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在整理祖父許德珩的文稿時，又看到了關于“聚義錢莊”的案卷，這令我回想起祖父給我講述的周恩來總理幫助他妥善處理這樁私營錢莊違法案件的往事。
1971年，我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初秋的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到家里，看到祖父的桌子上放著一件東西，我走近看，原來是一部書。書上貼有一個紅紙條，上書：楚生先生指正，落款是：章行嚴，書名豎排，是《柳文指要》。這份禮物有兩個特點令我不解，其一是雖然是剛剛出版的新書，卻用古書的“函”包裝。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書籍很少用函包裝，更何況在“掃除四舊”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位章行嚴先生是何許人也，他的書居然可以用豎版印刷，用函包裝！另一是將兩函書捆扎在一起的是一條粉色的塑料帶，大約有一厘米寬，塑料帶的兩端剪成漂亮的缺口，就象今天蛋糕店、鮮花店的包裝帶一樣。當年，去大商店購買食品時，商店用棕色的包裝紙和紙繩包裝捆扎，沒有塑料袋和塑料繩，即便主要為外賓服務的北京飯店也是如此。只有女孩子用細的塑料繩扎辮子，大家稱其為“玻璃絲”。這樣的塑料帶是稀罕之物，是什么人用它來捆書呢？這兩點疑問增加了我對于這份禮物的興趣。不過，我知道稱呼我祖父為 “楚生先生”的人一定是他的老朋友。
吃午飯時，我問祖父：您桌子上的書是誰送的呀？祖父回答說：是章行老上午派人送來的。我再問：章行老是誰呀？祖父回答說：就是章士釗，中央文史館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我繼續問祖父：這部書寫的是什么內容呀？現在的書怎么還用豎版印刷，用函包裝呢？他為什么要送給您這部書呢？祖父回答說：說來話長。書我還沒有看。下午你要去上學，我也有事，過幾天我再告訴你。
祖父用兩三天的時間將這部《柳文指要》瀏覽了一遍。一天下午我放學后，祖父把我叫到他的跟前，指著《柳文指要》對我說，這部書是章行老研究柳宗元的著作，我給你講的柳柳州和他的詩《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你還記得嗎？“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章行老大我九歲，我在北大讀書時，蔡元培先生聘他為教授兼圖書館長。不過那時他的思想與我們不同，所以我們之間沒有什么交往。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我們都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開會時常在一起。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回到北大教書，他去上海做律師。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都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的委員，又經常見面了。我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代主任時，章行老擔任董事長的聚義錢莊因為黑賬等問題被人民法院起訴。他不服法院的判決，多次找我申訴。我請示周總理后，妥善地處理了這個案件，章行老很滿意。以后祖父多次給我講述了案件的詳細經過。通過查閱“聚義錢莊”案卷，我對于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受蔡元培先生的“不為學位主義”和“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等思想的影響，祖父從北大畢業后到法國留學七年，潛心學習社會學，不求學位。1927年從法國回國后，祖父一直以教書為職業，從未當過官。對于在國民黨政府里做官的同學，祖父是不屑一顧的。他說，在法國時，這些人天天打麻將牌，在圖書館里根本找不到他們的身影。祖父覺得這些人根本不值得國民黨政府出那么多錢收買；但有時又覺得這些人身段太低，這么便宜就被國民黨政府給收買了。新中國成立后，祖父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陳紹禹，即王明。祖父感到他難以勝任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的職務，遂找到周恩來總理，希望辭去官職，繼續安心地在北大教書。周總理對他說，新中國需要大家共同來建設，安排給你的工作你要努力做好，有問題可以找董老和彭真同志商量。當時，董必武和彭真同志分別擔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的主任和副主任。在抗日戰爭期間，我祖父與董老同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我祖父是救國會的代表，毛澤東、林祖涵（林伯渠）、董必武、陳紹禹（王明）、吳玉章、秦邦憲和鄧穎超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除毛澤東以外，其他中共代表都曾經出席國民參政會。我祖父經常與中共代表一道，利用參政會的講臺大聲疾呼團結抗日、實行民主。我祖父與彭真同志相識于1936年。當時，彭真同志是中共北方局的負責人，化名老高，在北平做統一戰線工作，兩人有所交往。西安事變后，徐冰同志曾邀請北平各大學的進步教授在我祖父家以聚餐的形式開會，請老高同志給大家講解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方針和由反蔣抗日轉為逼蔣抗日，再轉為聯蔣抗日的政策，統一了大家的思想。在漫長的革命斗爭中，董老和彭真同志曾經給予我祖父很多的指導和幫助，使他受益良多。在聽了周總理的一番勸說之后我祖父仍有顧慮。他對周總理說，與王明合作，恐怕很困難。周總理說，你放手工作，王明的事情不要去管他。1951年王明去蘇聯養病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祖父為法制委員會代主任，直至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法制委員會被撤消。
