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菽(1897年7月13日—1988年3月26日)，出生于江蘇宜興。心理學家。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參與創辦九三學社，并被選為理事。九三學社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五、六、七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著名心理學家潘菽于1897年7月13日出生于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一書香之家。祖訓是“耕讀傳家，不入仕途”。潘菽的曾祖父、祖父和伯父分別是清朝道光、咸豐年間的舉人和光緒年間的秀才，但都沒有為官。父親文采出眾，也只是村里的私塾先生。他6歲時開始在父親開辦的蒙館里讀《四書》、《五經》。后始逢清朝末年廢科舉辦學堂，他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常州江蘇省立第五中學插班3年級。潘菽自幼好學，廣泛閱讀課外書籍，尤其喜歡宋代哲學家朱熹的著作。1917年，潘菽中學畢業，跳過兩年預科，直接考取了大學本科，就讀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在北大讀書期間，深得校長蔡元培欣賞：喜歡他多才多藝，興趣廣泛，又甚愛學習。1920年大學畢業后，抱著“教育救國”的思想，潘菽考取了官費留美。
潘菽于1921年抵達美國，入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教育學。不久，思想發生變化，轉學到印第安那大學學習心理學，獲碩士學位。1923年又轉入芝加哥大學，在H卡爾(Carr)教授指導下，于1926年完成了“背景對學習和回憶的影響”論文，獲得博士學位。
1927年，潘菽學成回國，應聘到建立心理學系最早的第四中山大學(后改稱為中央大學)任副教授，半年后晉升為教授，兼任心理系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華東地區大學院系調整，中央大學調整為南京大學，潘菽先后曾任南京大學心理系主任、校教務長、校務委員會主席、校長，直到1956年調到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任所長，在大學任教長達30余年。
在30余年的執教生涯中，他為我國心理學的建立與發展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心理學向何處去，眾皆彷徨，心理學者改行者眾多。此時，潘菽在報刊上以《為心理學辯護》為題，接連發表文章，為心理學吶喊，使心理學站住了腳跟。抗日戰爭期間，他隨校內遷重慶，在心理系開設了《理論心理學》課，以自己學習到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著作的哲學思想探討心理學中的基本理論問題。在大學里他曾講授過普通心理學、實驗心理學、理論心理學、比較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應用心理學、心理學史等課程。潘菽很講究教學方法。他反對注入式的教學，注重啟發，善于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他在講授心理學史課時，常常先把問題分給學生，分別指定參考書目和閱讀的頁數，讓學生分頭準備。上課時先由學生講，然后自己做總結。這種教學方法，既使學生能夠牢固地掌握知識，又鍛煉了他們獨立學習的能力。他既教書又育人，經常以自己的新鮮進步思想教育青年們。
潘菽在多年的教育實踐中，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提出過許多進步的、正確的教育主張。他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我們中國的教育應走自己的道路，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反對模仿和照搬外國的一套?？箲鹌陂g，他積極支持“小先生制度”、“流動學校”等主張，并親自到陶行知先生在重慶創辦的社會大學講課，普及文化科學知識，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潘菽還非常重視職業教育。他支持黃炎培辦中華職業教育社，被聘為該社研究主任，兼中華職業?？茖W校教務主任。他認為“環境是有很大教育作用的”，“真正懂得教育的人無不注意環境的選擇和安排”。他的這種主張是有心理學的科學依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全國各行各業學習蘇聯，心理學也不例外，從專業設置到教科書都要向蘇聯請教，他借兩次出國訪問的機會，會見蘇聯心理學家和參觀心理學研究機構。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更增加了他的責任感和繁重工作。后來，中國心理學機構設置作了較大調整，1956年，南京大學心理系并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潘菽被任命為該所所長。
