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1911年2月25日—1992年8月28日)，出生于浙江嘉興。歷史地理學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
譚其驤出身于書香門第。祖父中過舉人，清朝末年曾任嘉興府學堂監督。父親譚新潤考取秀才后，因科舉廢除，去日本學習鐵道專業，回國后在京奉鐵路任站長，不久即因病去職南歸，以后曾任《嘉興日報》主編，是著名的南社成員。家庭對譚其驤的求學方向和專業并不干預。大學一年級時他讀社會系，二年級讀中文系，三年級又改讀外文系，到三年級入學第三周后才定下來轉入歷史系。家庭環境對造就他既有扎實的傳統文化基礎，又善于吸收新的科學知識、不斷追求真理的學風，是不無影響的，他選擇了中國歷史地理學這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也不是偶然的。
譚其驤在2歲時就隨父親回到家鄉，以后進家塾、小學、秀州中學。因不滿秀州中學這所教會學校對學生的無理處置，高中未畢業就憤然離校，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學，那時他才15歲。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上海大學被封，他只得轉入暨南大學。轉入歷史系后，他的才華受到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的賞識。在潘光旦的影響下，他對中國歷史時期的移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大學畢業時寫下了一篇六萬多字的論文《中國移民史要》。
1930年秋，譚其驤進燕京大學歷史系當研究生，師從于顧頡剛先生。次年秋，顧頡剛先生講授尚書研究一課，提出《堯典》中“肇十有二州”是襲自漢武帝時的制度。在讀了顧頡剛先生的講義以后，他認為其中所列的十三部并不是西漢的制度，即在課后向顧頡剛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顧頡剛先生要他將意見寫成文章，并在收到的第二天就復了一封六七千字的長信，對他的看法贊成三點，反對三點。這進一步激發了他鉆研的興趣和辯論的勇氣，六天后寫了第二封信，就顧頡剛先生不贊成的三點再次申述了自己的論據。十多天后，他收到了顧頡剛先生的復信，對第二封信的三點又同意了一點，反對二點。不久，顧頡剛先生把這四封信加上《關于尚書研究講義的討論》題目，印發給全班同學，并在附言中寫道：“對于這些時中(指虞舜、漢武帝、王莽時)的分州制度，兩千年來的學者再也沒有像我們這樣的清楚了。”這場討論不僅提高了譚其驤的研究能力，而且使他對歷史地理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他選擇歷史地理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無疑和顧頡剛先生的引導是分不開的。
1932年春，離研究生畢業還有半年，譚其驤就已寫好論文，由伯父新嘉先生介紹，進北平圖書館當館員。他當年就在輔仁大學兼課，次年起又相繼在燕京大學、北大等學校兼任講師。同時在《史學年報》、《燕京學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很有見地的論文，在學術界聲譽鵲起。1935年后，他辭去圖書館的職務，專在大學教書。是年秋至翌年夏曾到廣州學海書院任導師。1936年秋回到北平，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的兼任講師。1940年春，到貴州浙江大學任史地系副教授，1942年任教授。1950年，浙江大學停辦歷史系，他轉到上海復旦大學任教授。1955年經吳晗推薦，到北京主持《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1982年起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至1986年。
20世紀60年代以來，譚其驤明確提出，歷史地理學的組成部分、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這些現象發生在過去，研究時不能不運用歷史學的方法，必須重視文獻資料和前人成果。沿革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只描述歷史上各種地理現象的變化，后者則要進一步考察現象背后的內在本質，研究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在對待歷史上地理環境同人類社會的關系方面，他認為必須重視人類活動對于改變地理環境的能動作用，但也不可忽視地理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制約作用，而且愈是在生產能力不發達的古代，這種作用也愈大。這里所說的地理環境是廣義的，即包括自然和人文兩個方面。正因為如此，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不僅能運用于自然科學，也能夠用于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經過他與持相似觀點的侯仁之等人的共同努力，這些基本觀點現已為歷史地理學界普遍接受，成為學科建設的基本理論。
