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的“五一口號”發布60周年。各民主黨派中央以此為契機，以多種形式紀念“五一口號”，引導廣大成員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題教育活動。在紀念“五一口號”的時候，我認為，應當認真研究這樣幾個問題:
一、關于“五一口號”的實質1948年中共中央為什么提出“五一口號”？要認識這個問題，必須了解三點歷史背景。
1.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該理論認為，由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任務所決定，中國的民主革命分為兩個階段，即: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區別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標志，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即是不是由共產黨領導。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綱領既不同于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又區別于社會主義。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為有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已經包含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其發展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
2.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兩個前途、兩種命運的抉擇。國民黨提出了一條堅持獨裁、準備內戰的路線，為抗戰勝利后發動大規模內戰進行了政治、思想、組織準備。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廢除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加強民族團結、反對分裂內戰，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主張。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3.解放戰爭的形勢正在發生根本變化。當時，在全國和西北戰場的戰局有了很大改善，為適應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需要，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同志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到達晉察冀解放區的平山縣西柏坡村，與由劉少奇、朱德率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會合。解放戰爭徹底勝利的形勢即將到來。
這三點歷史背景告訴我們，“五一口號”的實質是:在中國面臨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抉擇面前，當解放戰爭即將獲得徹底勝利之時，中國共產黨號召同盟者將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建立新中國。由此，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響應“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在于:第一，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響應并實踐“五一口號”，從而使自身發生了質的飛躍，實現了從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的轉變。同時也為建國后民主黨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響應“五一口號”，表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完全倒向革命一邊，從此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力量，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第三，在實踐“五一口號”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團結合作、風雨同舟，在革命和建設中形成和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新政協的召開，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確立的標志。
二、關于民主聯合政府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新民主主義綱領的重要內容。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民主聯合政府”的理論并進行了實踐。中國共產黨關于“民主聯合政府”的理論和實踐有一個發展過程。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在蘇區建立了蘇維埃工農政權。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為有利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主動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1936年8月，中國共產黨又將“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1940年1月，毛澤東同志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進一步從國家學說上闡述了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理論。毛澤東同志把國家形式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三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所采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他認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采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在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1945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發展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提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他認為新中國應該是一個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各革命階級民主聯盟的國家，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其第五條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熱烈響應。
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關于民主聯合政府的理論，其內容是逐步發展而來的。比如:第一，關于參加范圍。1945年以前，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民主聯合政府，參加范圍包括了國民黨，前提是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在國民黨發動內戰后，“五一口號”中的民主聯合政府則是排斥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關于領導權。抗戰初期，主要講聯合政府是聯合專政，沒有提領導權；到1939年前后，提出了聯合政府的領導權問題，認為聯合政府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到解放戰爭期間，則明確提出聯合政府由共產黨領導。第三，關于政府的名稱。我們黨主張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直到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仍用“民主聯合政府”的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央政府用了“人民政府”的名稱，當然此時人民政府具有民主聯合政府性質。新中國的建立，表明“五一口號”已勝利實現。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沒有停留在“五一口號”，而是以此為基礎不斷發展民主政治建設。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其相適應的政黨制度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三、關于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是民主黨派由舊民主主義轉變到新民主主義的標志。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標志是什么？有三種看法:第一，認為民主黨派成立后，就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有些同志寫文章，經常用這樣一句話:“民主黨派成立后，在共產黨領導下”。這句話包含了一個前提:民主黨派一成立，即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民主黨派成立后，是共產黨的同盟者，但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有一個發展過程。第二，認為應以行動為標志。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即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雖然當時各民主黨派還沒有從文字上宣布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在實際行動上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因為已經接受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并為之而奮斗。第三，認為應以文字為標志。以文字宣布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才是民主黨派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的標志。持這種看法的同志又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其標志是1949年1月的55人聲明。1949年1月已經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人物55人聯合發表聲明，明確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貢獻力量。另一種意見認為，其標志是《共同綱領》。55人的聲明，是個人簽字的聲明，不是民主黨派的聲明。因而，從文字上明確宣布共產黨的領導，應當是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后形成的《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明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也就明確了共產黨的領導。
準確說，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過程。第一，響應“五一口號”，民主黨派完全倒向革命一邊，從實際行動上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第二，1949年1月的55人聲明，表明民主黨派以文字形式公開宣布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個聲明雖然是以民主黨派領導人簽名發布的，但他們是代表民主黨派簽字的，當然不僅是個人行為，而是代表著各自民主黨派。第三，新政協召開后，制定了《共同綱領》，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
士從建國綱領上接
受共產黨的領導。
所以，把響應“五一口號”作為民主黨派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實現由舊民主主義到新民主主義轉變的標志，是符合歷史的，是科學的。
四、關于紀念“五一口號”的意義
與1948年相比，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是國家和社會的變化: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新民主主義，并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其次是黨和國家奮斗目標任務的變化，當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為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而奮斗，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著人民貫徹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綱領，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奮斗；再次是民主黨派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中，民主黨派是與共產黨長期親密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參政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已經成功地開辟一條民主政治的新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確定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和任務，是建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之上的。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沒有“五一口號”的實現，就不可能發展到社會主義，當然也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適合中國的歷史與國情，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要求，充分體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意愿和根本利益。要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勝利，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紀念“五一口號”，通過回顧那段光榮的歷史，了解民主黨派老一代領導人的歷史選擇，了解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形成的歷史軌跡，可以使我們充分認識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自覺的選擇，是歷史的選擇；充分認識到，因為有了這個正確的選擇，民主黨派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進而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成為與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參政黨；充分認識到，因為有了這個正確的選擇，形成了我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充分認識到，民主黨派要積極發揮參政黨作用，必須繼承和發揚老一輩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優良傳統，同時必須與時俱進，加強自身建設。這樣認識“五一口號”，才能正確紀念“五一口號”，從而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堅持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作出新貢獻。
(作者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常務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