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4月23日，毛澤東欣聞南京解放的捷報，激情澎湃，揮筆疾書寫下氣勢磅礴的《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他在詩中形象描繪了解放軍飛渡長江天塹解放南京的雄偉場面，高度贊頌南京解放取得的歷史性勝利。南京解放，標志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為之不懈奮斗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事業即將取得勝利。
1949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取得三大戰役勝利、即將兵臨南京城下，國民黨軍隊全面潰敗、倉皇而逃。逃亡之際，為了不給新中國留下科學事業根基，國民黨政府不顧科技界反對，強行下令命中央地質調查所等國家的核心科技隊伍火速搬遷至臺灣。中央地質調查所眾人一時陷入是去是留的搖擺意志中，此時，中央地質調查所前所長、后來擔任北京地質學院第一副院長和教務長的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尹贊勛同志，帶頭進行了反搬遷斗爭。
尹贊勛（1902-1984）
當時，中央地質調查所已經有32年的發展歷程，是國內規模最大（當時科研人員已達100多人，約占全國地質工作者一半），專業設置齊全、人才集中的國家科學研究機構，設有區域地質、經濟地質、礦物巖石、古生物地層、新生代、工程地質、土壤及地球物理等8個研究室和陳列館、圖書館等。尹贊勛在《往事漫憶》這一自傳中，記載了這段抗遷護所的經歷，其他學者的回憶錄中也多有記載。讓我們從這些文字里回到南京解放前夕，一睹調查所眾人和國民黨政府斗智斗勇、留下地學火種的艱難歷程。
這是不平常的夜晚，調查所眾人或疾步或面露焦色陸續趕來調查所。決定調查所去留、保存國家地質火種的緊急會議就這樣開始了。尹贊勛意識到災難深重的祖國已經到了空前偉大的轉變時代，為了中國地質事業和地質調查所的前途，他協助所長李春昱領導了抗遷護所的斗爭。在緊急會議上，尹贊勛首先表態，他慷慨陳詞，痛斥國民黨政府腐敗黑暗,表示不再對國民黨抱有幻想，應保護地質調查所的一切財產，決不能跟國民黨走，堅決主張留下。他的態度帶動了一批年輕學者。
會議一直開到深夜，經過激烈的爭論，大會一致通過全所留下的決議。對于國民黨政府迫遷的事，大家認為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經過商量他們巧施計謀佯裝搬遷。但對于貴重物品外運的問題又展開了激烈爭論，尹贊勛主張“改為少裝”，意見被采納。于是便把一些不太珍貴的標本、廢舊書刊、地質錘等裝了十大木箱，赫然寫下“貴重圖書儀器”，運往廣州，還乘研究員回家之便，像模像樣在湖南長沙掛起“中央地質調查所臨時辦事處”的牌子，收發來往公文，做出正在搬運的樣子，以敷衍當局。同時，他們組織護所隊，用磚塊把書庫窗戶砌起來，以防發生斗爭時流彈傷及圖書，并分組輪流在所內外日夜巡邏。為了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他們想法設法購買了8000斤大米，又從市場買了油、鹽、咸菜等物資，估計夠全所200多名職工家屬一個月的吃用。
中央地質調查所南京舊址
1949年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調查所的圖書、儀器、標本及全部財產連同人員，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地學的火種在祖國大地上得以存留，并成為新中國地質事業騰飛的重要源頭，與嶄新的時代齊頭并進。
“別矣！一九四九！你是偉大的一年，我永遠忘不了你……毛主席一聲號召，頃刻間突破長江天險，把自由的種子散播到大江以南的廣大土地......一九五〇年來到了！你好比新生的太陽，為我們帶了新的希望。你沖破了黑暗，你驅逐了晨霧，使全國人民都受到陽光，從此保持著自由、民主、和平和健康。”
南京解放后，尹贊勛在1950年《新華日報》元旦號發表了《送別一九四九、歡迎一九五零》的自由詩，表達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感激，對全新時代的歡迎和向往。尹贊勛也迅速投入到新中國地質事業建設的歷史洪流。
尹贊勛用“抗遷護所”的偉大壯舉，傳達出對中國共產黨及其建國理念的政治認同和高度信任，對新中國充滿了欣喜和向往。他克服一切艱難險阻、追求光明的理想信念領航了當時的中國地質學界。他科學救國的志向、心系祖國的情懷、矢志地學的精神、堅守正義的品格，為中國地質事業保存了卓越星火，為中國地質大學植入了紅色基因、孕育了地球科學的優秀學脈，為學校事業發展付出了赤誠心血，為地大人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學術智慧和精神源泉。
