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九三學社機關干部，我多次聆聽徐僖院士在會上的講話，對其人其事也聽說過不少。但要采訪他，卻是第一次。當柳企于副主委把報道徐僖院士的任務交給我時，我感到很緊張，因為我笨拙的筆墨難以把徐僖院土輝煌的人生和感人的事跡報告給廣大讀者。
榮辱之間鑒真情
新中國誕生時，28歲的徐僖風華正茂，激情萬丈，決心把自己的—切獻給黨，獻給新中國，他從大洋彼岸回到祖國，被聘為重慶大學化工系副教授，繼續從事五倍子塑料的研究，寫出專著《五倍子塑料》一書。在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和重慶市政府支持下，他開始了籌建重慶倍酸塑料廠（現名重慶合成化工廠）的工作，擔任副廠長兼總工程師。建國初期，工業生產百廢待興，要新建一個工廠談何容易！更何況，建這樣的工廠在我國近代工業生產上沒有先例。好在那時徐僖年輕，血氣方剛，頭腦靈，手腳勤，干勁足，一切都難不倒他，熬更守夜搞設計，畫圖紙，作實驗，他這個總工程師當代不讓；搞基建，拉板車，抬機器，他這個廠長身先士卒。1953年5月1日，倍酸塑料廠正式投產。這是由我國自己設計、采用國產設備和原料的第一個塑料廠，填補了我國化學工業的一項空白，標志著我國塑料產品完全依靠進口的時代結束了！徐僖多年的夙愿終于實現。他由此被評為重慶市特等勞模，成為新聞人物。
不久，徐僖受高教部之命，調到四川化工學院(成都科技大學前身)，籌建我國高校第一個塑料專業。他又一次面臨白手起家的艱難，師資、教材、實驗設備等一無所有。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在短短幾個月里完成了擬訂大綱、選編教材、籌集儀器、物色師資人選等工作。1953年秋季面向全國招生。1954年，徐僖晉升教授。1956年，年僅35歲的徐僖晉升為二級教授。正當他全身心投入工作，熱切憧憬未來，以更大的熱情為國效力的時候，反右運動開始了。1958年，他被定為白專典型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在一次批判他的大會上，他仍直言不諱地談了自己對紅與專、對權威的看法，為堅持和維護自己的看法而屢遭批判。同年，國家組織代表團去蘇聯和民主德國考察，指名要徐僖參加，但基層卻有人橫加阻攔。代表團成員中僅徐僖一人不是黨員，到蘇聯后，蘇方借口他不是中共黨員，不能隨代表團到一些機密單位參觀訪問。我駐蘇使館請示國內后，立即向蘇方表示：“徐僖在國外的一切行動由我國負責。”徐僖知道此事后異常感動：黨是信任我的!人為知己者死，我更要加倍為黨工作。但是，考察回國后不久，他又遭到打擊報復，被下放到所在單位的機工廠勞動，接受改造。厄運并沒有使他放棄自己深愛的事業。1960年，他的專著《高分子化學原理》出版，成為當時國內工科高等院校高分子專業的惟一教材。他發表了不少科研論文，其中一些論文的獨到見解受到國外同行專家的高度評價，而他卻在自己的單位不斷遭到批判。1965年，他的譯著《聚合物降解過程化學》出版。在那段日子里，徐僖對如此多的人為干擾感到氣憤，對沒有一個安定的教學和科研環境感到痛心疾首，精神十分痛苦。
“文化大革命”期間，徐僖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被趕出實驗室，接受“勞動改造”。他打掃過廁所，修筑過馬路，錘過石子，右眼因發炎不能及時獲得治療而失明。每月只有50元的生活費。嚴酷的現實并沒有磨蝕他心中的美好憧憬，困頓的生活反而煉就了他超然物外的風骨。他教過的學生知道他的困境后，紛紛來信問候、安慰他，還有不少學生給他寄錢寄糧，有人還請他到家里避難。這期間，許多同志通過各種方式暗中保護他，多少次使他感動地流下熱淚。每到晚上，他就伏在燈下，潛心鉆研業務，白天的疲勞、痛苦和委屈統統拋在了腦后。他堅信，中國要富強，離不開科學技術，愚昧只是暫時的。1970年，某軍工廠派人請他前往協助解決某些生產技術難題，他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忘記了自己頭上的帽子，欣然前往，廢寢忘食地投入產品研制任務，為我國的國防工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78年，他光榮出席了全國科技大會，獲得全國科技大會獎。
