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科學”與九三學社密切相關，是九三學社歷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對象。如九三學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學座談會”；九三學社的優良傳統是愛國、民主、科學；《九三學社成立宣言》提出：“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而努力，始終不懈”；九三學社歷屆章程中始終強調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九三學社主辦的刊物名為《民主與科學》；許德珩回憶錄名為《為了民主與科學》，鄧小平為之題寫書名。
從九三學社的角度思考和研究民主、科學，我曾提過四點淺見：第一，民主、科學在本質上與愛國主義一脈相通；第二，民主、科學是九三學社的愛國傳統和重要特色，我們理應始終強調和大力弘揚；第三，弘揚民主科學精神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潮流和趨勢，并非只有九三學社在弘揚：一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弘揚民主科學精神，二是其他民主黨派也高度重視弘揚民主科學精神，三是北京大學等高校和許多團體、個人也以弘揚民主科學精神為己任；第四，弘揚民主科學精神任重道遠，全國人民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齊心協力地進行堅持不懈的長期奮斗。
今年恰逢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筆者擬重點就上述“弘揚民主科學精神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潮流和趨勢”，并結合清除封建殘余影響略抒管見。
一
以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后改稱《新青年》雜志）為標志，中國興起了一場以民主與科學為基本口號的新文化運動。1915年9月，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中號召國人“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1919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提出：“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國粹和舊文學。”陳獨秀還明確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有人對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歷史背景如此概括：由龔自珍、魏源的改革論到曾國藩的自強求富論、李鴻章的縫補論再到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論，進一步發展到孫中山的反清革命論，歷史的發展就像從山上滾下的石頭，速度越來越快，力量越來越大，勢頭越來越猛，以至一發而不可收，令人目不暇接。辛亥革命后，清王朝雖被推翻，但民主新秩序并未建立。北洋系舊勢力對專制王權戀戀不舍，革命派對如何建立民主新秩序意見不一，這無形間為帝制復辟的逆流留下一道閘門，洪憲帝制、張勛復辟等丑劇一再上演。（危兆蓋：《“有容”乃大的政治》，《博覽群書》2008年第2期）由此可見當時封建勢力之強。
正因當時封建勢力很強，所以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有著明顯的現實針對性和反封建性：提倡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反對北洋軍閥的封建專制統治和在許多人頭腦中占支配地位的封建專制思想；提倡科學，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反對社會上盛行的封建愚昧和封建迷信。有人指出，正是在民主和科學這兩面旗幟之下，啟蒙思想家們對于統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的封建禮教進行了自覺的挑戰，對于阻礙中國進步的舊政治、舊道德、舊文學等展開了英勇的攻擊。他們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這個潮流是生氣勃勃的、前進的、革命的。（《五四時期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人民日報》2004年4月28日）
有人將民主、科學稱作二十世紀以來響徹中國思想界的兩個主旋律。其實，民主、科學雖然在五四運動中才被正式提出,但自鴉片戰爭開始, 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一些有識之士和思想先驅就在為此進行探索和追求。如魏源、徐繼畬、姚瑩等人在著作中就介紹過西方的民主制度，魏源還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王韜、鄭觀應等人主張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維新派主張“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大力宣傳西方的自由、平等、民權思想和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嚴復倡導科學精神與民主制度，主張學習西方的“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并提出了“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思想。辛亥革命后，“民主、科學”思想得到進一步傳播。誠如胡適在1923年為《科學與人生觀》作序時所言：“近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我們至少可以說，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
關于民主、科學同五四運動的關系，有人指出，人們將民主與科學視為五四運動的當然代碼，這實際上是只看到了五四運動的工具層面，未看清楚五四運動的目的層面。從五四運動的目的層面看，民主與科學的背后還存在著一以貫之的精神。這種精神，有人解讀為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認為人們是為民族振興而要求民主與科學；有人解讀為自由主義或個性解放，認為人們是為個人自由而要求民主與科學。有人指出，自由主義主張在新文化運動早期曾頗為流行，但后來已被大多數先進分子所拋棄，只有少數運動的右翼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仍堅持這種主張，并不能代表五四運動的主流。自由主義既沒有把中國引向民族獨立，也沒有給中國帶來政治的民主與科學的繁榮。也有人指出，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愛國與自由，表明了近代以來國人的思想覺悟由淺入深的過程：由物質器物層面到政治制度層面，再到當時的精神文化層面。
