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抱歉不能親自來唐山出席社中央常委會，一是為省汽油少放CO2，二是怕身體不支，給人惹麻煩。請代我向出席會議的各位同志表示問候。
會前，社中央領導讓我圍繞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樣一個主題做一個發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理論體系，也是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的為人之道，做事之理、從業之德。我不想在理論上做過多論述。我只想結合我的人生經歷，談談人活著為了什么，以及如何做人做事。
家庭出身及影響
我出生于1920年的一個農村大家庭。五代同居、四世同堂，也算是書香門第，因為祖輩出過進士。父輩兄弟6人，我們昌字輩共12人。當我1937年因匪難離家的時候，共計40口，可算是一個典型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的特點是和睦相處，每有矛盾，反求諸己，因而很少發生爭吵，不像巴金所描寫的那個《家》。
這個家給我的是“以忍為先”，多做好事才不會惹起爭議，從而也就心安理得。這個家幾乎是人人平等，只有進士夫人（我的大祖母）和極個別掌門人有些特權，也就是中午吃點烙餅炒雞蛋。全家一名廚師，做好飯后先滿足長工，而后才是家人，這些過去我都很少說，因為這不符合階級斗爭觀點，而是階級調和。我記得1955年回國后，我說了一句“我是吃窩窩頭的地主出身”，從而后患無窮，每次運動都挨批判，一直入不了黨。到1978年改革開放，才算放松了，并入了黨，的確，家庭對人的影響很深，不能不承認，至今我對那個家還很留戀，因為17年的印象太深了。
經歷
家在河北省徐水縣，1920年到1937年，北方軍閥時常拉鋸戰你爭我奪：閆馮倒蔣、直奉戰爭，后來又有北伐戰爭，保定成為必爭之地。在保定北面30里的大營村，深受其害。后來日寇入侵，更是使人不能安寧，所以青少年時代一直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從而激發了我憂民憂國之情。
1934年徐水縣立一高（高?。┊厴I，考入了有名的保定師范（就是《紅旗譜》描寫的那個搶糧食的學校，因受國民黨軍包圍連樹皮都吃光）。在那個學校我受到有益的教育：除了讀書、還要務農，晨練耍大刀、打形意拳，為的是打日本鬼子；既增強了愛國的意志，又鍛煉了身體，這一段時光，使我終身難忘。
1937年日寇入侵，全家南逃，到了保定以南感到“何時是終了”，于是家中幾位青壯年男子南下到了鄭州，我是其一。在鄭州度日如年，便報名上了“冀察綏平津聯合中學”，這是國民黨政府防止青年北上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措施之一。后來這個學校搬到豫西淅川，易名為“國立第一中學”。簡短捷說，在豫西攻讀3年后，又考入了陜南的“國立西北工學院”，那是最為艱苦的地方，當時人們都說后方有三壩（壩是山區的小平原），那就是成都平原的華西壩，重慶的沙坪壩及陜南的古路壩，人稱“天上、人間、地獄“，這些都是大學之所在地，西北工學院就在漢中附近的古路壩。
在學習階段，我的成績都是名列前茅，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與此同時，從中學到大學我都是班干部甚至系會主席，全校學生會的領導，因為我肯花工夫，為同學服務，不拉幫結派、人緣好、包容性強；這些鍛煉，有利于后來在社會上為人處事。
大學畢業以后，我被分配到四川綦江電化冶煉廠去煉銅。那時工作分配很合理，按考試成績，總分第一先挑，于是我到當時最受人想往的資源委員會下屬的一個先進工廠——那就是四川電化冶煉。在廠兩年多，考上了一個國外留學資格。1947年中，我又轉到鞍山，從事鋼鐵工業。1948年鞍山解放，回到北平。當時發生惡性通貨膨脹，領工資用面布袋，而且北平國民黨軍警日夜巡邏，我一看大勢不好，留在國內也干不了什么事，于是利用在重慶考取的那個出國留學資格，走向國外。
1948年8月，我登上美國“麥格將軍號”運輸艦到了密蘇里的一個小鎮“羅拉”（Rolla,Mo）（密蘇里礦冶學院），讀的是冶金系，8個月后獲得碩士學位。在羅拉期間，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種族歧視仍然很明顯。羅拉地處南方，坐公共汽車，白人坐前幾排，黑人坐后面；在公共場所，廁所也分白人和有色人種（coloured）。所幸他們對中國人視為白人，因此沒有感到什么歧視。1950年我又到了芝加哥附近的圣母大學（Notie Dame University）獲得冶金博士學位。時逢朝鮮戰爭，美國吃了敗仗，于是限制中國留學生回國，護照也吊銷了，不得已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一個助理研究員職位。在麻省3年，邊工作、邊爭取回國，在研究方面，主持美國空軍基地（Datom Ohio）的“超離強度鋼”的課題很有成效，發展成為用于飛機起落架的一個新鋼種，后來引入中國，成為我國殲擊機用的最主要鋼種。在美國也算為中國出了一點力。