1979年，徐僖參加了石油部在甘肅玉門召開的油田研究會議，宣讀了科研論文《高分子材料在氣、油田開發應用及其基礎理論的研究》，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講述了高分子材料在氣、油田的開發中的巨大作用和廣闊前景。會后石油部就向成都科技大學研究所下達了利用高分子材料開發能源的科研任務，聯合建立油田高分子材料研究室。作為研究所所長，徐僖身先土卒，北赴大慶，西出陽關，搞調查，做試驗，收集第一手資料。在他的指導下，油田高分子材料研究室先后取得了高分子鉆井液處理劑、堵水、防垢、降凝、減阻等二十余項研究成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其中“酸化壓裂”工程的“緩蝕酸”研究成果，使許多低產井變成了高產井，一些廢井也起死回生，重新出油了！
鋪就眾人成才路
徐僖從事科學研究的同時，還是一位在教書育人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教育家。1959年，他開始招收研究生，培養我國高分子化學、高分子材料的專門人才。
粉碎“四人幫”后，黨中央撥亂反正，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年近花甲的徐僖深感“報國之日甚短，報國之心倍切”，決心珍惜有生之年，抓緊時間，為“四化”建設多做貢獻，為振興中華而忘我工作。除擔任成都科大教授、高分子所所長外，他還擔任上海交大教授、高分子材料研究所所長，兼任西安交大、合肥工業大學、青島化工學院、華東化工學院、西南石油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兵工部5727廠、機械工業部208廠等單位的學術顧問，《高分子材料科學與工程》和《油田化學》期刊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化工卷高分子分支》主編等28個職務，工作日程安排得滿滿的，幾乎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星期天和節假日。工作講究高質量、高效率。長時間超負荷工作損害了他的健康，病魔悄悄向他襲來，他開始咯血，甚至一天咯血幾次。他不得不住進醫院，切除了左肺。有人說他工作太累，自討苦吃，他卻認為，科學研究是一件很愜意快樂的事，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建設祖國是最大的幸福。人生的樂趣在于奉獻，奉獻越多，精神越會感到愉快。1981年，徐僖教授成為我國首批博士導師。他治學嚴謹，對學生的論文和請他審查的論文，他都逐字逐句地進行推敲，并核算論文中的數據。他要求學生牢固掌握基本概念，留意觀察學科發展動向，注重科學實驗，掌握第一手資料。他隨時將國內外本學科的最新發展和成就充實和更新教學內容。他關心學生，與學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的學生在經濟上遇到困難，他總是慷慨解囊；他對青年教師也滿腔熱情，許多青年教師說：“徐老師從不爭權奪位，從不謀取私利，做事實事求是，是一個政治上、業務上都過得硬的人。”
1982年，徐僖被任命為成都科技大學副校長，學校在行政大樓專門為他安排了一間比較舒服的辦公室，但在任職期間，他從未去過，仍然在原來那間由廁所改成的辦公室里工作。他為人為政清廉，痛恨以權謀私和仗勢欺人的人。他身兼多職，對成百上千的外來報酬，他都退回或上繳了。發表文章的稿費，一般都全部交給合作者。在科研成果和發表論文中，他應得的報酬足以使他成為家資萬貫的“富翁”，但他卻分文不取，全部存在研究所，作為所里的公益金和獎學金。
1991年，徐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他是我國在高分子材料科學與工程領域建立的第一個含博士點、重點學科、國家重點試驗室和博士后流動站四位一體的科研和高層次人才培養基地主持者，先后與英、美、日、德等11個國家簽訂了23個合作會議。他具有敏銳的思路和寬廣的心胸，幾十年來毫無保留地對學生和中青年教師傳授他的學術思想和見解，指導和幫助他們選擇課題、爭取任務、解決難題，鼓勵他們向學科最前沿發起沖鋒。他指導的研究生的研究內容大多數均為當前高分子材料學科中受重視的熱點，學位論文幾乎全部都刊登在國內外有關核心刊物上。到目前為止，他已招收和培養了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共200余名，本科生近萬名。