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然（1893-1975）先生是我國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九三學社發起人之一，也是張學良將軍的親信、幕僚和摯友，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我國東北，王卓然追隨張學良流亡關內，在長達13年的抗戰時期與中國共產黨多有交往與合作，為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 發起創建“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
“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以下簡稱救國會)，是“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后，中國共產黨發出了“武裝抗日，收復東北”的號召，在各級黨組織和大批黨員、團員的直接參與、推動和張學良的認可與大力支持下，由王卓然與其它主要核心成員：閻寶航（中共黨員）、孫恩元（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高崇民（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杜重遠、車向忱、盧廣績、王化一等流亡北平的東北籍反日愛國人士發起，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的，以廣大東北青年為主體，廣泛吸收了不同階級、階層和不同黨派愛國人士，是具有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東北乃至全國第一個抗日救亡團體。在救國會中，中共黨員、共青團員和廣大愛國青年是占大多數的中堅力量，其中有張希堯、寧匡烈、鄭洪軒、馮基平、李烈生(李兆麟)、宋黎等人，他們分別受中共滿洲省委、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派遣參加救國會的工作，并建立了黨支部。到1933年8月被國民黨北平軍分會強行停止公開活動的兩年時間內，救國會率先樹立起鮮明的抗日救亡旗幟，并走在全國抗日斗爭的最前列。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迅速興起與蓬勃發展，有力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推動全民族抗戰浪潮的不斷高漲，建起了光彩奪目的歷史豐碑。
在救國會建立之初，王卓然便與主管宣傳工作的閻寶航創辦了抗日救國報紙——《覆巢》，專登東北義勇軍抗戰和敵偽活動消息。1932年張學良將軍指示將《覆巢》由三日刊改為日報，并改名為《東方快報》。《東方快報》從創刊之日起即登載大量抗日文章與消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之下東北民眾的英勇抗日斗爭，受到各界民眾歡迎，日發行量達12000份，是當時國內發行量最高的報紙。
二、 主持東北大學，暗助“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
1933年3月，張學良任命王卓然為東北大學秘書長、代理校長，東北大學在“九·一八”事變后成為東北流亡學生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的中心，在王卓然主持東北大學期間，中國共產黨也加強了與東北大學校內愛國人士的合作，積極與王卓然、杜重遠、高崇民等人接觸，向他們宣傳馬列主義思想，使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堅定信念有了深刻的認同，也間接地擴大了黨在東北流亡學生中的影響，同時中國共產黨也通過發展黨員，壯大進步力量夯實群眾基礎，加強對東北大學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1932年在東北大學南校建立黨的外圍組織“東大反帝大同盟”支部。1934年春，在北平市委的領導下，東北大學成立團支部。1934年夏，東北大學學生吳夢覺、鄭洪軒、王興讓三人成立中共臨時支部，開始培養黨團員。在東北大學的教師中也有不少共產黨員。這些教師在授課同時，更重視向流亡學生講授馬列主義和國際形勢，開展軍事訓練活動，號召同學不要忘記抗日復土的重任，在黨和愛國知識分子的引導下東北大學的進步力量逐漸強大起來，成為學生抗日救國力量最集中的堡壘之一。
根據張學良的指示，王卓然以培養復土還鄉干部為宗旨，結合對日斗爭的實際情況，改革校政，整頓校風，并同企圖爭奪東北大學統治權的國民黨CC派展開斗爭
首先，王卓然倡導“讀書救國”的教育思想，加強紀律整頓，樹立學業與軍訓并重的校風，為培養復土還鄉的干部，王卓然遵照張學良的囑托“管訓上要超黨派，不論學生的思想是左是右，要一視同仁，啟發大家的團結力與愛國心；注重學術、注重軍訓，要學生能拿筆也能拿槍”。
此外，王卓然還對東北大學的院系進行了調整。縮小政法、理工兩系，為了將來聯俄抗日、同日作戰的需要，增設邊政系俄文班和日文班。以期對蘇聯和日本有深入的了解，王卓然還建議系里安排學生到哈爾濱，與俄僑住在一起，以便了解蘇聯情況。俄文班前后共招生1百多人，后來這些學生絕大部分都成為“一二·九”運動的骨干，還有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三、 幫助和安排斯諾的陜北之行，出版發行中譯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作為第一個采訪紅區的西方記者，聞名遐邇，1936年6月，斯諾沖破國民黨當局的重重阻礙，進入陜北蘇區采訪，寫出了舉世聞名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名為《西行漫記》)，在中外讀者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本書不帶政治偏見和黨派色彩，發布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首次從西方新聞記者的角度，實事求是地向世界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形象，不僅吸引了大批愛國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也吸引了白求恩、柯棣華等許多國際反法西斯戰士，不遠萬里到中國來支持中國人民反抗日本的侵略。然而卻很少有人知道，斯諾以一個西方記者的身份得以進入陜北蘇區采訪，是在張學良幫助和安排下，由王卓然先生及其子王福時的大力協助才得以進行的。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后，斯諾由陜北回到北京，將從陜北帶回的會談記錄以及自己寫的長篇報道等大量材料交給了王福時。由于當時國統區乃至國際上對共產黨領導的陜北蘇區的情況知之甚少，不利于全國統一抗戰局面的形成。