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紅樓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途中，毛澤東感慨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30年了！30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如果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
“30年前”，指1918年、1919年之間。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帶領一批新民學會成員赴北京籌辦赴法勤工儉學事宜，這是他第一次赴京。1919年12月6日，他第二次率領湖南請愿代表團赴京請愿，要求北京執政府罷免湖南省督軍張敬堯。
毛澤東是如何遇到李大釗，究竟是誰介紹他到李大釗處，先任北大圖書館的“雜役”，后任“助理員”的？這是一個關系中國革命、中共黨史的重要問題。
對于這一問題的解說，常見的有五種：
一種是毛澤東直接找到李大釗，由李大釗親自聘任的；第二種是毛澤東找到蔡元培，由蔡元培交由李大釗辦理的。可以說，這兩種說法都不能夠成立。20年后，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曾說：“（在北大圖書館時，）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一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從主觀上說，以毛澤東的個性而言，他是不可能去向一位素不相識的“上層”人物求助的；從客觀上說，當時李大釗在北大主要工作是講學和編輯《新青年》，少有時間到圖書館問事，恐怕毛澤東想找他也難以找到。而蔡元培則更是位大忙人了，恐怕北京大學校長辦公室未必肯安排時間接見吧！
第三種是蕭三的哥哥蕭瑜介紹的。蕭瑜說是由他找到當時在北大讀書的張國燾，張國燾再轉托李大釗辦的。張國燾當時的確是北大的左派學生，與李大釗有師生之誼和共同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關系，由他向李大釗提出是有可能的，但是成功的可能性太小，因其身份畢竟是學生。蕭瑜和毛澤東同是黎錦熙在湖南一師的學生，皆為新民學會的主要成員，此時他們一道為赴歐學習法語來到北京，倆人有交往而又不相融。盡管新民學會解散時由于蕭瑜堅持無政府主義與毛澤東分道揚鑣。但大陸解放后，毛澤東仍然囑托原新民學會同學寫信勸蕭瑜回國，卻被回絕。1955年中國派出一個文藝代表團赴南美洲烏拉圭訪問演出時，團長曾委托當地華僑組織商見蕭瑜仍被拒絕。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為中美關系正?；L華，蕭瑜竟致函烏拉圭總統和聯合國，要求不要放棄臺灣。直至年屆80高齡，蕭瑜仍然組織烏垃圭“青年反共團”反對毛澤東。但是毛澤東卻始終記得與蕭瑜的友誼，這在毛澤東的交誼中是非常少見的。
第四種是毛澤東的岳父楊昌濟介紹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毛澤東傳》寫道：“十月間，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每天工作除打掃外，便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覽者的姓名，管理15種中外報紙。當時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是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金只有8元……”這一說法是援引毛澤東在延安與斯諾的一段談話，毛澤東在談話中說：“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學老師楊昌濟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后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8塊大洋。”毛澤東的自述，加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權威，此種說法自然成了公認的標準答案。
但是問題又來了：一次，總政部隊作家、《湘潭黎氏》的作者黎白，為寫《賀龍傳》到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編寫組，閑談中說到黎錦熙與毛澤東關系的一些史實。他們本來就是一些十分相熟的朋友，編寫組的同志便說：“你是黎錦熙先生的晚輩。主席那一段歷史，你應該更清楚。”黎白說：“主席是怎樣到北大圖書館的，你們編的《毛澤東傳》所寫就不很準確。毛主席和蔡和森、羅章龍、蕭瑜他們十幾位湖南學生剛到北京都是住在楊昌濟先生家里的。不久，毛澤東就搬離楊家，據我所知，那時楊先生對毛主席和楊開慧談戀愛的方式并不滿意，毛主席一個人搬出楊家是有原因的。”
第五種是毛澤東的老師黎錦熙介紹的。毛澤東搬出楊家，就與其他新民學會會員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個人合住在一間小屋子里。毛澤東說：“當我們大家都擠在炕上睡覺時，擠得幾乎透不過氣。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他又想繼續留在北京增長些見識，他說：“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朋友們的錢來到北京的，到了以后，非馬上找工作不行。”便請黎老師幫忙，黎錦熙隨即便想到李大釗。
在此幾年前，“歡迎投稿，不取文言”的《國語周刊》與“布告征文，不收白話”的《甲寅》刊物對壘時，黎錦熙為《國語周刊》的編輯，而李大釗則是《甲寅》的編輯。而至1918年時，李大釗已受聘于北京大學，與陳獨秀一道編輯《新青年》，并兼圖書館館長。其文章雖仍以文言為主，但也不反對白話文了。“不打不成交”，黎錦熙、李大釗倆人倒結下了深厚情誼。打歸打，罵歸罵，其實他們對新文化的見解還是一致的。所以黎錦熙就介紹毛澤東往北京大學圖書館謀個差事，寫了封信交給毛澤東，囑咐他面交李大釗。李大釗按照黎錦熙的委托，就安排毛澤東在圖書館當了個“雜役”。作家黎白在《湘潭黎氏》中寫道：“不久，毛澤東又在黎錦熙家中第二次提出請求，（要求）再寫封信給李大釗，毛澤東不愿只干打掃圖書館的事，希望能改為登記圖書，這樣就會有更多時間去讀書了。黎錦熙就又給李大釗寫了第二封信，仍由毛澤東帶往北京大學，李大釗也照辦了。”所以說，毛澤東在北京大學開始時是一個“雜役”，后來才升為圖書助理員。
