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轉載自《新文化史料》第1期（1994年1月）。張西曼為九三學社主要創始人之一，中蘇文化協會曾為九三學社的早期活動提供場所，對九三學社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990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的黃宣民研究員將侯外廬先生1984年出版的《韌的追求》一書贈我。我在拜讀中發現有數處記載張西曼與中蘇文化協會的關系，亟需作些說明與史證。
我是該書提到的中蘇文化協會創辦人張西曼教授的小女兒。我的父親1949年7月在北平病逝，當時我只有一歲。我父親埋葬在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敬愛的周總理親筆為我的父親題寫了墓碑。從1974年我開始努力搜集父親的生平史料，并決心為父親出版一本《張西曼文集》。由于創辦中蘇文化協會是我父親后半生最主要的事業，因而對中蘇文化協會的研究也就成了我注視的焦點。我在著手準備出版父親文集的同時，也就順手編輯整理了《中蘇文化協會大事記》，它真實地記錄了中蘇文化協會的由來和發展。
在《韌的追求》第92頁中有一段文字，多處是不符合事實的。該文說：“中蘇文化協會成立于1936年，那是中蘇復交以后，國民黨政府迫于日本帝國主義大軍壓境華北，為了同蘇聯拉關系，由國民黨立法委員張西曼出面，與一些留蘇學生發起組織的。”而實際上是：中蘇文化協會成立于1935年10月，是我父親張西曼與好友徐悲鴻，及我的伯父張仲鈞等人共同發起組織的。國民黨政府事先根本沒有授意，只是事后由于父親請了國民黨實力派人物孫科及邵力子、陳立夫擔任協會正副會長，才被迫認可了協會的存在。在協會籌組過程中，父親不僅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的支持反而受到親日派的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汪精衛的百般阻撓和堅決反對，并派唐有壬以“駐蘇大使”為誘餌，妄圖誘使我的父親放棄成立中蘇文化協會的主張，但終以失敗而告終。中蘇文協成立之時，我的父親根本沒有擔任過國民黨立法委員，而是在中蘇文協成立一年后才開始擔任立法委員職務的。另外，在主要發起人中，除我父親于1911年留學俄國外，徐悲鴻、張仲鈞都未在蘇聯留學。
在《韌的追求》一書中，還有一處與史實不符，那就是：在100頁上關于毛澤東的《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一文的來龍去脈問題。在這方面，有我保存的兩封當時吳玉章給我父親的親筆信為證。一封是關于延安成立中蘇文協分會給總會的報告，請我父親將總會的答復就近與董必武聯系；另一封是他代林伯渠向我父親要求提供立法院出版之各國憲法和各國選舉法。在這封信的開頭，明確寫著：“西曼先生大鑒：昨送上毛澤東同志一文，想已收到……。”這就充分證明了：在寫此信的頭一天，吳玉章托人給我父親送來了毛澤東的一篇文章，而不是一封信，抗戰期間毛澤東在國民黨統治區發表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在《中蘇文化》雜志上發表的《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此文是由我父親轉交《中蘇文化》雜志發表，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
我認為，中蘇文化協會在抗日戰爭前后這十幾年中，作為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活動的大本營、宣傳社會主義蘇聯的陣地，發揮了戰斗作用，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我的父親張西曼教授，也必因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而名垂青史。
為此，我特將有關的4份歷史資料，附錄于下：
附一：
吳玉章給張西曼的親筆信（之一）
西曼先生大鑒：昨送上毛澤東同志一文，想已收到。林伯渠兄需要立法院出版之：《各國憲法》、《各國選舉法》及其他文件，擬請費神各檢二三份，送交曾家巖五十號周公館，想能辦到，并請于二三日內惠賜為荷。與此即請文安。
弟吳玉章上 十月七日
附二：
吳玉章給張西曼的親筆信（之二）
