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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與祁龍威半個世紀的清史情結


1957年的春夏之交,在九三學社中央工作的祁龍威①與在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近代史組任教的戴逸,一起參加了由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組織召開的史學座談會,圍繞中國近代史該如何分期、太平天國運動的性質這兩大問題進行研討。會議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大年主持,參加會議的大多是史壇名家,碩儒高士,有羅爾綱、侯外廬、榮孟源、邵循正等十多人。祁龍威、戴逸這兩位同鄉、同學、同道就在這次會上相交相識。他們雖是國學名家、著名愛國人士金叔遠先生的得意門生,但祁在前,戴于后,故兩人在此前只是互有關心,而無緣相見,此次相聚京華,雙方均額手稱頌。

當時,開會地點在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而祁龍威歇宿于西四頒賞胡同,每天會議結束,戴逸就堅持步行,將祁送到下榻之處。兩人邊走邊談,談學習,談工作,談鄉情。祁龍威雖是戴逸學長,但他對戴一直敬重有加,他知道戴在常熟家鄉時,就住在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鐵琴銅劍樓瞿家的對面,與瞿氏父子相熟,自幼耳濡目染、好學不厭,且勤于筆耕,早在1942年就常有文章在報刊發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即有史學專著出版,一年前,祁讀到戴在《歷史研究》發表的《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專論,更讓他多次拜讀,印象深刻,同時他還了解到戴的又一本新著《中國近代史稿》也將于近期問世。故此次相見相識,祁雖是學長,卻以欽敬之心十分留意戴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果。而戴逸也深知龍威學長深得業師金叔遠先生器重,再加祁常隨著名詩人表兄楊無恙求學問業,時有長進,1939年祁赴滬在上海東吳大學附中讀書,拜光華大學教授金松岑先生為師,多年侍從左右,攻研史學。經業師薦介,祁又與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弟子朱季海、貝仲琪、王仲犖等前輩論交,故戴也時常仰慕學長才名。此番相見,兩人不但實現了多年夙愿,也從此結下了長達數十年的深情厚誼。

同年8月,祁龍威至蘇北師范專科學校(揚州師范學院前身)工作,專門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雖然與戴逸相隔千里之遙,但常縈懷于心,每有學術研究之所思所得,就通過書信往來,共同切磋交流。1961年10月,中國歷史學會和湖北省社科院在武漢聯合舉辦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來自全國各地的史學工作者100多人出席了會議,祁龍威赴會并作了《論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文交流。會上,祁龍威與戴逸再次歡聚。次年春天,祁龍威應戴逸之邀赴京,為人民大學近代史研究生班就太平天國史講了一個多月課。兩人的感情也愈加深厚。

“文革”爆發后,祁、戴均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黑幫”,打為“牛鬼蛇神”,兩人的交往也就無奈地中斷了6年,雖然都在忍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折磨,但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對史學的研究。直至1974年夏秋間,祁龍威受中華書局委托,赴京編注《洪秀全選集》,才與從江西余江五七干校當了幾年豬倌后回京不久的戴逸重新取得聯系,劫后重逢,兩人互道珍重,相慶平安。1978年,揚州師院恢復歷史系,并建立了碩士研究生聯系點,由祁龍威主持工作,祁也分外敬業。1986年,戴逸應邀赴揚州師院,為即將畢業的研究生主持論文答辯。這次去揚州,行程雖短,活動卻排得很滿,既有論文答辯活動,又應邀為揚州文化部門作了一次專題講學,還與祁龍威就研究生點的建設事宜進行探討,提出了開設近代學術史方向課程的意見和建議。

