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孫承佩（右二）在朝鮮開城與中外記者團部分成員合影，當時他的身份是《光明日報》特派記者。
1985年9月，孫承佩在重慶的一次會議上。
孫承佩在工作之余撰寫了京劇歷史劇本《官渡之戰》，該劇已入選《中國京劇音配像精粹》文化工程。（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今年12月29日，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統一戰線和宣傳文化工作的忠誠戰士、九三學社卓越的領導人孫承佩同志誕辰100周年。同時，今年又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和九三學社創建70周年。在這樣一個特殊時刻，回顧孫承佩同志的歷史業績和重要貢獻，學習他的崇高精神和優良作風，對于我們繼承九三學社老一輩的光榮傳統，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投身學生愛國運動
孫承佩同志原名耿殿文，1915年12月29日生于山東省桓臺縣。學生時代，他就關心國家前途和命運。15歲他就讀于設在青州的山東第四師范學校。1934年，由于參與反會考運動受到學校當局的迫害，他被迫退學并改名換姓，考入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政治系。當時的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擁有一批著名的進步教授，如許德珩、李達、陳豹隱、程希孟等。正是在他們的影響下，孫承佩同志開始接觸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閱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進步書刊，自覺思考中國革命和社會問題。
在進入大學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孫承佩同志在思想上逐漸成熟起來，成為進步學生中的骨干。他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積極參加了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作為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的代表當選為北平學聯執委，并且加入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抗日救國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從此走上革命道路。
以筆為槍的新聞戰士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受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部指派，孫承佩同志到山西十九軍做政治思想工作，后又到陜西宜川“民族革命通訊社”工作，自此以筆為槍，為抗戰時期的新聞事業和黨的宣傳文化工作竭盡智慧才華。他初任通訊社榆林分社記者，負責報道前線戰斗情況，寫下大量團結抗戰的報道。后來他返回通訊社總社負責編輯抗戰電訊，并協助一批友人赴延安參加革命工作。
1943年初，孫承佩同志來到重慶，擔任重慶《新蜀報》主筆，撰寫了很多國際時事評論和通訊。由于視野寬廣，觀察敏銳，文筆犀利，他的文章很受好評。
1945年2月，孫承佩同志到重慶美國新聞處中文部工作，主要翻譯宣傳美軍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及美國外交政策的消息和文章。這一時期，他翻譯了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所寫的《戰時蘇聯游記》，由重慶中外出版社出版，以后又幾次再版，廣泛流行于解放區，對于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國人民，起到了鼓舞和激勵的作用。在重慶期間，他還經常為陳翰伯同志主編的《文匯周刊》撰寫國際評論文章，在傳播進步思想文化方面發揮了作用。
抗戰勝利后，孫承佩同志來到北平，充分利用自己在文化界的關系，以在北平美國新聞處任職為掩護，繼續從事革命工作。1945年冬，他和幾位中共地下黨員及進步知識分子辦起中外出版社，出版進步書刊，銷售解放區書籍，傳播革命思想，受到軍調部中共代表團葉劍英和徐冰同志的稱贊。1946年，他和另外兩位同志翻譯了英國記者斯坦因的名作《紅色中國的挑戰》，出版后引起了國統區讀者的極大興趣，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他在此期間還編輯了《新聞評論》周刊，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揭露國民黨當局挑動內戰的陰謀，影響頗為廣泛。
活躍在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
孫承佩同志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內戰和獨裁政策，積極參與愛國民主運動，為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作出了艱苦努力。1945年春，鄧初民教授介紹他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他加入九三學社，并經常與葉丁易、薛愚、袁翰青、方亮等九三學社的同志聚會商談如何開展工作。同年春，許寶骙同志還介紹他加入了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1947年2月，徐冰和駱瑛同志介紹孫承佩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多年的追求和夙愿。