西曼先生：現值抗戰緊急關頭，尚須國際加強援助，弟為增進中蘇兩國邦交，溝通中蘇文化，特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壽辰大會上，提議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分會，得到一致熱烈的贊同，立刻推出五十余人作籌備人，茲將致總會公函及籌備人名單一并寄呈，請提出常務理事會議核準并指示一切，從速示復為盼，如有須面商之件，請就近與董必武同志接洽為荷，專此而頌，文安。
弟吳玉章 一月三十日
附三：
中蘇文化協會的艱難創辦記
——紀念它的成立十周年（1935——1945）
張西曼
一九一九（民八）年五四運動中，我與蔡元培博士、李大釗先生等在北京所創設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研究會，是要領導愛國青年擔負時代改造的任務，它的作用，不但堅決地否定了當時安福軍閥勾結日本軍閥出兵反蘇的陰謀，而且英勇地主張中國要向蘇俄革命精神學習，要使中蘇兩大革命黨攜手合作，以期共同制裁日本帝國主義的為害中國以及民主世界。這個新啟蒙時代的偉大革命政治思想的策動機構，促進了一九二〇（民九）年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成立，促進了一九二一（民十）年中國共產黨之創建。到了一九二二（民十一）年孫中山先生因陳炯明的叛亂，由廣州來到上海。我第三次條陳三大（聯俄、聯共、農工）政策雖蒙采納，但很婉惜未能徹底健全中國國民黨的領導組織，而使它始終有力喚起民眾和隨時集中優秀青年干部，保持統一的革命領導以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
為輔助這個任務的發展，我排除萬難，在國立北京大學內創設俄國文學系(1920•民九），并于一九二五（民十四）年創設國立中俄大學（一年后被張作霖反動政府所解散，設法編入當時國立法政大學為俄文法政學系），隨后又在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內籌設了俄文法政學系……
自日本軍閥發動了“九•一八”以后的侵略慘劇，我的改造黨政、消滅內戰、剪除外患的企圖又不能實現，于是不顧環境的惡劣，于一九三五（民二十四）年五月，聯合徐悲鴻教授、家兄同盟會會員張仲鈞和不少文化界人士，毅然擔任蓄愿多年的中蘇文化協會之發起，一經愛國群眾的熱情捅護，聲勢就非常浩大起來。
這段驚人的消息一經傳布，就遭逢到各種的阻力、破壞、詆毀、壓迫。而打擊中之最為陰險狠毒的要算當時親日反蘇的漢奸巨頭而榮任外交部長的汪精衛。他除了親自約我談話，極力勸我顧全大局，絕不要因此招致國際上的誤會外，并派外交次長唐有壬以同鄉熟人關系三次到我家反復勸誘，最好不要積極籌備，好使它的生命無形消滅下去。第一次我們中間就發生了不可妥協的尖銳對話——
“汪先生和我”他說，“近來很受到日本人方面許多的閑氣。最后，他們說過，如果中國政府準許張西曼籌設中蘇文化協會的話，你們就得籌設中日文化協會以為抵制。而現在中國社會一部分人士對于日本誤會甚多，發起中日文化協會當然不是時候，最好還是請你對我們講個情面，自動地取消了吧，否則真要使政府為難了”。
“請你轉告汪先生”，我說，“日本大使（有田）已經派駐京總領事須磨向我們籌備委員會查訪一過。我已經堅決地告訴了他們，希望他們不要無理干涉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爭取解放的自由。我們中國的革命戰士只知有國家民族的生存，絕對不顧惜個人的利害的。我們既然勇敢地擔負了‘中蘇文化協會’的發起，就不怕任何阻礙和威肋，－定要設法盡力使它壯健地生長起來。至于怕日本人為難的話，你們大可推諉責任，叫日本人向找們交涉好了！”
汪精衛等既然對于這事碰了幾次硬釘子，但是不能即刻死心，同時也因顧慮對蘇聯的友誼關系，不便濫用壓力來強制關門，于是再來一個“利誘”：
“我今天特來告訴你一個好機會，似乎還確有向你道賀的可能，假使你愿意利用的話。”唐有壬第二次來鄭重地說著，“現在駐蘇聯大使顏惠慶堅決辭職，中央很想推舉你作繼任。我想，你是個老革命同志，又是個俄國老留學生，對于俄國情形，極為熟悉，當然愿意幫政府的忙，到俄國去搜集許多資料，多方供給政府對俄外交上的寶貴參考。我們個人也可以建立合作的關系，在政治上建樹一個更大的力量。我同汪先生很希望你接受我們的好意，先出國去作一番更有利于國家的事業……”