其中許多已成為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和大型企業的業務骨干和領導干部，有的被國家教委和四川省授予“跨世紀人才”稱號，有的已成為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徐僖院士的杰出貢獻，黨和政府沒有忘記。1985年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他“國防軍工協作先進個人”稱號；1989年中國化學會授予他“高分子化學育才獎”；1990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他“全國高校先進科技工作者”稱號；1993年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家人事部授予他“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范”稱號；1996年他又獲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他從事科學研究50余年，先后發表論文200多篇，出版著作和譯著4部，申請專利15項，曾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發明獎及20多項國家級、部委級獎勵。
大會 友誼 上海
國際聚合物加工學會(PPS)是由美國、加拿大、西德、英國、法國、日本等國在該領域的學術權威聯合發起的國際學會。年會曾在加拿大、美國、西德、日本等國舉行。1989年4月PPS執委會決定1991年亞澳地區年會將在上海舉行，委托徐僖負責主持籌備工作。徐僖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中國化學工會、上海市科協、上海交大等單位支持協助下做了大量工作。就會議的規模、內容和經費預算，準備了詳盡的書面材料。
1990年4月，徐僖飛赴法國尼斯出席國際聚合物加工學會第六次年會。徐僖代表中國匯報了籌備情況，出席會議的一些不友好人土竟以1989年“六四”事件為借口，企圖取消1991年在中國舉行的國際會議。有的認為，中國局勢不穩定、不安全，年會不宜在中國召開；有的認為，中國高分子科學水平不高，年會沒有必要在中國召開；還有人指責中國窮，想靠開會賺錢。各種反對意見交織，會場秩序混亂，漸漸形成否定氣氛。這種意想不到的局面使徐僖感到十分突然，但他心里清楚，一個決定了的會議被否定，對國家的尊嚴是很大的損傷。強烈的愛國心和民族自尊心使他迅速冷靜下來，他搶在散會之前走上講臺，從容地說：“這次年會，國際論文300篇，其中約20篇來自中國，名列國際第六位，這能說明中國的高分子科學落后嗎?去年11月，中國在國內召開過一次全國高分子年會，會議論文有800多篇，由于我國還不富裕，不可能派出許多代表出席國際會議，也不可能用很多錢著書立說，向國外宣傳，因此，各位不了解中國高分子發展的狀況是可以理解的。”接著，徐僖又介紹了“六四”事件以后在中國召開的一些國際會議，均未發生過代表受到威脅的事件。他還請Frity教授回憶了1989年偕夫人難忘而愉快的中國之行。他的發言贏得了許多與會執委的信服，他對祖國的摯愛也博得了許多與會者的敬佩。
第二天上午，韓國代表首先發言說：“我們和中國尚未建立外交關系，但疆土毗鄰，我們知道徐僖教授是一個很有威望的學者，他的話令人信服，我們支持會議在中國召開。”其他國家代表也紛紛響應。執委會終于決定1991年國際聚合物加工學會亞澳地區年會會址不變。
1991年10月，國際聚合物加工學會亞澳地區會議如期在上海召開，徐僖擔任大會主席。這次會議是我國舉辦的規模較大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不僅有大批亞澳地區的學者參加，還引來了北美和西歐的一些知名科學家出席。國內外專家一致評價會議開得非常成功。徐僖對會議的圓滿成功備感欣慰。
祖國的榮譽高于一切。徐僖以他淵博的學識和嚴謹的工作，以他那顆赤子之心，捍衛了祖國的尊嚴和在高分子學術界的地位。
九三人的楷模
1951年4月，徐僖加人了九三學社。不論作為一個普通社員，還是后來成為社中央委員、社省委副主委、成都市委主委、全國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協副主席，他都積極履行職責。擔任社成都市委主委后，凡社市委決策性的會議和重要活動，只要他不在外地，他都親自參加，機關同志無論何時向他匯報工作，他總是放下手中的工作，熱情接待，毫無怨言。他常說，加入九三學社是帶嫁妝來的，那就是奉獻。