傾心治史的畢生追求使祁、戴兩位史壇名家年歲越長,心貼得越緊。2002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同年12月成立了清史編纂委員會,76歲高齡的戴逸教授被任命為國家清史編委會主任,清史編纂工程于焉肇始。2004年4月6日,清史編纂體裁體例學術座談會南方片會在上海召開,來自江、浙、滬等十個省、市、自治區的120余位專家學者濟濟一堂,祁龍威應邀出席。當天,戴逸與祁龍威在餐廳不期相遇,戴喜出望外,快步上前,兩人親切擁抱,互致問候。戴知道比自己年長4歲的祁龍威腿腳不便,晚飯后便專門來到祁之房間,促膝長談,動員學長參加《清史》工程,先編“揚州學派”叢書,祁老感其深情,頷首應承。2005年春天,廣陵書社擬將清光緒年間御史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整理后影印出版,該“日記”所記起咸豐四年(1854),迄光緒二十年(1894),較為全面地反映了晚清40余年朝章國故、學術人心,被專家學者將其與《緣督廬日記》、《湘綺樓日記》、《翁同龢日記》并稱為晚清四大日記,認為這些日記的史料與學術價值極為豐富,足可補國史之缺。祁龍威認真研讀后,為之作序介紹,并推薦給戴逸,戴先生讀后,深感欣喜,決定將“日記”列入清史文獻叢刊,同時委派專人赴揚州,在落實出版的同時,登門拜謁祁老,敬請祁老掛帥承擔《清史•樸學志》的撰寫任務,其時祁老已83歲高齡,如應允承擔,則又要潛心奮斗5年,感戴先生盛情相邀,祁老毅然決定受命出山,為《清史》修纂工程鞠躬盡瘁。當來人返京復命時,真切地感受到了戴逸先生如釋重負的欣慰心情。

2005年11月1日,祁龍威先生執教與從事學術研究60周年紀念活動在揚州舉行。主持人首先在會上宣讀了戴逸先生的賀信,賀信說,“龍威教授博學多聞,文采斐然,人競識荊,士希立雪。江淮才俊,挹開府之清新;東南師表,比賈馬之博雅。仆誼屬桑梓,忝附學第,謹申敬仰之情,馳電心儀,言不盡意。”字里行間盈溢著戴逸先生對祁老的崇敬之情,宣讀甫畢,即贏得滿堂掌聲。其實,戴逸先生對祁龍威先生人品上的敬重,學識上的推崇,才能上的仰慕,由來已久。早在2003年,祁龍威薈萃多年心血之新著《考證學集林》行將問世時,就由戴逸為之作序,序稱:祁龍威教授是我的同鄉、學長,“我們相交已40多年,切磋學業,交流心得,他為人豪爽熱情,常常操著濃重的常熟方言,抒發新見,議論風生,一座為之動容,我從中受益甚多。”“龍威同志治中國近代史,尤致力于太平天國史,著作甚豐,他學識淵博,多才多藝,曾受過文字音韻學的訓練,遍覽古代經典,嫻熟傳統學術,尤精于考證”,“由于中國近代史史料繁富、記載雜出,矛盾分歧之說極多,而做考證工作的同志極少,故龍威同志這部《考證學集林》實有篳路藍縷、開辟榛莽之功。”在揚州紀念活動兩天后,祁老伉儷因故赴京,戴逸先生偕夫人專門設宴洗塵,席間,兩位老人交談甚歡,笑語朗朗,所談主題還是如何完成好清史工程,彼此肝膽相照,盡見赤子之心。

經三年努力,由祁老掛帥的《清史•樸學志》已完成總量五分之四,且每編質量均得到戴逸先生充分肯定。當筆者采訪祁老時,老人一再謙讓,說不要寫我,應該寫戴逸先生,他向我介紹說,“戴逸先生是一個為人寬厚,包容大度的人,他在研究學問上高瞻遠矚,統攬全局,篤學虛懷,學有根底,人才難得,在當代主持《清史》纂修工程者,僅此一人而已。我和戴先生雖是同輩,他稱我學長,但我總感到他是滄海,我是一粟,他是泰山,我是一丘。”言罷,祁老神色凝重,若有所思,“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長壽,能將修纂《清史》這一當代中國浩大的學術文化工程順利告竣則功莫大焉!”(作者:沈秋農  原文刊登于2009年12月17日《人民政協報》)

注①:九三學社成員、我國著名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1956年10—1957年8月曾在九三學社中央短暫任職。曾任九三學社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九屆中央委員,九三學社江蘇省委員會副主委,九三學社揚州市委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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