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期的許德珩、勞君展夫婦
距今65年前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五一口號》是中共中央集合全國進步力量，形成新民主主義時期統一戰線的集結號。5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的指示。筆者的祖父、九三學社社員許德珩是受中共中央邀請赴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的29位民主人士之一。
抗日戰爭結束后，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邀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國共雙方代表簽訂了《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協定》要求國民黨“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并應先采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根據《協定》，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然而，國民黨反動派、蔣介石并不甘心將權力交給人民，在政協會議后不斷破壞政協協議。距政協會議閉幕僅僅兩個多月，蔣介石公然違反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挑起了全面內戰。
九三學社自籌備成立伊始即在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實現人民民主、維護政協路線的政治行動上與中國共產黨達成共識。1946年1月23日，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九三學社籌備會對于政協會議的意見:要求實現民主、開放政權、切實保障人民各項自由權利，呼吁政協會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5月24日，重慶《新華日報》繼而發表該報記者專訪九三學社領導人的稿件，報道了九三學社要求立即停止內戰的主張。7月28日，九三學社社員、我的祖父許德珩頂住國民黨反動派的壓力，擔任重慶人民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大會主席團成員并走在陪祭隊伍的最前列。國民黨強行召開“國大”時，宣布祖父為“國大代表”。接到催促赴會的電報后，祖父公開對《大公報》和《新華日報》的記者發表聲明:“此次國大斷然召開，政局前途不堪想象，是以深感個人責任之大，故若非各方協商一致參加，我個人不擬赴京。”對于“國大”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祖父和其他九三學社先賢聯合其他10個黨派團體發表聲明指出，所謂《中華民國憲法》是“反民主、反政協的”。1947年1月20日，祖父和北平九三學社同人發表《時局意見》，反對國民黨“邊打邊談的做法”，指出和平團結為“挽救中國唯一不二的方法”。
1947年5月20日，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在南京召開。時任參政員的祖父向會議提交了他與九三學社社員、參政員褚輔成以及其他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員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張瀾、錢端升、許廣平等共同簽署的大會提案——《停止內戰恢復和平案》，以此行動與國民黨參政員反對和談、要求下達“討伐令”的叫囂相斗爭。祖父在大會發言中指出，反對由一黨召開國民大會，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
“五二〇血案”發生后，祖父立即從“國大”會堂趕到南京中山路現場。他在目睹學生被毆慘狀后馬上返回會場，宣布真相，并就此事向當局提出嚴正交涉。在北平的九三學社社員袁翰青、薜愚、樊弘教授得知“五二〇血案”的消息后，立即聯合其他28位教授共同發表了《北京大學教授宣言》。宣言指出:“青年學生運動的起因是不滿現實。唯有改變現實，才能平息他們的不滿。推諉與壓制，則結果適得其反。”由于九三學社社員堅定地站在保護學生的前列，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威脅、迫害，在重慶擔任國立女子師范學院院長的九三學社社員、我的祖母勞君展，就因為保護參加運動的學生而被國民黨當局免職。
11月4日，祖父許德珩、袁翰青與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共同發表了《我們對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抗議國民黨當局鎮壓進步力量、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
《五一口號》發表之前一個月，1948年3月29日，是辛亥革命黃花崗之役紀念日。當天，國民黨當局在南京召開了第二屆國民大會。數千名來自北平、天津的學生和青年聚集在北京大學民主廣場舉行紀念黃花崗先烈大會，揭露國民黨召開“國大”、操縱會議的真相。當局如臨大敵，派出數千名警察將會場重重包圍，阻斷交通，許多來北大參加大會的人被阻擋在包圍圈以外。祖父和袁翰青、樊弘三位教授不理睬國民黨特務的威脅，毅然出席大會。在會上，祖父三人分別發表了講話，激烈抨擊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祖父勉勵學生們說:今天的青年要學習黃花崗烈士的精神，全心全意地為中國的苦難大眾獻身，不要彷徨在空中。不怕一切無恥的污蔑，勇往直前，才對得起先烈。國民黨若把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看作剝削的對象，不管它有多么大的軍事力量，不管它怎樣地加緊壓迫，它一定失敗。袁翰青教授說，我希望今天每個人都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永遠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斗。今天知識青年只有一條路，就是與苦難的人民同在。樊弘教授說，剛才袁先生告訴諸位只有一條路，我認為有兩條路，一條路是由少數人掌權，為保持他們的既得利益而壓迫全國大多數；一條路是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聯合起來，向國民黨獨裁集團要回政權，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權跟他們奪回來。國民黨當局聽到祖父三人的講話后非常緊張，其北平市黨部主任吳鑄人出面對祖父三人提出“忠告”，要他們“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則萬一北平市50萬國民黨黨員中“出一激烈分子，其結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己、害國家的慘劇”。
記得祖父接到吳的“忠告”后對子女們幽默地說，“吳的話可視為無”，依然正常開展活動。為了保護三位教授的安全，學生會安排學生護送他們回家，還安排學生住在祖父家的客廳里，以防國民黨特務下毒手。吳的“忠告”經進步報紙揭露后，北大、清華、燕京、師院等高校90名教授馬上聯名發表《對吳鑄人談話之駁斥與質詢》，追問吳鑄人:第二次聞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制造中？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旅港各界人士郭沫若、沈鈞儒、馬敘倫、茅盾、鄧初民等150余人相繼致函祖父三人，表示聲援。侯外廬教授向世界學術界發出了題為《誰敢制造第二李聞事件》的申訴。對此，國民黨北平當局被輿論搞得焦頭爛額，50萬國民黨黨員中沒有出現一個“激烈分子”。這一文化教育界與北平當局的激烈斗爭被稱為“四月風暴”。記得36年后，參加“四月風暴”的師生來到我家看望祖父。那時，當年慷慨激昂的老師已是耄耋老人，當年意氣風發的學生也是兩鬢斑白。祖父為同學們寫下了一句話:“希望做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堅分子，人民的勤務兵。”
1948年，人民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審時度勢，振臂一呼，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口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積極響應，在北平尚處于地下狀態的九三學社發表《擁護新政協宣言》，愿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民主、自由、富強、康樂”的新中國。
1949年3月，周恩來與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來到北平。祖父、祖母與各界代表一道前往西郊機場迎接。見面后，周恩來親切地握著祖父的手說:“楚生兄，辛苦了。一別兩年多，你做的事情我們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