由譚其驤主編、數十位專家通力合作完成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集中反映了我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成果。這部8冊的巨著上起原始社會，下迄清代，共有20個圖組，300多幅地圖。每幅所標繪的城邑山川，少則數百，多則上千，所收地名總計有70000左右。它不僅包括歷代王朝的統治范圍，也包括少數民族政權和邊疆政權的管轄區域，反映了中國的疆域從來就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區域的客觀歷史事實。圖集以政區為主，收錄了全部可考的縣和縣級以上建置以及縣以下的重要地名，也收錄了主要的山川、關津、長城、考古遺址等。更有意義的是，經過審慎的考訂和探索，基本上畫出了我國有史以來的海陸水體變遷。這些都是以往的任何歷史地圖集從未做到的。該圖集集中反映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成果，被譽為新中國社會科學兩項最大的成就之一，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被上海市政府授予特別獎。
歷來研究黃河史的人，都把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的局面歸功于王景治河。譚其驤認為，黃河長期安流決定性的原因是黃河本身的變化。黃河的決溢主要是由于泥沙淤積，使河床抬高成為地上河引起的；而黃河下游的泥沙大多來自中游涇、渭、北洛河水系的黃土高原。在同樣的降水條件下，植被保存的好壞會使水土流失量相差懸殊。東漢以后，以畜牧為主的少數民族逐步入居黃河中游；加之長期戰亂，人口銳減，農田荒蕪，天然植被得到恢復，水土流失也隨之減少，黃河出現了長期安流的局面。所以他在1962年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搞好黃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消弭下游水患的根本措施，并提出了因地制宜，農林牧全面發展，搞好中游水土保持的具體建議。他又從《山海經》的《北山經·北次三經》的片言只語中鉤稽出了一條從未被人注意過的上古黃河道，根據考古發現和地貌特征進一步論證：在公元前2世紀以前黃河下游已經多次改道，而經常性的泛濫和頻繁的改道直到戰國中葉筑堤以后才得到控制。這進一步說明即使在原始植被相當完整的古代，黃河下游的開發也需要堤防，因此在全國規劃治理黃河時，既要抓水土保持這個根本，也要重視工程防治，二者不可偏廢。
譚其驤很早就注意到了歷史文獻中關于華北平原上水系變化的記載。1957年，他指出，河北平原的河流本來是分流入海的，公元3世紀曹操開鑿白溝后，諸水才相互溝通，逐步形成眾水歸一的海河水系。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又深入研究了長江中游的湖泊變遷，對歷史上的云夢和云夢澤、洞庭湖和鄱陽湖的形成與變遷過程做了全面論述，否定了這些湖泊一直在淤積變小的結論。對上海地區的海陸變遷，他也破除了一度流行的陸地平均每年推進若干米的舊說，具體論證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成陸范圍。這些成果不僅填補了學術領域中的空白，而且對生產建設和國土整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這些研究成果構成了由他主編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的大部分。對我國歷史時期的水系、氣候、植被、河流、沙漠、海岸的變遷做了比較詳細明確的論述，這在國內外都是首創。
譚其驤不僅對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獨特的見解，對中國地理學史和古代地理學遺產的發掘整理也是譚其驤的研究領域。1942年，他曾糾正了丁文江對徐霞客地理學成就評價的錯誤，指出早在漢代人們就已經知道長江源于金沙江的事實，闡發了古代著作的科學價值。
譚其驤曾將自己的治學經驗總結為兩條：一是實事求是，二是絕不迷信。他說：“我應該超過前人，你們應該超過我。只有這樣，學術才能進步。”對歷史地理學的各個分支學科，他又有著廣泛的興趣和獨到見解。由于不斷承擔大型的國家或集體項目，譚其驤犧牲了從事個人研究的時間，很多人為他感到惋惜，他卻無怨無悔，默默地為國家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譚其驤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他是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他是中國地理學會的發起人之一，歷任理事。他還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代會長。
主要論著
1譚其驤、史念海、陳橋驛主編，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科學出版社，1982。
2譚其驤，論《五藏山經》的地域范圍，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譚其驤，海河系的形成和發展，歷史地理，1986，4：1～27。
4譚其驤，長水集(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
5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1～8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