在爭取回國過程中，我是主要積極分子，參加過多次會議。我們在波士頓的宿舍成為主要聯絡點之一；印制控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信，由我帶到紐約發往全美。當時曾遇到過一個險情，一個列車員問我為什么要回國？我大吃一驚，以為他是特務，一打聽，原來那天《基督教箴言報》刊登了我的專訪大照片，他對上了號，真是有驚無險……。凡此種種，在1954年日內瓦國際會議上，中國向美國提出“無理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抗議，我們給周總理的信是重要佐證之一；日內瓦會議促進了“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第一個就促成了錢學森回國。
1955年4月，做為日內瓦會議的成果，我進入了放回76人名單，6月經舊金山乘“克里夫蘭總統號”客船回國。9月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
到金屬所后，著名物理學家、九三學社老社員葛庭燧教授介紹我加入了九三學社。九三學社是當時金屬所最主要的一個民主黨派，黨委委托九三學社負責人主持高級研究人員的政治學習。從此，我一直是支社、分社的成員之一，最后是社中央常委。1984年到北京后，我在繁忙工作之余，擔任社中央“科學技術委員會”的主任，為九三學社的參政議政工作做了一些事。
在沈陽30載，從事的是航空發動機所用關鍵材料——高溫合金的研究與開發 ，也介入了生產。在北京工作26年，換了很多崗位，從不懈怠。1989年被選為全國先進工作者，1997年當選中共十五大代表。在國際材料界小有名氣，美國有一個著名的礦石、金屬與材料學會（TMS），我是美國華人以外的唯一華人榮譽會員，全世界活著的會員 只保持在100左右，少一個補一個。
人生感悟
人活著為什么，這是人生的第一要義，那就是人生觀。我活著為的是中華民族的振興。在那美國麥卡錫主義猖獗時代，只要發現你親共，多數遭到迫害，我們那時在美國敢于給周總理寫信，冒著很大風險，怕的不是被關押幾年，而是怕被遣送到臺灣，因為我們持的是“中華民國護照”。那時確實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堅決從富有的美國回到貧困的中國，為的是使中國富強起來。記得麻省理工我的那位大教授，一位世界知名的金屬科學家柯恩（M. Cohen），問我為什么要回去？我的答復是“中國需要我，你們美國像我這樣的人比比皆是”他真幫了我的大忙，美國偵緝局找他，他說了些有利于我回國的好話；更重要的是他沒有把我要回國的事向美國空軍基地通報，否則我可能仍生活在美國而不能回來。
有了正確的人生觀就不會斤斤計較，而是隨遇而安；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當我分到中國科學院以后，上海沈陽任我挑，因為只在這兩地有院屬冶金方面的研究所，我完全服從分配，到了生活艱苦的沈陽。在沈陽金屬所確實發揮了一些作用，但在文革時期，沈陽極左，被打得皮開肉綻，險些喪命，只因懷疑我在美國爭取回國假裝積極，為的是回來以后當特務；對此我并不在乎，絲毫沒降低我的積極性。1972年得到“解放”，我反而更加積極，這就是正確的人生觀所支撐。中華民族的振興是唯一目標，個人的恩恩怨怨只是一個插曲。
到北京以后，不斷轉換崗位，先在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任主任，1986年又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任副主任，1994年中國工程院正式成立，我74歲高齡被選為副院長。在此期間，除了完成崗位工作以外，還做了不少不該我管的事：如籌建了兩個材料學會（中國材料研究學會、中國生物材料委員會），如今我仍是這兩個學會的名譽理事長，我創辦和主編了5種學術期刊，它們都是我國核心期刊，3個進入SCI收錄。這些都是為了加強我國科技界的團結，并使我國科學技術走向世界。