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孫承佩原名耿殿文，山東桓臺人，1915年12月29日出生。1934年至1937年就讀于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參加了“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1955年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他長期擔任并主持九三學社中央領導工作，曾任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長、副秘書長、秘書長，第一、二屆九三學社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五、六、七、八屆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常委，1979年起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1989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相繼擔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第五、六、七屆常務委員。
淄博市桓臺縣新城鎮是歷史文化名鎮，深厚的文化背景，孕育了眾多歷史名人，孫承佩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九三學社的歷史上，孫承佩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是九三學社組織的實際組織者，組織的發展壯大與其有著十分重要的關系。從1952年他兼任社中央副秘書長、后來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直至1990年逝世，九三學社在38年中大多是他在主持具體的工作，這在一個黨派的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他是淄博桓臺縣人，也可能是淄博市在中央部門擔任職務最高的人士。但由于他低調的作風，他這個人在我市甚至桓臺縣都鮮為人所知。所以，在《桓臺縣志》和《耿氏家譜》上都沒有記載。
今年以來，九三學社桓臺縣基層委員會成立了以主委魏會東為組長的孫承佩研究小組，到桓臺縣新城鎮城北村及馬橋鎮前金村，拜訪了孫承佩的鄰居牟際恭老人、孫承佩的表弟王淇老師及孫承佩的同學金鐘老師。他們分別講述了孫承佩在家鄉的那段歲月經歷。
孫承佩本來的名字是耿殿文，之所以又叫孫承佩，是一個偶然的經歷造成的。當年在青州師范上學時，他的一個高年級同學叫孫承佩，字子玉。1935年時，當局對師范教育還是比較重視的，對師范學生免學雜費、不收住宿費，學生自己只用出書籍費，但是師范畢業后要當三年教員，才允許再升大學。那年應屆高中畢業生較少，不足大學招生的數額，國民政府就下令允許應屆師范畢業生可以直接升大學。當時，他在讀師范第四年，還沒畢業，而同學孫承佩恰在這年畢業，并且在桓臺就業了，就業使用的名字是孫子玉。于是，他就借了孫承佩的畢業證書，本著考考試試的想法，竟然考中了，從那時起，就用孫承佩這個名字。
孫承佩1915年生于新城鎮城北村。1924年在新城鎮城北村的桓臺縣第一高小讀書。畢業后繼續在新城鎮的桓臺縣師范講習所專業學習一年，1930年到青州師范（山東省第四師范）讀書。那時師范分前期師范、后期師范，各三年時間，他在讀完前期師范、進入后期師范一年級時，參加的大學考試，也就是在1934年考上了北平法商學院。
孫承佩在大學期間，往年的寒暑假還能夠回家鄉，但從1937年春節走了之后，直到參加革命后才有一次回到城北村的經歷。1950年因為父親病重回來看望父親，牟際恭老先生還招待他吃了一次飯。他父親那時跟著他姐姐住。之后，一直到他父親去世他就再未回過家。
牟際恭老人（91歲）的家座落在新城鎮城北村南北街的西側，孫承佩的家原先就在他的北鄰，另在路的對面還有一處住宅，都是青磚的瓦房，并且有廳房。目前兩處房屋皆不存在了，牟際恭老人后鄰的一處很早就勻給了別人，對面的一處解放后交公了，現在是村委辦公的地方。現在的房子是早已翻蓋了的。他父親叫耿玉符，家庭經營以農為主，做點小副業。開始是經營饃饃房，捎帶賣點小百貨，再到以后掛靠著做小錢莊。那個時候在城里有四十幾家錢莊。在農村能貸一點款，方便大家，所以他的家庭條件是較好的。孫承佩曾有一次包辦婚姻，在讀益都師范時，就是在牟際恭北鄰的宅子里結的婚，結婚時大概十七、八歲。
目前能找到的與孫承佩有關的歷史遺存，那就是城北村碑。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各個村莊相繼建立村碑，以標明村莊的隸屬、來歷等基本情況。牟際恭帶頭為修建村碑捐款，并提議找村里有德望的人題字。牟際恭原本想請中國當時著名的書法家牟紫東題詞，無奈牟紫東當時已臥病在床。牟際恭就給已在北京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的孫承佩去信，希望孫承佩能題字。一月之后牟際恭就收到了孫承佩的回信，孫承佩在信中說：“際恭老鄉親：我不會寫字，我寫得不好。你讓我寫我不得不寫。如果能用就用，不能用我就另寫。”這就是如今村碑上刻著的“新城城北村”幾個字，落款孫承佩。
圖片說明：1979年，孫承佩副主席（左一）參加楊靜仁同志（右六）率領的全國政協代表團在羅馬尼亞訪問。
圖片說明：1951年8月15日孫承佩所在的中外記者團在采訪朝鮮停戰談判后在開城駐地合影留念。圖中前排蹲者左一為新華社攝影記者錢嗣杰、左二為記者團團長張沛、左三為《光明日報》記者孫承佩，右一為《人民畫報》記者安林。后排立者右一為新華社報務員王梯云、右二為香港《大公報》記者朱啟平、右四為匈牙利記者米賴依，右七為新華社譯電員劉茂儉、右八為法國《今晚報》記者貝卻敵。后排立者左一為《東北畫報》記者梁楓、左二為英文翻譯向立、左三為韓語翻譯崔彬、左六為英國《工人日報》記者阿蘭．魏寧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