五四運動后涉及民主、科學的文化論爭，值得提及的是1923年至1924年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反對科學萬能和科學主義, 反對把科學當作宗教或全知全能的人類救世主來崇拜。他們或力圖區分科學與科學主義的不同,或力主劃清科學與哲學、科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界限,認為哲學比科學、價值世界比科學世界更重要。以丁文江、胡適為代表的科學派則強調科學與哲學的聯系。丁文江是真正從哲學上對中國所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獨立和深入思考的科學家，他認為科學的方法在各個領域都是普遍適用的，只要將科學方法應用于人生問題，科學的人生觀就是可能的。胡適還列出十條基本觀點來描繪他所主張的科學的人生觀。這次論戰的歷史影響十分深遠，直至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科學觀與價值觀、人生觀的關系，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關系，科學發展與人文關懷的關系，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關系，仍是學界研討和爭論的重要話題，甚至出現了在研討和爭論中找到共同學術傾向與學術旨趣的所謂“科學文化人”的學術共同體。關于科學派和玄學派的評價,學界意見不一,本文姑置不論。但我贊同某學者所言：在當時中國科學十分落后、封建主義文化非常盛行的情況下，科學派反對玄學派貶低科學的方法，而主張“科學的人生觀”，無疑有利于維護五四運動中高舉的“科學”大旗, 有利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的思想啟蒙，這也是科學派在這場論戰中所以能得到廣大知識青年支持或同情的重要原因。
五四運動后對科學精神的研討很多，成為社會上的“熱點”和學術界的“顯學”，說明人們對弘揚科學精神非常重視。但有人指出，很多研討文章“停留在玄思、隨想、心得、體會之類的膚淺層面上”，“遠遠落伍于五四時代”。因為五四先哲“不僅看到科學的‘形而下’的物質功用，更揭示出科學作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價值和文化意蘊”，“對科學精神乃至科學之‘道’早就有精湛的研究和真知灼見”，“這種歷史的倒退讓人感到無比汗顏和悲哀”。目前“有關作者對古今中外關于科學精神及其與之相關的研究文獻幾乎一無所知”，“在當前急功近利、喧囂浮躁的社會環境和學術氛圍中，忙于趕浪頭、湊熱鬧、出風頭，根本靜不下心來坐冷板凳鉆研和思索”。鑒于“中國傳統文化就其本質而言是人文文化，嚴重缺失科學文化一級”，“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欠缺的恰恰是科學精神的遺傳基因（集體無意識）”，所以當前學人研究和弘揚作為科學文化精髓之所在的科學精神應有遠大目標：“為了中華文化的補苴改造，為了國民性的矯正提升，為了人的現代化和思想的現代化。” (李醒民：《中國現代科學思潮》,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9-10、51-52、66-67、70頁)
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指出：“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2頁）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真正繼承和弘揚了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并賦予它們以新的時代內涵，使其在更高的層次上進一步弘揚。如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回答黃炎培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支配時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還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國”。鄧小平進一步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還提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
2003年5月4日，溫家寶在看望清華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學生時指出，紀念“五四”青年節，我們要堅持和發揚民主與科學的愛國主義精神。堅持民主與科學精神，我們推翻了封建統治，戰勝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了新中國。堅持民主與科學精神，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貧窮落后的面貌，基本實現了小康目標。2006年5月4日，溫家寶在看望北京師范大學學生時指出，五四運動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我們繼承“五四”光榮傳統、追求民主與科學的目標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沒有民主和科學，就沒有社會主義，也就沒有現代化。我們今天講民主，就是要讓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環境，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就是要讓每一個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環境中全面成長；就是要把發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結合起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我們今天講科學，就是要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人才，遵循經濟規律、科學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就是要鼓勵創新，建設一個創新型國家。
二
如果說提倡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運動并未徹底完成反對封建專制、封建愚昧和封建迷信的任務的話，則“四人幫”在“文化大革命”中，通過假社會主義實際是封建主義反對所謂的資本主義，無疑導致了封建專制、封建愚昧和封建迷信等殘余影響的空前加強。