1947年春，國民黨當局在北平以清查戶口為名，逮捕大批進步人士，其中包括中外出版社的幾位同志。為此，孫承佩同志聯絡和推動許德珩等九三學社的知名人士給李宗仁、何思源寫信，營救出一批被捕同志。
此外，勸阻張東蓀參加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1947年2月許德珩、俞平伯等13名大學教授發表《保障人權宣言》，九三學社社員同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發表宣言呼吁國民黨當局停止轟炸古城開封，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和平解放北平，他都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發揮了有益的作用。
參與創辦《光明日報》
北平和平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幫助下，孫承佩同志作為《光明日報》社務籌備委員會成員之一，和胡愈之等同志共同創辦《光明日報》。他歷任《光明日報》社務委員、采訪部主任，總編室副主任，為辦好初創時期的《光明日報》作出很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初期，他還參加了九三學社的一些重要領導工作，并且通過《光明日報》的專刊和他主持的《新建設》雜志，廣泛聯系了社會上的一大批專家和學者。
1951年和1954年，孫承佩同志以《光明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參加了對朝鮮停戰談判和日內瓦會議的采訪，發表不少通訊報道，產生較大影響。
1955年，孫承佩同志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在此期間，他對北京自然博物館、定陵博物館和首都圖書館的規劃和建設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工作之余撰寫了京劇劇本《官渡之戰》。此劇由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譚富英（飾袁紹）、裘盛戎（飾曹操）、馬連良（飾許攸）主演，僅在北京就演出40余場，受到廣泛好評。此外，他還翻譯了《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列寧論托爾斯泰》《馬克思與工會》等著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作出了貢獻。
九三學社的卓越領導人
1958年，孫承佩同志服從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工作需要，調九三學社中央任專職秘書長。此后，他數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不辭辛勞，全身心投入到民主黨派工作中來。他先后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執行局主任、常務副主席，協助許老（德珩）、周老（培源）主持九三學社中央的日常工作20余年，直到1990年猝然去世，為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傾注了無數心血，為九三學社的建設與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孫承佩同志協助許老主持工作的前期，我國頻繁發生政治運動，九三學社也不斷受到沖擊。在這樣一個困難曲折時期，他始終高舉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面旗幟，幫助九三學社廣大知識分子提高認識，堅定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在“左傾”錯誤不斷升級的情況下，他總是保持冷靜的頭腦，自覺抵制各種錯誤做法，盡最大力量在社內做了大量溝通思想、正面疏導、穩定情緒、協調關系的工作。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孫承佩同志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團結各地同志積極工作，和社的其他領導同志一起，把被迫停止活動10年之久的九三學社工作逐漸恢復起來，開創了九三學社工作新局面。
他親自到地方組織了解情況，積極推動撥亂反正，協助黨和政府為許多社員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他主持召開了一系列的九三學社全國工作會議，并到多地調查研究、考察社務。他以極大熱情主持召開了有關教育體制改革、知識分子問題專題座談會，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向黨和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得到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現在來看，這是改革開放初期九三學社在參政議政工作方面的有益嘗試，為民主黨派充分發揮作用探索了路子。他大力支持和推動社各地方組織面向社會開展科技咨詢，舉辦講座或辦學培訓。這些活動成為九三學社社會服務工作的開端，對民主黨派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有著重要啟發和指導意義。
1982年以后，孫承佩同志高瞻遠矚，從社的長遠發展著想，花費了很大的精力物色考察新人。他認為：“統戰工作是黨的長期戰略任務，民主黨派必須后繼有人。”對于嶄露頭角的青年才俊，他總是給予熱情的鼓勵和關懷。九三學社的許多同志，都曾得到他的指引和教誨，把他視為良師益友。在他的努力下，社的第四次、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連續增選了一批德高望重、有較大影響的老同志和德才兼備、年紀較輕的同志為副主席，建立起一代新老合作的領導班子，增強了社的領導力量和活力，為九三學社90年代之后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