尹贊勛《往事漫憶》
科學救國，拓荒地學揚美名
1902年，尹贊勛出生于河北平鄉縣一個官紳之家,自幼聰穎好學,而且思想進步,富有正義感。14歲時，尹贊勛考進河北省著名的保定育德中學。1919年,五四運動波及保定,他響應號召,奮起投入此運動的洪流，上街游行并演講、宣傳，還參與編導了時事諷刺劇《巴黎和會》。同年,考入北京大學，先后讀了甲部(理科)預科、乙部(文科)預科、中文系本科、哲學系本科各一年。他博學好問,常常聽地質系幾位名教授講課,于是對地質學產生了興趣。
在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的新文化思潮影響下，有著一腔熱血的尹贊勛開始了解中國社會，萌發了“科學救國”的志向。當時，到擁有先進科學技術的歐美求學，尋求“科學救國”的良方，成為那個時代有志青年的不二選擇。1923年,尹贊勛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赴歐洲留學,1925年夏入法國里昂大學學習地質，著重攻讀地層學和古生物學。
1931年,他順利通過答辯獲得里昂大學理學博士學位。5月，學成歸國，迅速投入到地學研究，踐行著為國科研、報效祖國的初心和使命。
上世紀30年代，我國自然科學落后狀態仍很嚴重，面對一個貧窮落后、內外交困的國家，作為一名學者，尹贊勛的社會責任感更為強烈，試圖通過科學拯救危難中的中國。尹贊勛是第一個在法國學習古生物學并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回國后,在北平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工作，積極發揮自己的知識優勢，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為地質科學進行了大量野外考察。至1937年6年間,他先后到過祖國的東北、西南、西北、東南以及華北一帶從事地質調查研究,撰寫了論文及評介38篇，內容涉及沉積巖石、構造、礦產、火山、地貌、水文、喀斯特等。
作為我國古生物學、地層學的奠基人，尹贊勛對志留系研究富有獨創的卓越成就,奠定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基礎，在地質學界贏得了“尹志留”的科學尊稱。從30年代開始，他對中國的志留紀地層做過大量、詳細的野外考察和室內研究。1937年，他自測剖面、自采標本，發表了關于云南施甸筆石的論著。40年代，他野外考察了滇西、川南、黔北的志留系和所產筆石化石,發表《中國南方志留紀地層劃分與對比》，為中國南部志留系的研究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1949年底,他發表的《華南志留系》是第一次對中國志留紀地層較全面的總結。1965年,在澳大利亞訪問時做了《志留紀之中國》的學術報告,該文在澳大利亞地質學會學報發表后,引起了國際上的注目。1979年古生物學會第十二次學術會議上，專題報告《板塊構造與志留紀古地理》對我國志留系做了較全面、系統的創始性研究。
中國地質古生物學奠基人合影，中排右二為尹贊勛
在古生物研究方面，他出版的三部《中國古生物志·乙種》，奠定了我國古生物的研究基礎。建立的卷筆石是我國古生物學家建立的第一個新屬。對“二葉石”即三葉蟲爬跡、魚類化石的鑒定，是我國最早期的生物遺跡化石研究。正是這種不畏艱險、潛心鉆研、在科學的崎嶇道路上艱難攀登的精神，讓尹贊勛在古生物學、地層學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就。
潤心鑄魂，守正地學擔大義
“大哉我中華！大哉我中華！東水西山南石北土真足兮。泰山五臺地基固，震旦水陸已萌芽。古生一代滄桑久，礦巖化石富如沙。降及中生代，構造更增加，生物留跡廣，湖泊相屢差。地文遠溯第三紀，猿人又放文明花。錘子起處發現到，共同研討樂無涯。大哉我中華！大哉我中華！”
1941年3月7日，在重慶大學大禮堂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十七屆年會中，首次試唱《中國地質學會會歌》，歌聲嘹亮，震撼人心。時任中國地質學會第17屆理事長的尹贊勛內心有著難以言表的喜悅和觸動。此時距他初寫會歌歌詞已有兩年。
中國地質學會會歌
1938年2月，尹贊勛將會歌歌詞初稿交予楊鐘健斧正。兩年間，他斟酌再三編寫會歌，數次刪正、譜曲，經由理事會通過，正式成為中國地質學會會歌。這首歌激勵了那個時代地質工作者為振興中華，同心同德，艱苦奮斗。
