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1927年回國郵輪上徐悲鴻為嚴濟慈所繪素描像，并為之題字。
圖2:出席1949年7月由全國“科代會”推選的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全體代表，第三排左起三為嚴濟慈。
我國著名的物理學家、教育家嚴濟慈先生是第一個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居里夫人與徐悲鴻是他的朋友，很多著名人物都是他的學生。在即將迎來嚴濟慈110周年誕辰之際，筆者走訪了他的兒子——中國科學院院士、寧波大學名譽校長嚴陸光。嚴院士向我們真情地講述了父親的“嚴”與“慈”……
“科學之光”下的“小科學院”
嚴濟慈(1900—1996)，譜名澤榮，字慕光，號廠佛，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生于浙江省東陽縣下湖嚴村新堂屋的東正齋。他從小聰穎過人，10歲時就開始幫其父親收賬、記賬、管賬。中學時，他的英語老師、著名翻譯家傅東華(《飄》的譯作者)特別喜歡他，遂為他取字“慕光”，意謂希望他以后追求光明和真理。嚴濟慈沒有辜負傅老師的期望，他不僅致力于對科學真理的孜孜追求，還成了我國光學研究和光學儀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自此，他與“科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嚴濟慈將自己的畢生精力都用在祖國的科學建設上，他的家庭成員中，有五人都工作在中國科學院，因而這個家庭又被人稱為“小科學院”，這個叫法緣于他的老朋友，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歷史學家周谷城先生。1984年秋周先生為嚴濟慈題寫了一首七言律師，并稱嚴家為“小科學院”。其詩文如下：
學府東南有女生，首開風氣自由婚；
于今伉儷雙高壽，當日青年正妙齡；
五子登科開學運，一家小院有科名。
家庭幸福斯為美，不愧先驅做典型。
有趣的是，嚴濟慈與“光”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的字叫“慕光”；他的七子一女都以“光”命名；他在我國的光學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制造了各種先進的光學儀器……
1927年8月，嚴濟慈學成回國。在回國的郵船上，他結識了國民黨元老、留法前輩生物學家李石曾及留法的美術家徐悲鴻，而嚴濟慈和徐悲鴻的結交相當有趣。當時，一位比他年長三五歲的同胞熱情地向他打招呼:“您好，嚴濟慈博士，我在《晨報》上看到過您的玉照和大名，我叫徐悲鴻。”兩人雖是初遇，卻一見如故，特別投緣。途中，徐悲鴻還為嚴濟慈畫了一張肖像素描，并題寫了一行法文小字，意思是:“致我的朋友嚴濟慈——科學之光，徐悲鴻”。這行題字既寓含著嚴濟慈研究的光學和他的字號(字慕光)，又表達了徐悲鴻希望嚴濟慈能成為祖國的“科學之光”，去照亮當時黑暗中國的心愿。
八十歲入黨 堅持實事求是
我們對于往事的回憶總是顯得溫情和激動。回憶起自己父親，嚴陸光院士動情地告訴筆者，“父親特別重視人的品德習性，從小就教我們要學會做人:首先，要有一顆仁愛的心，要熱愛自己的祖國，這在父親生活的那個年代似乎顯得極為重要。抗戰時，父親感到，國家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不能袖手旁觀，自己雖不能拿起刀槍，但他可用自己的知識為國家效力。新中國成立后，父親甚至以80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嚴陸光接著解釋說:“八十歲入黨？那個時候這件事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可是父親最終用行動說明了一切。”
一切事情都必須尊重事實，堅持實事求是、講真話是嚴濟慈處理各種事件的突出特點，嚴陸光深有感觸地說，父親晚年，有時遇見一些領導同志，常常會客氣地和他說:“嚴老，我是您的學生呀。”父親通常總是回答:“我怎么不記得了。”因為他1927—1928年在滬寧四所大學教了一年多書，那時的學生到八九十年代，都已七八十歲了。而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在中國科技大學雖教過“三千弟子”，但這些人還難于上到領導崗位。問來問去，這些同志大都是念過他的書或聽過他的報告，所以他說:“念過我的書不等于是我的學生，必須是我教過的才是我的學生。”
父親的告誡:要學會尊重人
