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開誠先生的辭世,讓廣大后學無比懷念。他的卓越學術文化成就和對國家社會的重要貢獻,不僅在我國上層經典文化學界有相當高的評價,也在我國民俗學界具有很大的影響。金先生曾與我國著名民俗學家鐘敬文教授交誼甚深,而金先生小鐘老32歲,卻在鐘老百年身后的7年便匆匆離去,這是讓人十分痛惜的。他帶走了那樣真誠熾熱的愛國深情、那樣深厚精粹的學問積累和那么富有才華的中國文化傳承氣象,這是一種無法彌補的損失。
金先生認識我和教導我,是與改革開放30年中國民俗學高等教育的改革歷程緊密相關的。我在文革后上大學、考研究生,師從鐘老讀民俗學專業,后來又當鐘老的助手,在其中的很多環節上,金先生都起到了關鍵作用。他與鐘老的莫逆之交和與北師大的淵源關系,讓廣大鐘門后學受惠多年。
1949年,鐘敬文教授響應黨的號召回到祖國,到北京師范大學任教。1953年,鐘老招收了全國第一批民間文學專業研究生;1955年創立了全國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就在這一年,金開誠先生成了北師大的“姑爺”。鐘老當時對中央高校規劃綱要中的民間文學教育體制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但同樣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并不能一一實現,甚至還曾與金先生的老師游國恩先生產生過學術爭論,對此鐘老自己也說過:(將來)“有人在談話里提到這段歷史上的小風波的時候,我們將用回顧自己孩童時代行徑的那種心情去給予愛撫的微笑罷”。實際上,在上世紀50年代,前輩學者大都在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新中國高校的人文社會科學建設,他們重視本民族文化價值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鐘老那時也要求弟子學習馬克思主義原理,正確地對中外學術文化遺產。他還經常在周末帶領弟子逛舊書店,或者上香山、去頤和園,對培養新中國民俗學人才傾注了很深感情,這時金先生都跟著參加,他謙虛謹慎,又不復依傍,往往語出驚人,所以深得鐘老賞識,一老一少私交很深,改革開放后,鐘老發展了自己的學術思想,提倡從中國整體文化觀的角度研究民俗學,并提出建立民俗文化學。這時金先生也已成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和傳統文化史的名家,他們經常在報刊雜志上撰文唱和,彼此關注。而從中國民俗學的建設說,金先生在這一階段中的歷史功績是尤其需要銘記的。
首先,他在游老和鐘老之間,在中國古典文學和民俗學這兩門頂尖理論研究的大師之間,架起了橋梁,對二老生前沒有機會共同解決的一些問題,給予了解決。他還對游老的學問加以發展,主要是從文化史的角度,對古代經典和下層文獻加以綜合研究,這使他能始終把握國家社會發展的主流方向,對政府公共文化政策建設提出大量有價值的建議。他對鐘老學問的認識也有很大的發展,主要是能從現實實際出發,關注文化史家和民俗學家都不一定注意到的現象,要求重視社會變遷的實際,這樣他就不是僅盯著歷史規律,還能關注具體的變動,深入到具體對象的社會活動中去研究,這樣的研究就能提供歷史現象重組的機會,產生學問上的創造力,他常說“知識能用,才是力量”,受他的啟發,我認識到,一門學問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理論運行的實踐性,這也正是金先生與前人學問相區別的一個重要特征。
其次,金先生是中國民俗學近年改革實踐的功臣。我在師從鐘老念書期間,金先生的中介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金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摸索了一套教學科研的絕招,它們同樣適用于文革后北師大民俗學專業青年人才的培養。鐘老經常讓我去找金先生,還幾次請金先生來北師大講中國傳統文化課,觀察金先生的講演在同學中引起的轟動效應,然后再針對我們這一代人的特點進行教學改革。我于1985年完成碩士論文答辯,1989年完成博士論文《明清民間文藝學史略》的答辯,這中間不知跑了金先生家多少趟。他通過幫助我,實際上也等于輔助了鐘老的教學,這對于鐘老晚年來說,真正是肝膽相照的援手。在我博士論文答辯時,金先生經鐘老的“欽點”被委以重任,既當博士論文評議委員,又當答辯委員會成員,另一位九三學社的前輩啟功先生也是本次答辯委員會的委員。而金先生的出力相助,的確給北師大的民俗學創新教育增添了實力,也帶來了新思路。1993年,北師大成立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鐘老特邀北大著名學者季羨林、張岱年、費孝通和金開誠先生一道,加上其他9位國際同行中的一流學者,共同擔任特約通信研究員,這其中對金先生的愛重不言自明。1999年和2000年,北師大以“中國民俗學教育的改革與實踐”項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和北京市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金先生更是功不可沒。
第三,金先生是中國民俗文化國際交流事業的有力支持者。金先生憑著深厚廣博的學問積累和鐘老學問的透徹了解,不僅在國內學界扶侍鐘老,也在海外文化推介上為鐘老大聲疾呼,不遺余力。一次,他應邀為鐘老的新著《蕓香樓文藝論集》撰序,幾十萬字的書稿序言不出半小時寫完,思想深刻又文采飛揚,大有裨益于鐘老此著的對外交流,鐘老為此逢人就夸“金開城,大才子”。后來啟功先生聽說此事也盛贊云:“唐有李白,今有金開誠,文章八千言,倚馬可待,無人能比”。鐘老在對我的培養教育上也強調吸收世界先進學術成果,而我兩度出國留學的推薦人都是金開誠先生。當他在“與被推薦人的關系”一欄中填上“師生”二字時,我的感動無以復加,因為我深知這是一種殊榮,在他并不求回報,而在我卻必須用一生的努力來回答的。
現在金先生已與鐘老去了同一個世界,兩位恩師一定在對祖國和對后人無悔無怨地的奉獻中從容相談,生者的懷念不也應該因此而化為前行的動力嗎?敬愛的金先生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