自1954年始，孫承佩同志先后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1959年至1983年擔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他曾多次參加或帶領政協考察組赴地方調查研究，撰寫調查報告或提出工作建議，常為起草、修改政協工作報告而廢寢忘食。他還曾參加政協代表團赴國外訪問，推動了政協與國外有關機構的聯系工作。
尊重知識分子的楷模
孫承佩同志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著深刻的認識和自覺的行動。他常說，“人貴交心”，“九三學社是一個人才薈萃的黨派，我們要做好工作，多發揮每一個成員特別是專家學者的作用”。他從早年起就與知識分子有著廣泛的聯系，一直格外理解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分子。正如周老（培源）在懷念他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他注意工作方法，善于排解矛盾，耐心做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與知識分子交知心朋友”。因此他與九三學社老一輩的關系都很融洽。
許老（德珩）89歲高齡仍孜孜追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并首先向孫承佩同志敞開了心扉。孫承佩同志立即向黨組織轉達了許老的愿望。后經鄧穎超、烏蘭夫同志介紹，中共中央很快批準了許老的入黨申請，實現了他多年的追求。
孫承佩同志始終滿腔熱情地關心知識分子，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并盡力幫助他們解決實際生活中碰到的困難。20世紀50年代中期，俞老（平伯）因《紅樓夢》研究遭受非學術的政治批判，孫承佩同志幾次去俞老家勸慰他、幫助他。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著名書法家啟功夫婦生活一度窘迫，身患浮腫病。孫承佩同志在九三學社的特別費內批了200元錢，派專人送給啟老夫婦治病，增加營養。
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將黨外知識分子工作定位為基礎性、戰略性工作，這恰如其分地估量了黨外知識分子在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黨外知識分子工作日益重要的今天，孫承佩同志做這一工作的經驗和方法，就愈發顯得珍貴。
和衷隱德莫能名
孫承佩同志信念堅定、矢志不渝，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無限忠誠。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各個歷史時期，他都始終堅守信仰、奮斗不止。
作為新聞界老前輩和統戰工作的老領導，孫承佩同志雖身居高位，卻始終立身謹嚴、清操自守、廉潔奉公、謙遜簡樸，因而在九三學社享有很高的威望。幾十年中，他經常為解決九三學社專家學者的住房困難而四處奔走，自己卻一直住在西單一個胡同的平房內，沒有暖氣和衛生設備。20世紀60年代，北京市負責同志看到他家住房條件差，安排搬到條件更好的公寓去住，他沒有同意。1963年全國政協負責同志再次提出，請他搬到全國政協的一幢條件很好的公寓樓內居住，他也謝絕了。他常說，我們的生活條件比新中國成立前強多了，不必再給組織添麻煩。這種崇高的品格，無不讓人肅然起敬。
孫承佩同志顧全大局，胸懷寬廣，作風民主，公道正派，是知識界和九三學社廣大社員眼中的謙謙長者。他關心愛護九三學社廣大社員和知識分子，盡力做好團結工作，從不背后議論同志，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嚴老（濟慈）在回顧與他的交往時曾說：“我感到他是一位值得信賴的人，偶爾有些拿不準的問題也樂于與他商量，聽取他的意見。他辦事很民主，凡有重要事情都主動征求社中央主席和各位副主席的意見，與大家配合得很好。”這是嚴老真情實感的表達，也是孫承佩同志領導風范和優良作風的真實寫照，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發揚。
“任勞負重，瀝膽披肝，統戰奇勛人共仰；兼聽并觀，鞠躬盡瘁，和衷隱德莫能名。”啟老驚悉孫承佩同志逝世，含淚寫下的這副挽聯，道盡了知識界和九三學社廣大社員對他的敬仰和追思，同時又與他的光輝業績和道德風范是如此貼切。
孫承佩同志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祖國和人民。在他身上，深深刻下了二十世紀中國新聞和統戰事業的歷史軌跡。當我們沿著這一歷史軌跡追尋時，就能夠對老一輩愛國知識分子的風骨與堅守，對九三學社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傳統，有更為深刻的理解。今天，先輩們孜孜以求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夢想正在一步步成真，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正在不斷向前推進。經歷了70年風風雨雨的九三學社，必須把老一輩的優良傳統繼續發揚光大，把他們的品格風范、道德文章傳承下去，這是我們的歷史責任，也是對他們的最好紀念和告慰。（作者系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韓啟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