嚴院士語重心長地說，父親常常告誡我們要學會愛人、尊重人，他自己在這方面就是我們最好的榜樣。父親對他的老師特別尊重，常常跟我們講他有幾位恩師，即何魯、熊慶來、胡剛復與夏爾·法布里。父親切實感到了幾位恩師的教導、愛護與幫助是他能做出些成績的重要因素，對他們永遠懷著真誠的感激之情。他們有什么需要，只要父親能辦，他都盡力去辦。多少年來，只要可能，每逢過年，他都要帶領我們全家去拜年，畢恭畢敬地像個小學生。
當然父親對人的尊重不僅僅局限于他的老師，嚴陸光特別解釋道，盡管父親早年成名，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但他仍特別注意平等待人，尊重人。父親老年時，還經常被邀請參加各種會議，特別是學術性會議。這種會一般是早上9點開始，大都要開到中午12點多，他通常提前一刻多鐘就到，一直到會議結束才走。主持會的同志擔心他過于勞累，常向他建議:“您都八九十歲的年紀了，能來大家都很高興，愿意講什么，請您講，講完后您可以早點回去，不要太累，大家都能理解，不會怪您的。”但父親通常都不接受建議，照樣堅持到會議結束。
嚴陸光說，我們每次回東陽老家時，不少老鄉親常常和我們說，父親對大家就像童年時一樣親熱，大家一起圍著桌子吃飯時，父親一定要等大家都坐好了，才一起動筷子，他絕不會先動筷子。
“另類”的情書
嚴濟慈有著一個美滿的家庭，其夫人張宗英祖籍浙江紹興，生于江蘇宿遷。當年她在報考東南大學期間，希望有人幫助補習數理，經人介紹就請嚴濟慈當教師，兩人相識后產生了愛情，他們是我國早一代自由戀愛結合的先驅。1923年嚴濟慈赴法國留學前，他們就訂了婚，何魯、胡剛復兩位教授做了介紹人。1923—1927年嚴在法國做研究生，張則繼續在東南大學攻讀，他們差不多每隔幾天就相互寫一信。
他們的情書非常有“特色”:嚴濟慈在信中頻繁地向戀人張宗英“匯報”自己的經濟狀況，有時，他還將某段時間的賬目清楚地排列出來。如他寫于1924年9月2日巴黎的一封情書中，就列出了1923年12月—1924年5月接收的匯款情況：
十二月(何師來):500方合65元約；
一月(何師來):800方合90元約；
二月(何師來):1500方合190元約
三月(熊師來):850方合100元；
四月(愛出，胡師代寄出):889方合80元；
五月(胡師來15磅)1286方合130元約
“何師”指何魯，“熊師”乃熊慶來，“胡師”是胡剛復，“愛”指張宗英，“方”即法郎，“元”即當時中國的銀元。
“忙爸爸”的寡言多情
嚴濟慈夫婦共生育了七子一女，老三三光、老七七光(女)、老八滇光在一歲左右即夭折了。又光、雙光、四光、武光、陸光長大成人后，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做出了較好的成績。五個兒子先后在五六十年代結婚后共養育了十個孫輩——四個孫子、六個孫女，孫輩也大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中的八人在90年代就成了家，養育了曾孫輩共14人，六男八女。四代共46人。
“父親一直很繁忙，他習慣于專心致志地做工作。因而，哺育與教育我們的責任主要由母親承擔，但不論誰有困難，他總是會盡力給予指導和幫助。”嚴陸光繼續說道:“父親對我們的愛，不怎么通過講一些親熱的話表現出來，但我們常常由一些小事中能感受到。我記得，在莫斯科學習時，父親帶了一個中國科學院的代表團到莫斯科訪問，我得知消息后去旅店看望他，正好碰上晚餐。按當時的紀律，我是不能去吃飯的。于是，父親在吃飯，我就在外面等著。約莫一個小時后，父親出來了，手上拿著一個小碟子，原來父親在飯后把自己的那份甜點帶出來了，還一定要我吃了。甜點其實也沒什么，但是我就感覺到父親心里一直想著這個事情，一直在惦念著我，所以我感覺很幸福。”
嚴院士還告訴了筆者一個小細節:1980年，他的女兒嚴進英高中畢業后，考上了重慶建工學院城市規劃專業，父親決定給她買張臥鋪車票去重慶，這在當時已屬特殊的優待。女兒早早地就從家中出發去火車站等車，到了火車站時，她突然發現爺爺已經在站臺上等著她，爺爺是來給她送行的，這個場面深深地刻在女兒的心中，并時常掛在嘴邊說起。
嚴濟慈平素寡言少語，他總是通過具體的行動讓身邊的人感受到他的愛。1984年11月，張宗英病逝，于11月15日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遺體火化后，父親決定將母親骨灰分裝兩個骨灰盒，一個放在八寶山，另一個帶回家，并專門安排了一個紀念室。1984—1996年間，父親搬過兩次家，每次搬家時父親都親自安排母親紀念室與遺物的搬遷。”說到這，嚴陸光的眼角開始濕潤了，他言語低沉地告訴筆者:“后來，父親的秘書與警衛員告訴我們，這12年間，只要父親在北京，他每天早晨起來，首先在母親遺像前三鞠躬，然后在遺像旁坐三五分鐘，才開始一天的活動。”嚴濟慈感情的真摯令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深為感動。