1979年，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共產黨明確指出要繼續堅持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復蘇的統戰政策宛如春風吹拂著人們干涸的心田，也使九三學社又一次煥發了青春。1981年徐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根據九三學社的性質和特點，徐僖認為，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九三學社不僅要積極發揮參政黨作用，還要充分發揮其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為國家和人民辦實事，做好事。因此，九三學社成都市委在各民主黨派中率先開展了科技咨詢服務，從工業、農業、能源、醫衛、科研、職稱評定等方面，組織實施了近100個項目，一方面為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另一方面也為九三學社社員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臺。
徐僖在人大、政協會議期間，曾多次為科教興國吶喊呼吁，提出了“重視教育的投入”、“再窮不能窮教育”等許多真知灼見。
徐僖非常珍惜九三學社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優良傳統。他認為，要搞好多黨合作，要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重要的是加強學習，提高素質，搞好九三學社的自身建設，任何時候都要接受黨的領導，主動為黨分憂，同心同德、榮辱與共。“六四”事件以后，徐僖更加重視社市委的自身建設，要求社員任何時候都要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跟共產黨走。他對九三學社的同志說：“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要使人民幸福，國家富強，歷史證明除由共產黨領導外，民主黨派是擔當不起如此重任的。堅定不移地跟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九三的希望所在，是九三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
徐僖關心社市委工作，鼓勵領導班子大膽工作，多做實事，少搞形式。他關心青年社員，諄諄教育青年社員，學術上要有真本事。他說，做學問就是求實求真，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精益求精，來不得半點虛假。做人要飲水思源，助人為樂，不要目中無人，高傲自滿，要念念不忘為自己成長播下種子的老師，要念念不忘曾經和自己并肩奮戰的戰友們，要念念不忘曾經關心過自己工作的人們。
徐僖巨大的人格力量，崇高的社會威望為九三社員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他愛人民，愛學生。1991年夏天，我國一些地區發生嚴重水災，有很多兒童因此輟學，徐僖捐出自己的稿費1萬元支援災區。徐僖多次把他獲得的獎金和省吃儉用下來的錢捐獻給學習成績好而家境貧寒的學生，或作為獎勵高分子材料專業優秀研究生的基金。他自己對生活的要求卻很低，他的住房沒有裝修過，還是水泥地。他的寢室除了書之外就是一張木頭床和幾把椅子。他在從教五十周年慶祝大會上說：“我雖已進入古稀之年，但是還沒有風燭殘年之感，沒有僅能發揮余熱的凄涼。我想的是如何與國內同行、海外華人共同努力，參與國際競爭，樹立我們中華民族在高分子材料學與工程在國際上的聲譽與地位；幫助中青年同志迅速成長，擔負起科教興國的重任……”在卸去了九三學社的領導職務后，他仍在不停地學習和工作，他的勤奮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令人感佩。
2013年2月16日，徐僖院士因病在成都逝世，走完了他93載的生命長河。我們緬懷徐老光輝的一生，愿他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