，能保證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公平性。”
從我國司法鑒定制度的設計來看，監督鑒定結論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庭審質證來辨別真偽和去偽存真。
多年從事理論研究與實際工作后，叢斌發現，到了審判環節再去辨別真偽，壓力就都壓在了審判機關身上。“我國的審判隊伍主要由法學專業人才組成，對一些行業的技術問題讓他們作出判斷，尤其是‘證出多門’的時候，讓主審法官或者合議庭其他人來判斷應采信哪一個證據，確實很困難。”
叢斌提到，“司法鑒定行為是一種訴訟行為，檢察機關擔負著監督訴訟程序的職責，當然要監督在司法鑒定過程中有無徇私枉法行為、鑒定結果是否科學真實等。”他認為，作為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時，要一并審查司法鑒定方面的問題。“往往有些案子就是因為司法鑒定結論出現了問題，造成了冤假錯案，導致老百姓反復上訪。”他說。
作為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去年我國遴選了十個國家級司法鑒定機構，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鑒定機構也在其中，這讓叢斌感到十分欣慰。“檢察機關要對鑒定行為進行監督，沒有自己的技術力量談什么監督?!所以，檢察機關一定要有自己的技術力量，要有鑒定機構。”叢斌主張，不但最高人民檢察院要設鑒定機構，各省級檢察院也要設鑒定機構。“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監督，而不能收費。我剛才說了，不能以物質利益為目的，所以這些鑒定機構的日常開銷應由國家承擔。”
而什么樣的鑒定機構可以收費呢?“因為鑒定必須要付出成本，我國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設立的鑒定機構，可以適當收取一定的費用，但是也不能以盈利為目的，必須把握好這條底線。”在叢斌看來，司法鑒定機構未來的發展，應主要依托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
叢斌希望，司法鑒定法能在“十二五”期間出臺實施，這是解決目前司法鑒定機構問題、人員問題、鑒定人出庭作證難等老大難問題的根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