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豪壯的口號。從樸素簡潔的字里行間，我們看到了屬于尹贊勛的一顆赤子之心。看到了他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烽火硝煙、顛沛流離中，依舊懷著無限激情，根植中華大地，用自己的學識為地質事業赤誠奉獻，報效祖國。
1937年，尹贊勛調任江西省地質調查所所長。在抗戰初期的動蕩環境中，對事業的追求和熱愛讓尹贊勛不顧野外的危險和艱苦，主持編繪了8幅江西省 1︰20萬區域地質圖，完成的圖幅在量和質上都居于全國各省之冠。
1940年，尹贊勛調到重慶北碚任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副所長兼代所長。在主持調查所工作時，雖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以工作為重，挑起科學研究和業務管理的重擔。期間，他將美國首創的古地質學理論和古地質圖制圖方法引進我國，對貴州遵義一帶棲霞海侵前的地層分布進行了周密的調查研究,繪制出我國第一幅古地質圖，博得了當時地質界的高度稱贊。
黃汲清(左)、尹贊勛(中)、李春昱（右）合影
1942年尹贊勛辭去代所長之職,任副所長兼古生物地層研究室主任。與他的前任所長黃汲清及后任所長李春昱一同締造了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全盛時代”，他們三人堪稱中國地質科學界卓越的第二代領導人。
尹贊勛是一位進步的科學家，是在戰火中不畏權貴、堅持正義的堅強戰士。尹贊勛在中央地質調查所任代所長時，因與舊官場積習格格不入，抱負不伸，遂上書求免。內稱:“承乏年余,所務了如指掌,漸知利弊興革之道,而部長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實難應付”，憤而請辭代所長之職。
1942年，他被征調到重慶“中央訓練團”第二十九期去“受訓”,國民黨組織千方百計，強迫他加入國民黨。因看清國民黨裝腔作勢、毫不作為的丑態，尹贊勛小心應付、多方推脫，始終未加入組織，成為該期受訓人員中唯一拒不參加國民黨者。
1947年，他在“申報”元旦增刊上作詩，揭露了國民黨的黑暗，表達了他向往的未來美景。
1949年初，尹贊勛更是加入了由中共地下黨員施雅風領導的由青年科技人員組成的“科學時代”南京分社，每周二秘密學習當時的時事政治，為后來的地質調查所反搬遷斗爭打下了基礎。
尹贊勛曾說：“回想起艱難的日子里，國民黨達官貴人花天酒地與廣大群眾和知識分子的清貧生活形成強烈對比。”在北碚的五年半時間，國民黨不顧民族存亡和人民死活的做法讓尹贊勛深惡痛絕，他逐漸認清了國民黨本質，不再對他們抱有希望。同時看到了共產黨能為國為人民不顧一切進行英勇斗爭，萌發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信念。
悉心擘畫，夯實地院學科根基
沐浴著新中國的陽光雨露，尹贊勛全力以赴為新中國地學事業不懈工作。1950年3月，《新華日報》發表了《創造新時代的地質工作》的報道，動員地質學者勘探找礦，奔赴生產建設前線，為祖國創建發展工業生產的條件。1950年10月，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正式成立，尹贊勛任第一副主任委員（李四光為主任委員），著手組織籌建全國地質科研、生產和教學機構,并安排有關地質科學機構的布局和發展計劃。他負責地學教育工作，對地質專業教學、地質院系調整運籌帷幄，悉心擘畫。
1952年,黨中央籌備成立北京地質學院。這是“動地”的事業，尹贊勛參加了北京地質學院的籌建工作,并擔任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
政務院通過提請任命劉型為北京地質學院院長、尹贊勛為副院長文件
尹贊勛在慶祝建院一周年的校刊上提出新型地質教育與舊型教育的8點對比,認為北京地質學院的建立是舊中國地質教育轉變為適合于社會主義社會地質教育的重要轉折點。這是一個有決定性意義的開端，把學院建設好至關重要。
尹贊勛在建校一周年校刊上刊發的文章
在學校工作期間，尹贊勛主持并親自參加編寫教學大綱和設計教學方案,參與籌建系、教研室、實驗室及有關教學輔助部門的工作。他悉心研讀蘇聯的教學計劃,盡量把原5年的教學計劃壓縮在4年內基本完成。在發現學生負擔過重后,他著文詳細列舉學校教學計劃與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相應專業各項課程的對比,指出課程門類和時數過多的嚴重情況,引起了上級的注意,及時采取了精簡措施。從1954年起,教學計劃一再修訂精簡,專業也不斷調整。
從1952年籌備建院到1956年離院，尹贊勛在國家經濟建設百廢待興、急需新型地質人才的關鍵時期,竭盡全力,協助建成了北京地質學院這所新型的地質高等學府，夯實了地大較為完善的學科專業根基，實現了學校辦學的高水平起點，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優秀的地質人才，推動了我國地質事業的發展。
