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集作家與學者一身的著名人物，1947年加入九三學社，曾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顧問。他出生于書香門第，曾祖是清朝名重一時的俞樾先生，父親俞陛云官至翰林編修，乃著名詞人。他自幼即受到古典文學的熏染，如此生長環境和家庭教養，很自然地使得他身上自帶濃重的士大夫氣質。但面對洶涌而至的世紀洪流，他并未采取回避或觀望的態度。“五四”運動前后，他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在新思想的激蕩下，他吶喊過、歌唱過，以詩、議論性文章，討伐封建制度。18歲就開始創作白話詩文，第一首詩《春水》就發表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考入北京大學后，他積極參加新潮社、文學研究會等新文化團體，并與朱自清、鄭振鐸、葉圣陶等人共同創辦了“五四”以來第一個詩刊——《詩》。在新詩創作的天地里，他的詩集《冬夜》《西還》《憶》《雪期》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留下的屐痕，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還加入了以“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為宗旨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為傳播新文化觀念四處奔走。“五四”運動爆發后，他積極投身其中，參加北京大學學生會新聞組，從事宣傳工作，經受了“五四”運動的洗禮，更增強了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使命擔當。
舊家族走出的新詩人
俞平伯，名銘衡，字平伯，以字行。祖籍浙江省德清縣。1900年1月8日出生在蘇州。四歲時由精通詩文的母親啟蒙讀《大學》章句。7歲時每晚跟曾祖父學寫字，持之以恒，進益極大。8歲隨母親學對對子，課本由母親手抄。9歲時入塾從師學習。由于塾師教學不嚴，兩年后遂改由父母督課。嚴格的家學為俞平伯打下了堅實的舊學基礎。1911年，由蘇州到上海住了一年半，改學英文和算學。1912年13歲時回到蘇州，開始看《紅樓夢》。
1915年春俞平伯入蘇州平江中學讀書。一學期后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部。在這里，他結識了許德珩、傅斯年、楊振聲、羅家倫等進步青年。此時的北大還有些古氣沉沉。這一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他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抨擊儒家的倫理道德、舊文學和舊教育，新文化運動，揭開了中國近代思想啟蒙運動的大幕。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主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給沉悶的校園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第二年蔡元培聘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陳獨秀到任后大力推行課程改革，以白話文教學，使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在此時代大潮的影響下，俞平伯開始嘗試做白話詩文。1918年5月，他的第一首新詩《春水》發表在《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期上，自此在中國新詩壇嶄露頭角。他在《新青年》上相繼發表的新詩還有《草里的石碑和赑屃》《紹興西部門頭的半夜》《送緝齋》《潮歌》《題在紹興柯巖照相館的相片》《樂觀》《鶯兒吹醒的》等。此外還撰寫了理論文章《白話詩的三大條件》《作詩的一點經驗》等。
創辦《新潮》社
在新文化運動倡導初期，并沒有專門的文學社團，也沒有專門的文學刊物。
首先高舉新文化旗幟的除了《新青年》，繼起的便是以社團面目出現的新潮社和少年中國學會，它們均屬于文化社團而非文學社團。1918年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俞平伯被選為干事部書記。
1919年1月，俞平伯等人創辦了機關刊物《新潮》文化月刊。在《<新潮>發刊趣旨書》中談到：“向者吾校性質雖取法外國大學，實為歷史所謂國學者一貫，未足列于世界大學之林；今日幸能脫去舊型，入于軌道。向者吾校作用雖曰培植學業，而所成就者不過一般社會服務之人，與學問之發展無異；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學之正義為心。又向者吾校風氣不能自別與一般社會，凡所培植皆適于今日社會之人也；今日幸能漸入世界潮流，欲為未來中國社會作之先導。”“本此精神，循此途徑，期之以十年，則今日之大學，固來日中國一切新學術之策源地。二大學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國中，影響無量。同人等學業淺陋，逢此轉移之會，雖不敢以此弘業妄自菲薄，要當竭盡思力，勉為一二分之贊助；一則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國人，二則為將來之真學者鼓勵興趣。同人等慚不能自致力于真學者之列，特發愿為人作前驅而已。名曰新潮，其義可知也。”
《新潮》是繼《新青年》之后又一全部采用白話文的刊物。它不僅在理論上鼓吹文學革命，而且在創作上推出了許多有影響的作品，小說有魯迅的《明天》，葉圣陶的《這也是一個人》，詩歌有胡適、朱自清等人的作品。