“父子所長”共聚一堂
談起自己的研究工作時，嚴陸光很感慨，他說他之所以能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因為受父親的影響，特別是父親對于知識與學問的闡述。“1959年，我從蘇聯回國后就開始參加調研工作。記得父親專門把我叫到身邊說:‘陸光，你過來下，我們聊聊。你留學回來，馬上就要參加工作了。你認為知識和學問有什么區別？當時我搜腸刮肚地說了一大堆。父親看了看我，補充說道:‘知識是人類對事物的認識與了解，是無窮無盡、不斷發展的，應該越多越好，有知識比沒知識好，這是肯定的。學生時代主要就是獲取知識，應該不挑不揀地學，努力掌握；學問是用所掌握的知識去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工作以后主要要致力于把自己的知識變成學問，為國家、社會多做貢獻，努力學會做事，把事情做好做大。’”
嚴濟慈是中國科學院的早期所長，后來他的六兒子嚴陸光院士也成為了中科院電工研究所的所長。
談起這件事情，嚴陸光顯得有些自豪，他說:“父親老年時特別提出了做學問要‘敢于好高騖遠，善于實事求是’。1993年我是中科院電工所的所長，我們電工所是1963年成立的，1993年電工所成立30周年時，我就請父親給我們所提個詞，再順便講個話。父親拿起筆就順手提了這十二個字。”
“我是1923年大學畢業的，至今已在科學和教育戰線上工作了近七十年。這兩句話是我這個本世紀同齡人七十年經驗的一個重要體會，比拿破侖說過的‘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更有積極意義。只有好高騖遠，才有可能攀登上科學技術的高峰，而要真正能攀登上去，又必須善于實事求是，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走上去，堅韌不拔，無所畏懼。一個科學家，最關鍵的就是第一要有志氣，第二要腳踏實地地干，這就是發展科學，要集中精力地干事。”嚴陸光時刻銘記父親的這段講話，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常常引以為訓。
參與組建中國科學院及中國科技大學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使嚴濟慈歡欣鼓舞，年屆半百的他熱切期望能創造條件重新在一線從事一流的研究工作，他積極參加了中央研究院與北平研究院兩個物理研究所的合并重組，準備在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所(即當今北京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長崗位上繼續拼搏。就在1949年9月初，已內定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來東黃城根物理所看望他，和他暢談了新中國發展科學事業的宏偉前景，邀請他參加中國科學院籌建組織的領導工作。嚴濟慈見郭老情真意切，就決定按照工作的需要，愉快地集中精力參加到籌建中國科學院的組織領導工作，開始了人生的新階段。
1958年年初，中國科學院的許多科學家和領導同志提出:要改變我國過去采用的辦教育的方式，把教育和科學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利用科學院的科學家力量比較雄厚、各研究所實驗設備條件較好的特長，創辦一所新型的理工科大學。同年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了科學院關于創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報告，由郭沫若親任校長。嚴濟慈當時已年近六十，感到回實驗室再做研究已不可能，搞組織領導工作也已偏老，而科學事業需要后繼有人，應該集中精力來培養年輕人，于是積極參加了科技大學的籌建。
1961年，嚴濟慈出任科大副校長，負責領導全校教學及4個系和3個教研室、處的工作；1980年郭老去世后，他繼任科大第二任校長，1985年起任名譽校長。
作為科技界的代表，嚴濟慈參加了政協第一屆會議，從1954年起至1993年，他連續當選為第一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六、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為我國科技界出任國家領導人的一位代表人物。（王信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