關于“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一方面，我們不能將“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簡單地歸因于封建主義；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封建主義殘余從心理素質、思維習慣等更深的層次上，鞏固和維護著過時的經濟、政治體制，以傳統力量的巨大作用，準備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社會心理基礎。我們知道，1957年后，隨著“左”的錯誤的產生和發展，封建主義殘余的影響得以畸形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0頁)封建主義殘余反過來又推動了“左”的錯誤的發展，加深了體制中的弊病。二者交織并乘，處于一種協調發展的狀態之中。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狀態表現得最典型。“陳腐的封建主義沉渣，借助于最革命的口號和最激烈的行動，以空前的規模泛濫起來：那樣狂熱的個人崇拜，那樣普及的封建儀式，那樣野蠻的批斗虐待，那樣極端的閉關自守，那樣淺薄的虛無主義，那樣地踐踏民主、鄙薄法制，那樣的血統論，那樣的株連同罪，那樣赤裸裸的女皇夢和林氏父子家天下，等等。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相號召的‘文化大革命’，卻導致了比資本主義更陳腐的封建主義的泛濫。”（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2—133頁)
關于在思想政治方面未能完成肅清封建殘余影響這個任務的原因，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我們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后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斗爭，在反封建斗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李維漢指出: “封建主義還很多,毛主席沒有來得及做這個事,就是打仗。我們所謂反封建就是做了兩件事,一是改變了封建的生產關系，二是把它的上層建筑打掉了。但是這個根本的東西——理論上,思想上的封建遺毒還沒有來得及清算。”“缺少了從理論上、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清算封建遺毒這一面。這是一個遺憾。”（石光樹：《李維漢建議鄧小平肅清封建遺毒》，《百年潮》1999年第5期）
黎澍寫過《消滅封建殘余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一文，丁守和記得黎澍談過：“中國封建社會很長，小生產基礎牢固，那一套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的思想道德影響深遠。近代以來雖然也引入制械練兵之術、民主自由思想，進行過變法、革命，但封建專制思想很少變化。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對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進行沖擊，有力促進了人們思想解放，追求真知，但因當時局勢，很快轉入政治斗爭。”“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了反封建斗爭，而在思想上卻未能進行有力的清算或清理。舊中國留給我們的民主自主、自由平等思想本來很少，而我們卻也來個‘興無滅資’，實則保留了封建的東西。我說是否可以說是用封建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來了個否定之否定？他說是這樣，個人迷信、個人專斷、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甚至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思想在新形式下的發展。‘四人幫’搞的更是封建法西斯專制。”（丁守和：《歷史學家黎澍的品格》，《炎黃春秋》1998年第4期）
眾所周知，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發展很不充分，社會主義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礎上開始建設的。蘇雙碧認為，源遠流長的封建社會歷史，其封建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形成一種根深蒂固的惰性，這種惰性就像一個巨大的包袱，重壓在中國人民的身上，使中國歷史每前進一步都很艱難。在這種特殊國情中，一方面清除封建殘余影響的任務非常艱巨，需要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齊心協力地進行堅持不懈的長期奮斗；另一方面，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在劃清社會主義同封建主義界限，劃清文化遺產中民主性精華同封建性糟粕界限，劃清封建主義遺毒同我們工作中由于缺乏經驗而產生的某些不科學辦法、不健全制度界限的基礎上，我們對清除封建殘余影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必須高度重視，否則很難更好地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很難更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很難更好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很難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關于高度重視清除封建殘余影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林彪、‘四人幫’混淆無產階級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的區別，制造一種錯覺，似乎實行民主就等于復辟資本主義。他們在民主問題上所散布的這種奇談怪論，搞亂了我們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們一些同志一聽到民主，就緊張得很，只怕是背離了無產階級專政，而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廣泛最實在的民主，因為它只對反抗的剝削階級實行專政，對其他所有的人都保障享有空前未有的民主權利。”“林彪、‘四人幫’所以在民主問題上制造混亂,絕不是要反對什么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要剝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踐踏黨的民主集中制,我們絕不要再上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當。”“林彪、‘四人幫’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說是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用封建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他們對任何與他們不同的意見都給扣上‘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大帽子,使得我們的思想被搞亂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列寧說過:不僅要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且要宣傳民主主義思想。我們要破除封建主義所造成的種種迷信,從禁錮中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出來。”(《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7—502頁)