在祖父代行法制委員會主任職務期間，由章士釗先生擔任董事長的聚義錢莊因為黑賬、空股和欠款等問題涉訟且敗訴。因不服法院的判決，章士釗先生多次致函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代主任彭真、副主任羅瑞卿、秘書長陶希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辰和我祖父，為聚義錢莊的問題開脫，希望改變法院的判決。有的信件洋洋萬言。這位當年反對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和白話作文的老夫子在信中說：“弟不會寫白話文，恐怕有些夾雜不清，但詞不嚴而義甚正，惟明察是幸。”這些信件最終都轉到了我祖父的案頭，同時轉來的還有彭真代主任、羅瑞卿副主任就此案給毛澤東主席的報告；陶希晉秘書長向章士釗先生詢問案情的信函；南漢辰行長對于此案處理經過的說明；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分行提供的關于聚義錢莊黑賬、空股、欠股和主要負責人伍筱安出逃香港等問題證據的照片；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對于聚義錢莊主要負責人伍筱安出逃香港經過的報告和法院的詢問筆錄等。
大量的證據和事實說明，法院在處理聚義錢莊及其主要負責人伍筱安、孫益生等黑賬、空股、欠股、偽造文件和出逃香港等問題時，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裁決合法準確。章士釗先生本人并未涉及聚義錢莊具體的經營管理工作，有被壞人利用的可能。但是，為了本人在聚義錢莊的股份不受損失，章士釗先生盡力為錢莊及相關人員的違法行為開脫，甚至對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等國家機關不敬，因而引起大家的不滿。比如，陶希晉秘書長曾經致函章士釗先生詢問：“章先生說的‘非正式營業賬’和‘黑賬’有何區別？章先生說：‘聚義內部的黑賬與樓上賬有分別’應如何分別法？‘黑賬’是違法的，所謂‘非正式營業賬’所謂‘樓上賬’是否違法？”一方是滿腹冤屈到處告狀的民國耆宿，一方是秉公執法的國家干部，如何妥善處理好這個案件呢？祖父感到有些為難，他決定去請示周總理。在聽了我祖父的匯報以后，周總理對他說：楚生兄，你去找章行老，把他在聚義錢莊的股份退還給他，讓他從此不要在管聚義錢莊的事情了。然后，你們依法制裁聚義錢莊的違法行為。一個令大家左右為難的問題，在周總理面前迎刃而解了。祖父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圓滿地把問題解決了，結果令各方都滿意。通過這件事情，祖父對于周總理更加佩服了。后來，周總理還到章士釗先生家里去看望他，發現他的住房比較擁擠后，在史家胡同安排了一個四合院，作為章士釗先生的新居。周總理周到地處理聚義錢莊案件，在生活上給予章士釗先生周全的照顧，令章士釗先生十分感動。1973年5月，章士釗先生不顧92歲高齡，到香港與海峽對岸溝通，為國家的統一效力，不幸于7月1日在香港殉職。7月11日，周總理派專機將章士釗先生的骨灰從香港接回北京并親自到西郊機場迎接。我祖父陪同周總理到西郊機場迎接章士釗先生的骨灰并與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小平等同志到八寶山革命公墓追悼章士釗先生。
不久后，有一件事情令祖父耿耿于懷。抗日戰爭時期，祖父在重慶時與當時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工作的喬冠華、龔澎夫婦相識，當時他們夫婦是周恩來同志的得力助手。1973年12月，章士釗先生的義女章含之與時任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先生結婚。當祖父聽說喬冠華、龔澎夫婦的子女對于章、喬之親十分不解時，他對于龔澎同志英年早逝十分惋惜。1974年4月6日，經毛澤東主席提名并沖破了江青的重重阻撓，鄧小平副總理率中國代表團離京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喬冠華與章含之是代表團的成員。周恩來總理率在京的全體黨和國家領導人、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主要部委和解放軍三總部的負責人到機場為代表團送行。病中的周總理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好象要通過這個隆重的儀式在大家面前把鄧小平副總理推到前臺。在機場的休息室里面，大家為新中國第一次派出這樣高級的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為鄧小平同志擔任代表團團長、為周總理率領這么多的領導同志到機場為代表團送行而興奮地交談著。就在這時，江青進來了。她沒有與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打招呼，而是指著章含之高聲招呼大家：快來看新娘子！快來看新娘子！休息室內一時鴉雀無聲，大家十分驚愕。從機場回到家中以后，祖父告訴我，今天的歡送場面十分熱烈，受熱烈氣氛的影響，我陪同代表團繞停機坪一周，接受數千名群眾歡送的時候，沒有讓警衛員攙扶，也沒有拄拐杖。祖父笑著說，你知道我是怎么走的嗎？我兩只手拿者拐杖背在身后，拐杖就是我的舵，我要向這邊拐彎，就把拐杖向那邊偏。祖父當時已經八十四歲高齡，不用人攙扶，自己走了數百米，可以想見他當時心情之高興。隨后，祖父把臉沉下來，把江青在休息室的表現說了一遍，他十分不悅地對我說，本來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結果被江青用私事給沖淡、攪亂了。
周恩來總理幫助我祖父妥善處理聚義錢莊違法案件的往事已經過去五十六年了。這件事情對于今天來說，依然十分有意義。作為統一戰線的締造者和忠實的踐行者，周恩來同志廣交民主黨派的朋友，大膽地啟用民主黨派的朋友擔任中央政府部門的首長并在工作中培養他們，使他們有職有權地為國家貢獻一份力量。當那些在過去曾經幫助過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黨派朋友們遇到困難時，周恩來同志不以原則作交易，不機械地堅持原則，而是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盡量保護朋友們的利益。因此，當國家需要時，朋友們不顧生命地為國家服務。周恩來總理是民主黨派成員最真誠的朋友、最杰出的模范。
謹以1981年1月8日我祖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首懷念周總理的詞作為本文的結尾。
《意難忘》
周恩來同志逝世五周年并《周恩來選集》上卷出版獻詞
百世流芳。恨別離五載，儀容永在，銘志眾心房。情比泰山高，似海深，意難忘。人民好總理，永相望：云天遠隔，江水泱泱。
欣逢選集出版，遺教萬年長。勛勞業績，字字好文章。處事亦尋常。無晝夜，盡繁忙。足跡海內外，備艱難，星月皎潔，北斗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