俞平伯發表在《新潮》的第一首新詩是《冬夜之公園》，1919年2月1日刊于該刊第一卷第二期。3月初創作的新詩《去來辭》刊發在該刊第二卷第四期俞平伯專欄上。他認為詩歌創作不應僅僅描寫自然，在文學上主觀比客觀更重要。是年春，他在天津創作了新詩《春水船》，詩中描述海河沿岸的景物及詩人的所見所聞，胡適對其大加贊許：“這種樸素真實的寫景詩，乃是詩體解放后最足人樂觀的一種現象”。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花匠》發表在第一期上，后被魯迅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后來還發表了《圍爐》《狗和褒章》等。
創辦新詩專刊《詩》
1921年，俞平伯與葉圣陶、鄭振鐸、朱自清等人創辦了《詩》月刊，這是五四以來出現的第一個詩刊，該刊由中華書局出版。
在創刊宣言中稱該刊“有指導人們的潛力，奉著安慰人生使命的”“主要目的在于替時下較好的新詩作發表的場所”。所發表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現實生活，表達了五四時期反對封建專制、向往光明自由的精神與人道主義思想，體現了當時的現實風貌和現實主義特色。在詩歌理論上，主張“為人生”，表現平民生活。俞平伯在《詩底進化的還原論》一文中提出“詩的人生作它的骨肉”“要做平民的詩，最要緊的是實現平民的生活”。該刊在鞏固與提高新詩的地位、探討新詩的發展道路、繁榮新詩的創作方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原定每半年一卷，每卷五期，但實際上只出了一卷。前三期編輯為“中國新詩社”，后兩期改為文學研究會，雜志辦得很有生氣，它對于推動新詩的創作，拓展新文學運動的陣地，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1922年3月俞平伯的第一部新詩集《冬夜》問世，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先后兩次再版。是我國現代文學創建時期，繼胡適的《嘗試集》和郭沫若的《女神》之后，又一引人注目的新詩集，同被視為新詩園的第一批收獲。
詩集里收納的詩共有58首，第一首是《冬夜的公園》，取詩名前兩個字做了詩集名。該詩集的題材豐富多彩，其中《無名的哀詩》《打鐵》《紹興西部門頭的半夜》《在路上的恐怖》是頌勞工的；《他們又來了》《哭聲》是諷刺軍閥的；《可笑》是諷刺社會的；《草里的石碑和赑屃》和《所見》是抨擊政府的壓制；《破曉》《最后的洪爐》和《歧路之前》是鼓勵奮斗的；《小伴》是催促覺悟的；《挽歌》和《游皋亭山雜詩》是提倡人道主義的，而《不知足的我們》則是記錄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幕實錄。
朱自清在《冬夜》序里對俞平伯的新詩和詩集予以了極高的評價：“在才有三四年生命的新詩里，能有平伯君《冬夜》里這樣的作品，我們也稍稍可以自慰了。從五四以來，作新詩的風發云消，極一時之盛。到現在——到現在呢，詩爐早已灰冷了，詩壇早以沉寂了！我們固不向往再有那虛浮的熱鬧，卻不能不希望有些堅韌的東西，支持我們，鼓舞我們的興趣出集子正是很好的辦法。去年只有《嘗試集》和《女神》，未免太孤零了；今年《草兒》（康白情）、《冬夜》先后出版，極是可喜。”他認為俞平伯的新詩具有三個特色：一是精煉的詞句和音律，二是多方面的風格，三是迫切的人的感情。但胡適的評論則頗有微詞：“平伯最長于描寫，但他偏喜歡說理；他本可以作好詩，只因為他想兼做哲學家，所以越說越不明白。”他還解釋“這不是譏評平伯，這是我細心讀平伯詩得來的教訓。”聞一多認為越求創作發達，越要扼重批評。他對《冬夜》的評價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音節，關于這點，當代諸作家，沒有能同俞君比的。這也是俞君對新詩的一個貢獻。凝練、綿密、婉細是他的音節特色。”《冬夜》詩集問世后，引起不同的反響，據此亞東圖書館將各種評論意見匯集起來，出版了一本評論集。由此既可以看出俞平伯詩作的藝術特色和社會影響，同時也給后人感受到那個時代倡導科學民主，在創作和評論界的映像。俞先生所處的時代，正是新文學的啟蒙時期，也可以說是新舊交替時代，他的作品正可代表這那個時代的線索，在文學史上也有著相當的價值。
俞平伯關于新詩的理論與評論曾在當時乃至中國新詩史上產生過長遠的影響。自由是他詩論的核心語匯，個性品格的創造精神是其詩歌理想的基本內容。他非常重視民間文化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與“五四”時期平民主義文化思潮有著密切的關系，他謂“人人有作詩人底可能性”，并希望未來詩人與常人在鑒賞能力和認知水平等方面差別的泯滅。
走向社會參加平民演講團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一群北大學生承擔其向平民演講的使命，1919年3月23日，成立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初成立時有成員39人，主要是《新潮》社和許德珩領導的《國民》社的學生。俞平伯于4月參加了演講團，為“增進平民的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四處演講。最多時達到60多人，可謂是新文化運動中的統一戰線組織。此前圍繞文學革命的論戰和新舊的斗爭，一直局限于校園內的期刊雜志。演講團的出現，使得爭論的范圍超出了文人的圈子，論戰的內容也因面對平民有所變化，這從俞平伯等人的詩歌小說創作中見到端倪。“五四”運動爆發后，俞平伯積極投身其中，參加了北京大學學生會新聞組，從事宣傳工作。1959年俞平伯先生曾深情地說：“那時我才二十歲，還是個小孩子，對于這偉大且有深長意義的青年運動，雖然也碰到了一點點邊緣，當時的認識卻非常幼稚，且幾乎沒有認識，不過模糊地憧憬著光明，向往民主而已，在現今看來，反帝反封建原是十分明確的。”
我們今天從文化的高度審讀“五四”運動，感到它區別于以往愛國運動的標志便是民主與科學。經過那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俞平伯更加有歷史的擔當，努力成為整個社會的良知，體現著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和時代精神。（張玉芳 本文刊載于《團結報》2018年5月24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