毛澤東在京最熟、最親的要算楊昌濟和黎錦熙倆人了。因為楊昌濟是在1918年夏方應聘為北京大學倫理學教授，可以說至當年10月毛澤東進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楊先生仍然是“人生地不熟”，加上毛澤東與楊家有些“過結”不好常去，倒是對黎錦熙有“如嬰兒之得慈母”之感，所以常往。“黎錦熙知道毛澤東當時工資微薄，生活清苦，就特別準備了好的飯菜，讓他‘打牙祭’。他知道毛澤東頗有煙癮，每次毛去他家，他都準備了兩盒‘炮臺’煙招待。毛澤東還在黎家過年，一起包餃子吃。”幾十年后，黎錦熙夫人黃鶴壽對孫輩們還不經意地提起毛澤東當初到黎家吃飯的作派說，“潤之呃，來噠也不搭白（說話），坐下來就呷（吃），呷（吃）噠就走。”
但話又說回來，應該說第三種、第四種說法都有一定道理，李大釗之所以接受一個陌生人的求職，也可能與張國燾和楊昌濟的“說項”有關系。但是他們的“說項”只能是起了一種助力作用，而黎錦熙的“推介”才是關鍵。《湘潭黎氏》寫道：“因為當時的毛澤東是個窮學生，在北京要住一段時間，找不到一份差事是很難生活下去的。毛澤東當時在北京的關系中只有與黎錦熙最熟，就黎錦熙在當時教育界的社會地位以及和李大釗的友誼而言，要幫這忙也確實不很費勁。”
蕭瑜、張國燾當時都是一般學生，自然能力有限。楊昌濟雖為留學歸來的教授，但其社會聲望和人脈關系卻是一般。為了學生不太愛聽他那些概念抽象、語言乏味，而又偏重邏輯推理和空洞說教的哲學、倫理學，黎錦熙曾特意將學生中幾位活躍分子請到家里進行調解。然而黎錦熙在“五四”前夕卻已聲震新文化和教育界了，是“我國國語運動的先驅”。錢玄同曾經說：民國六年有兩桿大旗舉起來，一是胡適、陳獨秀倡導的文學革命，一是黎錦熙、黎錦暉等主張的小學用“國語”教科書，他們都提倡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黎錦熙創建的現代漢語法體系和拼音字母前身的“注音字母”，就給中國億萬文盲識字提供了便捷， 是件“千載大業”的偉事。
那么，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中又為何說“我請他（楊昌濟）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呢？
這恐怕與當時的客觀環境有關。因為抗戰初期國共合作雖在實行，但相互間仍防范較深，常有摩擦。1938年夏，西北大學的馬師儒教授回陜北米脂奔喪，路過延安時受到毛澤東宴請。席間毛澤東講到了他與黎錦熙的師友深情，并請馬先生代致問候。當年8月25日，黎錦熙收到了毛澤東贈送的新著《論持久戰》，黎錦熙也將自己這一時期主編的白話詞典《國語辭典》回贈，但這段時間他們一直未曾有文字往來。這大概是為了黎錦熙的安全起見，才不留“筆墨在人間”的。毛澤東才不得不在將要在報刊公開發表的“訪問記”中避開黎錦熙，而僅言已死去的楊昌濟。果然言中，馬師儒先生從延安回到國統區后，不久就因在延安為毛澤東招待之事，便“被教育部解聘”了。
當然提“楊”不提“黎”，恐怕也與毛澤東個人情感有關。1919年以來，楊昌濟先生一直重病纏身，且一日比一日加重。年底病危，湖南的好友黎錦熙、朱劍凡、李肖聃、徐特立等和北京的名流蔡元培、范源濂、楊度、章士釗等相繼來醫院探望。一日晚，毛澤東也趕來看望，楊昌濟示意他坐下，然后抖索著從身上掏出一塊懷表遞給毛澤東，說：“潤之，這塊表跟我多年，在日本、英國我一直戴著，送給你作個紀念吧。”毛澤東熱淚盈眶地雙手接過。楊昌濟又對毛澤東鄭重地說：“你和開慧的事我全知道，你要多照顧她，她年紀比你小很多，凡事讓讓……”毛澤東含淚回答道：“先生，您放心!我會對她好的。”
1920年1月17日楊昌濟逝世。毛澤東料理了公事、私事后，受岳父之重托，這一年與楊開慧結婚成家，可是激烈的革命斗爭使他無暇照顧小家庭，更無精力照顧岳家生活。他們1920年冬天結婚后，楊開慧從此就跟隨著毛澤東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7年連生了3個兒子。1927年9月，毛澤東帶領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游擊，楊開慧只好帶著3個孩子寄居板倉娘家，母子4人過著艱難困苦、擔驚受怕的生活。1930年10月24日毛澤東與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這就成了當時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抓捕楊開慧的直接導火索，11月14日楊開慧被捕后的第20天被殺害于長沙城瀏陽門外識字嶺。毛澤東對楊開慧的慘烈遭遇是萬萬 沒有想到的。
楊開慧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日后協助毛澤東開展工農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她幫助抄寫的。毛澤東曾夸獎說：“我這個好秘書，抄寫起來，又快又好。”她為了他從事的事業獻出年輕生命，這就使毛澤東一生背負著“開慧之死，百身莫贖”的愧疚。為了對楊家的這份感情，所以他反復提起楊昌濟先生。在與斯諾談話中他說：“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是楊昌濟，他是一個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后來同他的生活有密切關系。他講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但是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一個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會的人。在他的影響下，我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而且在這本書的啟發下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我當時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贊賞我那篇文章，給了我一百分。”
究竟是誰介紹毛澤東到李大釗處工作的應該說是一種“合力”的結果，其中楊昌濟出了力，張國燾的進言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黎錦熙與李大釗的深交才是關鍵因素。（作者：康化夷 湖南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