“我很感謝你們的好意”，我回答他：“因為我很久就想利用機會出國，尤其到那闊別多年的革命友邦的蘇聯，去考察，去讀書。但是向來你們不能保持革命的國策，卻要以高官厚祿來收買我，想拿‘駐蘇大使’的空洞位置來‘調虎離山’，用意破壞我們對于創辦‘中蘇文化協會’的努力。如果你們是出于這種卑劣動機，我是絕不愿意放棄創辦中蘇文化協會的偉大使命而出去作官的。何況我以往是拿‘三大政策’促成中國國民黨的統一領導，奠定北伐成功機運，又因爭取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先后拒絕過武漢政府部長和湖北主席的不屑投機取巧的人物，到今日更是不愿意上人家之當的……”
最后他又來拜訪婉勸過一次，仍然沒有達到他們所預期的效忠日本奴隸主子的目的。
我的堅決救國立場，向來使反革命分子忌嫉的。后來有人提醒我，那時唐有壬很有想借媚日賣國關系，使日本軍閥感到某種的滿足，暫時停止對中國的進攻，于是利用這種政治上的優勢，逼迫蔣先生讓汪精衛去任行政院長，使他連當外交部長，好造成清一色的，至少是有力的親日政權。同時，他也在部署各方人物，連繼任的駐蘇聯等國大使也想操縱來作對外耳目，助長他外交手腕的靈活。這種陰謀狡計，當然得到汪精衛奸黨的鼓勵和支持，不幸終為愛國志士的一擊所結束了。
我的不以利欲熏心，不出賣人格，不出賣革命，屢屢使我得以保持清苦的情操和生活，不為亂世頹風所吸卷、淹沒。我的深幸，或者也是國家的深幸了。
現當中蘇文化協會成立的十周年，我濡筆記上它在創辦時的波折、艱難，藉以祝愿它與時代俱進，而完成它溝通兩大民族文化，加強友誼和互助互利關系的偉大使命。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草于中蘇文化協會（原刊于《民主與科學》雜志1卷9至10期第50頁）
附4：
悼念張西曼先生
《中蘇文化》同人
正當全國解放旦夕可期，新中國的燦爛遠景已展開在眼前的時候，中蘇文化協會常務理事張西曼先生于七月十日在北平病逝，這對于中蘇友好事業和民主文化工作而言，實是一個莫大的損失！
張先生的一生是豐富的。這里只就他從事中蘇友好和文化方面的活動略為談談：大家都知道張先生的鮮明的政治立場是遵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他對蘇聯的認識和重視有極悠長的歷史。在這方面，他早年參加的活動有：一九一九年俄羅斯研究會，一九二一年俄國賑災會、北大俄文系，一九二五年中俄文學社，一九二七年武昌中山大學俄文政法學系，直到一九三五年創辦中蘇文化協會。
當中蘇文化協會創建時，國內政治環境很惡劣，中蘇恢復邦交尚不久，一般對蘇聯的印象還是仇視和懷疑。而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升堂入室，氣焰萬丈。這協會成立首先遭到日帝國主義反對。他們指使親日派汪精衛多方阻撓。然而張先生不顧一切，排除困難，終將協會組成。成立以后，反動派隨時企圖伺機而進，想把這機構作為反蘇的工具。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復員，中蘇文化協會經費無著，CC分子想借其金錢與勢力來攫取協會。去年夏天的一個時期，又有中統特務分子企圖打入協會的領導層，這消息被張先生知道了，他立刻表示堅決的反對，結果幸未成為事實。事后，他曾召集協會工作者談話，說明協會環境依然是惡劣的，勉大家和衷共濟，精誠團結。如今事實完全證明張先生的話是對的。總之，凡與中蘇文協有關者，都熟悉這個會是斗爭實踐中發展的，而張先生在斗爭中總站在真理這一面，這是令人欽敬的！
其次，再述一件事實：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蘇聯人民偉大領袖斯大林六十壽辰，《中蘇文化》雜志除出版紀念特刊，中蘇文協并于是日舉行一個大規摸的慶祝茶會。當時適該會會長——蔣家朝廷小丑孫科第二次從蘇聯繞道歐洲失意回國，他在報上看到協會準備為斯大林舉行祝壽會的消息大為不滿，立刻打電話找張先生去，問這個會是誰發起的？為什么要舉行這個會？并怒然要他把慶祝會取消。張先生當時嚴詞而答：“這個會不能取消，非舉行不可！”次日開會孫科自然沒有去參加。從這里又可表明：誰的政洽立場堅定，誰的心跡卑劣，誰是一定走向反動沒落的道路。
最后，說到張先生致力于中蘇友好工作，真是全心全意維護周至，他完全是盡義務的，自己從不支用協會一文錢。中蘇文協好像一具中國政治的寒暑表，政治環境好，則大家聚在一起，政治環境壞又各自離開，而張先生始終沒有離開協會，一直關心著，愛護著。在逝世不久前還有信致協會同人。他關心著協會的工作，關心著協會將來的發展。這算是他最后一次與協會發生的關系！
故我們對于張先生，作為一個中蘇文化協會創辦者、愛護者和保衛者，敬致無限哀悼！
（原刊于1949年7月20日出版的《中蘇文化》雜志第20卷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