中國科學院院士王鴻禎曾在紀念文章中這樣寫到：“在北京地質學院任職期間，他竭盡全力推進各項教學工作，培養了大批學生，滿足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地質人才的需求。”
敢為人先，領航新中國地學事業
“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建設。”1949年，國家在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努力發展科學。1949年11月，全國性科學研究和領導機構中國科學院成立。1955年,尹贊勛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并擔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副主任，1957年任地學部主任直至80年代初。
期間，他組織制定了第一次全國地學科學規劃、“中國地學發展的三年提綱和八年設想”和《1963-1972年地學發展規劃》。這是我國地學發展的重要規劃性文件，對我國地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尹贊勛（前排居中）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同志合影
尹贊勛在從事繁重的組織管理和學術領導工作的同時，對研究工作也絲毫沒有放松，他對中國地層工具書的編撰和讓中國地質科學與國際接軌的研究，就是在這一時期展開的。工具書編撰是一項需要“翻箱倒篋,查閱卷帙浩繁的新舊書籍,甘當尋章摘句的老雕蟲,投入繁瑣的考證,埋頭工具書的編寫工作”。尹贊勛甘當鋪路石，義不容辭接下匯編工具書的重擔，在1956年到1966年十年期間，《中國區域地層表(草案)》、《中國區域地層表(草案)補編》、《中國地層名詞匯編》、《中國地層詞典（七）石炭系》、《中國地殼運動名稱資料匯編》、《規范及說明書》先后問世。這是尹贊勛在中國地層規范上的重要貢獻！
1978年，尹贊勛發表了《論褶皺幕》,這是50年代初研究地殼運動的繼續和發展，對從事構造地質、區域地質、地層工作及教學工作,均有指導和實際意義。這一重要成果,獲得了1980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十年動亂期間,他身處逆境,但仍懷著一顆熾熱的心,博覽國外地質學和其他地學刊物。從1971年起,他將國際上地球科學中進展最快、有重大突破的板塊構造學說介紹到我國，利用各種報告會和座談會進行深入淺出的講解,并結合我國地質實際情況,提出開展這一研究的現實意義和發展遠景。他的論著大大沖擊了多年來傳統地質學“固定論”的思想,對我國地學界的科研、教學和生產都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1980年國際巖石圈計劃問世。尹贊勛十分重視,他指出我國沒有參加60年代的國際上地幔計劃,也沒有理會70年代的國際地球動力學計劃,使我們在地質學上大大地落后了。他建議迅速組織國家巖石圈委員會,“大力開展工作以便中途插入先進集體,共同進行承前啟后的各項考察研究工作,趕上發達國家和少數第三世界進步國家的步伐,而與當代地球科學前沿開拓領域者同呼吸、共命運,齊頭并進”。
尹贊勛還曾任第一、二、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他是中國地質學會重要領導人，為學會服務一生。他長期領導了中國古生物學會,是中國古生物學會擔任理事長時間最長的一位科學家。
甘為人梯，悉心育才樹豐碑
“看看，你們的工作很不仔細，把圖的方向搞錯了。穆恩之、盛金章的工作就很仔細，應該向他們學習。”尹贊勛指著手中報告里的一張圖，很嚴肅地對身邊的年輕人說。年輕人叫范嘉松。半個多世紀后，當88歲高齡的范嘉松回憶這件事時，臉上仍不由得一陣陣發熱：“尹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地學家。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讓我一生受益。”
雖然對人嚴格，但尹贊勛在學術上卻從不吝嗇對年輕人的提攜。1979年，一位青年寫了一篇《地球在膨脹》的文章,曾請求專家評審無果,尹贊勛認真審閱他的文章并推薦給方毅同志,后來破格錄取這位青年進中國科技大學學習。陳國達教授1938年寫出《中國東南部紅色巖層之劃分》一文,該文由于主張中國東南諸省的紅層有白堊系部分存在,與當時認為其時代只限于第三系的流行看法不合,被刊物主編拒絕,尹贊勛閱讀后說“看來紅層問題大有研究余地”，并做了許多工作,使論文得到正式發表,后來被許多地質人證明，該論點是正確的。