李維漢指出:“封建主義，包括它的思想體系、風俗習慣，在我們國家、我們黨里，反映相當嚴重，‘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問題暴露得很厲害，因為林彪、‘四人幫’是用封建主義去反對所謂資本主義、所謂走資派、所謂黨內資產階級，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專政。現在‘文革’雖然已經過去，但封建遺毒還很深，需要徹底清算，否則，很難保證‘文革’不再發生。”（石光樹：《李維漢建議鄧小平肅清封建遺毒》，《百年潮》1999年第5期）
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在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帶有封建主義色彩的弊端，如“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它們“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鄧小平又指出：“封建主義的殘余影響當然不止這些。還有，如社會關系中殘存的宗法觀念、等級觀念；上下級關系和干群關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現象；公民權利義務觀念薄弱；經濟領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農’式的體制和作風；片面強調經濟工作中的地區、部門的行政劃分和管轄，以至畫地為牢，以鄰為壑，有時兩個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地區辦起交涉來會發生完全不應有的困難；文化領域中的專制主義作風；不承認科學和教育對于社會主義的極大重要性，不承認沒有科學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對外關系中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觀念來說，‘文化大革命’中，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一人倒霉，株連九族，這類情況曾發展到很嚴重的程度。甚至現在，任人唯親、任人唯派的惡劣作風，在有些地區、有些部門、有些單位，還沒有得到糾正。一些干部利用職權，非法安排家屬親友進城、就業、提干等現象還很不少。可見宗法觀念的余毒決不能輕視。要徹底解決上述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付出很大的努力。”“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這需要認真調查研究，比較各國的經驗，集思廣益，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措施。”
五四運動至今已九十周年，“文化大革命”結束至今也三十多年，但不論是對五四運動提倡的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合理繼承和大力弘揚，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特別是“四人幫”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的歷史教訓的嚴肅總結和深刻反思，以及對清除封建殘余影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高度重視，目前都存在相對薄弱之處，都有待于進一步加強。受此影響，目前社會上確實出現了某些值得關注的現象，例如，民主與科學在中國已正式提出了近百年，但某些人至今還滿足于糾纏在民主或科學是什么？民主是個什么東西,是個好東西或壞東西，還是個不好的東西或不壞的東西？唯科學、非科學、反科學、準科學、潛科學、類科學、偽科學、贗科學是什么等永無休止的常識性爭論中；個別人公開反對改革開放,極力宣揚已被歷史否定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明目張膽地為已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的“四人幫”和已被定性為“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的“文化大革命”翻案；不少文藝作品通過大肆美化帝王將相的方式，表達對傳統社會的崇尚和對現實社會的不滿，這在客觀上為某些封建思想的茍延殘喘或死灰復燃提供了助力（參見拙文《對<大秦帝國>熱銷和熱議的反思》,《人民政協報》2009年1月5日）；官本位、家長制、權威性格、任人唯親、人身依附、以權謀私、專制作風、急功近利、弄虛作假、封建迷信、人治重于法治、盲批所謂“科學主義”、宣揚神秘主義和極端相對主義、重視有形價值而漠視無形價值、工具主義或實用主義地看待科學等現象，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
因此，我們當前一定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以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為契機，進一步堅持和弘揚民主與科學精神；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框架內，嚴肅總結和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特別是“四人幫”實行封建法西斯專政的歷史教訓；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在前述劃清“三個界限”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清除封建殘余影響的力度，以便更好地弘揚五四精神、順應時代潮流、保證“文化大革命”不再發生，更好地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黨的十七大精神，更好地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更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更好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