此外，我還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過一些建議，如，1983年，我主持國家新材料長遠規劃的制定期間，與另一位高溫合金專家高良，就迅速開展下一代大推力航空發動機的研制工作上書國務院，得到采納。1984年，我組織有關方面專家對鋼鐵、能源、通訊、計算機、集成電路和科技人員培養問題進行調研，并將成果報送國務院，受到高度重視，并納入國家“八五”規劃。我提出的科研院所與高等院校聯合及相互滲透，領銜并與20多名科學家共同提出的中國科學院與國有大中型企業聯合，推進科學技術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建議，受到國務院高度重視，并做出專門部署。因而有人稱我為戰略科學家。
談了人生觀之后就是如何做人。做人是一個人是否能做貢獻的決定因素之一。如果我此生有點貢獻的話，主要靠的是我能海納百川、平等待人，因此人們都愿和我交往和接近。人不能攀比，更不能有忌妒心理。人往往以自己之長比別人之短，心里就永遠不會平衡；反之 ，就形成自卑。忌妒是萬惡之源，它會造成不團結甚至相互傾軋。一個單位的領導如果忌妒心很強，這個單位一定是走下坡路，因為他怕別人超過他而設置重重障礙，甚至把他擠走 。20多年前，我在赴美的飛機上遇到一位華裔學者，他說，中國在美國的學者忌妒心強。美國老板要找一個領導人，如果在華人中看中一位，向其他華人征求意見，別人都會說他的壞話；而老板看中一名猶太人，那些猶太人都捧他，最后選中了猶太人，其后果可想而知，這就是忌妒心理在做祟。忌妒會造成互相猜疑、互相拆臺，永無寧日。個人如此，單位也是如此，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形成。
80歲以后
人到80歲以后，算是真正的老人了，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但是我在80歲以后，活動一點沒有減少，只是沒有負行政責任。
2000年，就是80歲那年，科技部找我：要我出任“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理事長，而這個中心既沒編制又無法人地位，中心主任向全國招聘。當時國務院原有產業經濟部門大多已并入國資委，其下屬各類圖書館沒有經費來源，如果把北京理工農醫各圖書館都管起來如何操作，確實不容易，特別我自己對此了解甚微。為此，我推薦了基金委即將退休的秘書長為主任，同時科技部還聘請了對圖書館數字化十分精通的一名院士為副理事長，這個班子搭起來以后，運轉十分順利。過去各圖書館都是各自獨立，訂外文科技期刊重復無計劃，自從中心成立以后，財政部撥款年年增加，外文期刊統一采購，工科歸工科，理科歸理科，圖書館的管理完全數字化，全國科技人員可以上網查詢，并可提供全文。成為科技部科技平臺的一個典范。這種局面的形成，靠的是形成了一個“和諧的集體”，各圖書館抽調上來的人，全心全意，不像一個“虛擬機構”。
2005年我85歲，感到資深院士也應發揮一點作用。中國科學院與中國工程院的院士到了80歲就叫“資深院士”，不參加選舉，活動也少了。資深院士都是科技界的精英和過來人，又沒有單位的牽掛，可以暢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于是我倡議成立了一個“兩院資深院士聯誼會”，大家推舉我為會長，并征得兩院領導的同意，于2005年4月正式成立。每年開展幾次活動，就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科技問題提供咨詢和討論，也和中小學生面對面交談。
總之，我是個閑不住的老人，除周末和汽車限行日以外，每周都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上4天班，連來帶去8個小時，中午不午休，每天晚上睡4-6小時還要吃安眠藥，到基金委干什么，接待來訪、寫文章，余下來的時間看資料，否則就要落后。
根據我的“效率手冊”記載：2009年在北京接待來訪202批次，在京開會56次，出京開會13次，包括沈陽、天津、成都、威海、上海、深圳和廣州，還做了3次特邀報告，這就是我的生活。其實我的身體并不很健康，根據醫生體檢，我有冠心病、肺栓塞、高血壓、糖尿病、痛風及持續房顫等；特別是免疫低容易感冒，時常引起肺炎和哮喘，為此曾多次住院。但是從外表看我確實像是非常健康的一位老人。有人問我養生之道，我的回答是“心態平衡，多做好事，不要閑著，多動腦筋，否則就要癡呆”。
最后，我想引用裘法祖院士的話作為結束語：“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學問要不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