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30日，啟功先生夫婦的靈骨安葬于北京西郊的萬安公墓，入土為安。一年前，我曾經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先生一程，現在再到萬安公墓與先生告別。面對仿制成先生生前最喜愛的一方硯石的黑色墓碑，我相信先生伉儷的靈魂早已化蝶升入天堂。雖與先生云天遠隔，我時時拜讀先生的手跡，閱讀紀念先生的文章以寄我的無限思念之懷。有時我仿佛坐在先生的面前，聆聽他老人家的耳提面命，如沐春風。忽然想到先生已經駕鶴西行，不禁潸潸。每每想寫點文字紀念先生，無奈筆力愚鈍，難以遣辭表達心情之萬一。面向先生的墓碑，追思之情，不能自已。
作為一位深受愛戴的教育家和成就卓著的學者，先生于國家之鐘愛，于社會之關切堪稱世范，即使身陷坎坷逆境當中，也不改變。1957年，先生被提升為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不久后，卻在反右運動中被北京畫院劃為右派，一度被迫離開他至愛的講臺。對于多舛的命途和艱難的境遇，先生豁達應對，依舊勤勉學問，耕耘不輟。先生的夫人想不通，先生勸解說，劃成右派又不是殺頭，咱們這些封建余孽，資產階級還要革咱們的命呢，何況無產階級。先生對于一生中所遭遇的類似經歷，總是淡漠視之。一次我去拜訪先生時，看到先生案頭放著張中行先生送來的回憶錄，我遂建議先生寫一些回憶的文字。先生搖搖頭笑著說，回憶痛苦的事情我可不干。2003年，在做了膀胱造瘺手術之后，先生才提出把他知道的事情講出來，于是有了《口述歷史》一書。先生晚年擔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一度經常奔波于全國各地的博物館之間，鑒定文物。長期的勞頓使先生顯露出疲憊和消瘦。我請先生注意身體，先生卻沉重地說，看到有些博物館把珍品當贗品賣了，卻買回一些贗品當作寶貝留著，我真著急。趁著我還跑得動，我得抓緊時間多走走多看看。2004年9月，北京師范大學校友會召開理事會，先生身為名譽會長，因受疾病之阻不能親蒞會場。先生對于當前功利浮躁、重官不重學的世風和學風憂心忡忡，他呼吁各位校友為掃除頹敗的風氣，挽救國家出一份力。先生在家中對著錄音機講了三十分鐘，他老人家諄諄地說，我有校友會的名譽，也有責任。希望與大家共同擔起教育青年一代的責任。四個月后，先生即入院治療，一病不起。
先生一生心胸曠達，幽默樂觀。先生一位朋友的妻子懷疑丈夫“節外生枝”，對其處處設防。我也與這兩位長者熟悉。一天，我去拜訪先生，先生笑著告訴我，昨天他們夫妻二人來先生家做客，妻子指著丈夫問先生，大哥，有人說他有桃花運，您看他到底有沒有桃花運？先生回答，我看有。先生不循規蹈矩地先否定后勸解一番，反而十分肯定地說朋友有桃花運，著實讓友人夫妻感到意外和驚詫。接著，先生故弄玄虛地低聲對朋友的妻子說，他要是有沒桃花運，怎么能跟你結婚呢？說完自己先笑起來。先生的幽默使來客忍俊不禁，化解了道聽途說而引起的猜疑。
先生于晚輩關愛至切。由于先生與我的祖父同為九三學社社員的緣故，我有幸經常到府上討教于先生。在先生去世前的二十多年中，我到過先生在小乘巷的兩間南屋，到過北師大校園東北角的兩居室單元樓房，去打擾先生最多的地方是被先生稱之為浮光掠影樓的北師大小紅樓六棟。無論地位和住房如何變化，先生總是那么和藹可親。我與先生談論的話題多為典故和趣事，說到得意之處，先生總是笑得瞇起眼睛。因為有氣管炎，這時先生往往要咳嗽幾聲，有時甚至站起來咳。在聽別人講話時，無論長幼，先生總是一邊聽一邊答應，以示尊敬。有時說，這真好，這真好；有時嘆氣搖頭。當我向先生告辭時，他總是起身送我到門外。我有冒昧請求，無論于公于私，先生都慷慨應允。1982年我即將從北師大畢業，當時負責物理系畢業生分配者乃文革中造反起家的所謂“三種人”，其工作方法不為大家所接受。先生聞知后教導我說，“三種人永遠是三種人，咱們斗不過他們。但是他們怕整黨。”果然，這位“三種人”在整黨運動開始之前匆匆離開北師大出國去了。先生指導的研究生畢業之前，先生往往親自修書請有關學者參加論文答辯會。先生關心青年的成長，對于他們的遭遇力為申訴。北師大有很多學生被劃為右派并被分配到邊遠地區工作，先生一直掛念著他們。二十多年后，北師大黨委向先生宣布，當年將他劃為右派是錯誤的，現在予以改正。先生問：“我的問題解決了，那些學生怎么辦？”
先生對于師長至尊至敬。1990年，先生在香港舉辦書畫義賣活動，將收入160余萬元全部捐給北師大，請求設立獎學助學基金，幫助生活困難的學生，并借先生的恩師陳垣先生書齋的名字將基金命名為“勵耘獎學助學基金”。白石老人七十歲時，有一次向他身邊的人問起啟功，他說：“那個小孩怎么好久不來了？”先生晚年記敘這件事時說：我現在的年齡已經超過齊先生初次見我時的年齡，回顧我在藝術上無論應得多少分，從齊先生學了沒有，即由于先生這一句殷勤的垂問，也使我永遠不能不稱他老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師!
先生長往矣。他老人家勤于治學、仁者厚德、獎掖后人的道德文章為我輩永遠景仰。多瞻仰先生一日，胸中多去一分鄙陋。我輩將擔當起傳承先生精神的責任，以先生為學問導師，立身榜樣，將先生的教誨化作潤物的春雨。先生曾經說過，咱們這些人的墓碑不應該是石頭刻的，而應該是一顆顆鉛字壘成的。堆砌先生墓碑的豈止如山的鉛字，更有無數桃李之輩的淚熱。（許 進 原文刊載于《百年潮》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