王福時便決心把這些材料匯編成書，這一想法也得到斯諾夫婦的支持。于是王福時迅速著手組織翻譯、編輯的工作。1937年4月，也就是日本全面進攻中國之前4個月，中譯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以下簡稱《印象記》)在國內秘密出版發行。該書除收錄斯諾與毛澤東六次訪談的全部記錄外，還同時發表了陳云的《隨軍西行見聞錄》，毛澤東的長征詩詞，紅軍長征路線圖，紅軍軍歌及韓蔚爾有關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蘇維埃根據地的三篇報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收錄了毛澤東與史沫特萊于1937年3月1日的會談記錄，這篇記錄是毛澤東1937年3月10日親筆寫信給斯諾并請斯諾代為宣傳的。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一書中也摘引了《印象記》的部分內容，其中毛澤東與斯諾所談對抗日戰爭的看法，也是《論持久戰》的原型。《印象記》甫一問世便迅速傳遍大江南北，先后在上海、陜西等地秘密翻印。這本書的原版當時只印了5000冊，原版及多種地下發行的版本均被國民黨政府列為禁書。斯諾夫人寫信給王福時，高度評價《印象記》的及時出版，說它“在中國有如閃電一擊，使人們警醒起來”。它促使千百萬人不辭艱難險阻，成群結隊絡繹不絕地跋涉到延安參加抗戰。《印象記》出版6個月后，也即1938年1月，英國戈蘭茨出版公司才正式出版了斯諾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4月，該書由上海的進步文化工作者胡愈之等人翻譯，以復社名義正式出版發行，中譯名為《西行漫記》。
1937年“七七事變”后，王卓然等抗日人士也曾在斯諾夫婦北平東交民巷斯諾的宅邸避難。從《王卓然自傳》和斯諾夫人致張學良的書信等歷史文獻的記錄，也可以了解王卓然與斯諾夫婦的交往和關系，王卓然先生作為張學良的親信，在斯諾的幾次蘇區之行和《印象記》的出版發行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 勸諫張學良與共產黨合作抗日，促成“西安事變”
1935年10月11日王卓然與高崇民、閻寶航、盧廣績、王化一去上海曹河涇蘇州第二監獄探望在押的杜重遠。眾人討論了國內形勢，一致認為：蔣介石推行“先安內、后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斷送了東北、華北，又命東北軍參加“剿匪”，是想消滅共產黨、東北軍的一箭雙雕政策。因此，東北人民要打回老家，抗日復土，必須停止內戰，保存東北軍這支實力。為此，眾人聯名給張學良寫了一封沉痛的信，勸張停止“剿匪”，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并推薦高崇民去西安給張學良送信。
張學良還曾多次召集王卓然等東北軍政要人商議，聽取王卓然等人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意見，堅定和推動了張學良逼蔣抗日的決心，在“西安事變”前夕的1936年11月14日，張學良找到王卓然、閻寶航、盧廣績、吳家象、黎天才、王化一等人進行一次長達6小時的談話，表示不愿再去打內戰，要與共產黨聯合抗日。
五、舉薦中共黨員進入東北軍領導機關
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郭維城同志早年于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就讀。“九·一八”后。郭維城作為流亡北平的東北學生，在燕京大學借讀。當年暑期，又考入復旦大學。在那里，他加入了共青團，１９３３年４月，轉為中共黨員。１９３４年，郭維城獲得法學學士學位。正當黨組織考慮他去向的時候，郭維城給主持東北大學的王卓然寫了一封信，經王卓然力薦，來到張學良身邊工作。進入東北軍領導機關，被任命為上尉科員，負責給張學良摘譯英文報刊雜志。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變”爆發后。由郭維城草擬了新聞通稿并向全國同胞和全世界發布這一重大消息。事變第二天，郭維城奉命接收了國民黨《西京日報》，將其改為《解放日報》，并主管《解放日報》和廣播電臺，特請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幫助進行國際宣傳。郭維城還利用在東北軍領導機關的特殊身份，及時掌握敵特動向，保護了大批遇險的同志。
六、在黨的指導下建立“東北救亡總會”
“西安事變”之后，由于張學良被拘禁，在國民黨不斷滲透分化各路東北民眾抗日救亡組織的形勢下，為了貫徹執行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廣泛團結各東北救亡團體的抗日力量，周恩來指示“東工委”書記劉瀾波，要把東北人民和東北軍團結起來抵抗蔣介石的分化瓦解，把進步的東北軍官，東北人士組織起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致函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要求把現有的東北各級救國團體加以整合，“建立整個東北民眾救國團體聯合會，在今天可以作為建立東北群眾統一戰線活動的中心”。
1937年6月，由劉瀾波、車向忱、王卓然、高崇民、閻寶航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了“東北救亡總會”(以下簡稱東總)，后東總遷到武漢，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又成立了新的主席團，王卓然是東總七位主席團成員之一。于毅夫（中共黨員）負責東總的宣傳工作，王卓然任東總機關刊物《反攻》雜志社長。東總的成立，積極推動了東北民眾抗日斗爭的深入發展，領導東北民眾各抗日組織繼續進行抗日武裝斗爭，培養出大批愛國志士，奠定了中國人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實基礎。
七、結語
自“九一八事變”爆發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王卓然先生一直致力于積極推動和協助張學良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西安事變”后，王卓然先生在中共指導下繼續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亡團體，直到抗戰結束，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中華民族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功不可沒。（鞍山市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王立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