尹贊勛曾擔任《地質科學》主編、《中國科學》及《科學通報》副主編，對青年的論文稿件，總是認真審閱,誠懇地提出意見。對有些青年同志提出的問題，總是經過認真思慮后,從問題淵源和發展逐一給予解答。他還經常向青年同志們介紹一些科學研究方法,共同討論地質學中他所關心的一些問題,他經常說:“任何高明的科學家的認識都是有限的，在真理面前應該虛懷若谷。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在他的指導下，一批青年人才后來成為地學研究中的翹楚，在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他這樣關懷備至、提攜人才的可貴品德，也深為地學界同行所敬重，人們親切地稱呼他為“尹公”，贊揚他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
尹贊勛治家極嚴，從不允許子女借用自己的影響力，讓他們“一切靠自己”，對他們的事業“袖手旁觀”，教導他們要有“獨立思想”和事事“做好準備”。他的女兒尹文英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的昆蟲學家，并于1991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這對院士父女成為科學界的佳話。
即使到了晚年,尹贊勛仍孜孜不倦地投身地質科研和教育工作，拖著病弱身體忘我筆耕，悉心指導年青同志。他說:“我已年老體衰,晚年有限,如不抓緊時間,積極工作,將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他常勉勵周圍的年輕人,要牢記“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的名言。
一心向黨，風骨智慧照后人
“經過整整三十年的磨礪和誠摯的追求,終于如愿找到政治歸宿,也是我一生最高的理想,終于實現了。今后一定全心全意地忠于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尹贊勛這樣說。1979年1月29日，77歲高齡的尹贊勛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多年夙愿得以實現。這是他將個人的全部智慧和精力無保留地貢獻給人民的必然結果。此后,他的精神更加煥發,意志更加旺盛,他分秒必爭,夜以繼日地埋頭工作。
1984年1月27日，尹贊勛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二歲。他去世前，很多大科學家去醫院探望他，他含淚說：“我自己生病不能工作，還要麻煩您們耽誤工作來看我，真是慚愧啊！”他去世后，骨灰埋葬于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猿人遺址的科學家紀念園，和賈蘭坡、楊鐘健、裴文中等地質科學家繼續守護著他們鐘愛的地質事業。
為紀念和表彰尹贊勛在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面的卓越成就,鼓勵和支持地層古生物學工作者為早日實現祖國四個現代化做出貢獻，1989年，中國古生物學會設立“尹贊勛基金會”,設“尹贊勛地層古生物學獎”作為此學科、行業的最高獎項，迄今已有數十人獲獎。“尹贊勛精神”將在中國地質學、古生物學、地層學界繼續發揚光大。
“21世紀的中國地質學，將深入地下和海底開采礦床，進入太空研究外星地質，地質學要不斷拓寬視野和活動空間。”1959年，尹贊勛發表《科學家談21世紀》一文，首次提出“下海，入地，上天”的科學目標。今天，尹贊勛等幾代科學家的夢想正在一步一步地實現，“上天、入地、下海、登極”也成為中國地質大學最鮮明的學科特色。
尹贊勛的一生歷經了新、舊中國的巨變，他從最初的“科學救國”論者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和紅色科學家，他投身中華民族謀求科學自強的壯麗事業，并為此初心不改。他為中國地質大學的學科專業建設擘畫全局，為學校植下紅色基因，悉心指導學校成長發展，延續永不熄滅的地質薪火。他是整個近現代中國地質學歷史的代表，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從20世紀初到世紀末地質學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他畢生潛心鉆研地學，澤被桃李，在我國地質科學領域樹起了一座不朽的豐碑。他留給人類的，不僅是結實累累的科研成果，更是不畏艱難、追求真理的科學思想和一心為國的優秀品質。我們要賡續科學前輩的精神血脈，在一代代地大人中薪火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