潘菽對我國心理學的發展方向和道路等具有根本性的問題極為重視，他的基本思想是：我國的心理學必須走自己的道路，要為我國的社會發展服務。他擔任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和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的重要職務，實際上，他又是中國心理學工作的主要領導者、組織者和研究者。他對許多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提出了有新意的深刻見解，初步形成了具有我國特色的科學心理學的構想和框架。他認為心理學必須對人的本質有一個符合科學的理解。在他看來，人的本質特征在于具有可以得到高度發展的心理智能，心理學就是研究人的本質特征，從而闡明人之所以為人的一門重要的大有發展前途的基礎科學。關于心理學的科學性質問題，以往在心理學界一直缺乏統一的理解。潘菽既不同意把心理學當成自然科學，也不同意把心理學歸入社會科學或其他具體學科，如哲學、教育學、生物學等。他認為，心理學既有自然科學的性質，又有社會科學的性質，是具有二重性質的中間科學，是跨于兩大科學門類之間的一門獨立的基礎科學。他的這一看法已為中國心理學界普遍接受，他的這一正確觀點和他為實施這一主張所做的種種努力，無疑會對我國心理學的發展道路產生深遠的影響。潘菽對心理學的方法論也有系統而完整的論述。除了已為人們認識的一般原則外，他特別指出，心理學研究必須貫徹生活實踐的觀點，而不能采取把心理現象孤立化的觀點；要對人的地位有一個恰當的理解，而不能把人的心理降低到動物的水平以至人獸不分。潘菽對傳統心理學把心理過程分為“知、情、意”的三分法體系提出了質疑，并提出了二分法觀點，即把整個心理活動分為意向活動和認識活動兩個主要范疇，以作為他自己的心理學構想的基本框架。對這一問題，目前我國心理學者的看法尚有較大的分歧，但他堅信自己的看法是比較符合實際的，是經得起檢驗的。意識問題是心理學中一個帶根本性的重要理論問題，并且是一個一直爭論不休的“老、大、難”問題。潘菽對以往各心理學流派的觀點都不同意。他認為意識并不等于心理，它并不包括心理活動的全部，而只代表“知”的一方面，“意識就是認識”。心身關系問題也是心理學中的“老、大、難”問題。自古以來，眾說紛紜。潘菽對古今中外關于這個問題的各種主要看法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并吸取了我國古代思想家對此問題一些合乎科學的思想，提出并系統地闡述了他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他認為心身問題是一個體用問題，即身體是心理的主體，人腦是心理的主要物質器官，而心理是身體，尤其是人腦的一種機能和作用。對于心理實質的理解，我國沿用的教科書上一直遵照列寧的觀點，即“心理是腦的機能，是客觀現實的反映”。潘菽則進一步提出人腦有生理的和心理的兩種機能。這樣的看法應該說是在列寧指出的方向上又前進了一步。潘菽對個性問題的看法也有獨到之處。他認為人的心理活動有動態和靜態兩種表現形態。心理活動的動態表現就是常說的心理過程，而心理活動的靜態或穩定的狀況就是心理狀態。一個人所有的全部心理的靜態或較穩定的狀況就是所說的個性。對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他改變了以往把有機界分成人界、動物界和植物界的舊三界的說法，提出了一種新的三界說，即把整個世界分成無生物界、生物界和人界。潘菽對中國古代的心理學思想極為重視。他一再指出，我國古代心理學思想是一個豐富的寶藏，我國心理學者絕不可“數典忘祖”，而必須好好挖掘研究，以繼承先人的這份珍貴遺產。
在他的倡導和積極推動下，我國古代心理學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潘菽的心理學思想在我國心理學界已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但他自己并不認為他的所有看法都已達到完全成熟，在我國心理學界對他的心理學思想的認識和估價也不盡一致。為了更好地探討他的思想，1988年1月正式成立了潘菽心理學思想研究會。中國心理學者將遵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開展研究，以促進中國心理學的繁榮發展。
潘菽不僅是一位有淵博心理學思想的科學家，而且也是一位有社會影響的社會活動家。他是“五四”運動的組織者和積極參加者，是被捕的32名組織者之一；抗日戰爭期間，他積極投身到抗日救國運動中，宣傳抗日救國道理，保護愛國學生；他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和九三學社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者之一，從1958年起一直是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他還曾任南京市和江蘇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1988年3月26日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91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