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社員董協良說，近年來，我國醫療費用增長過快給老百姓造成了很大負擔，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凸現，一些貧困人口因此得了病也不敢上醫院接受治療，耽誤了病情。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約48.9%的居民有病不就醫，29.6%的應住院而不住院。
董協良就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提出四點建議。第一，允許參保人員定期自由選擇定點醫院。應該強調的是，社會醫療保險不僅要錦上添花，更應雪中送炭，要首先解決貧困人群的醫療保障問題。為了求得醫?；鸬氖罩胶?，有些地方采取增加患者個人負擔，抑制患者不正當醫療行為（客觀上也抑制了正當醫療行為）的作法，因而導致許多職工參保后依然看不起病。目前許多地方參保患者看病個人負擔（包括目錄外費用）在40%左右，而較為合理的比例應控制在10%～20%為宜。全國不少地方采用“總額控制”的醫保費用為結算方式。這種方式費用的控制是強制性的，但如果長此以往對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是十分有害的。這種費用結算方式的作法是，年初給各家定點醫院的費用總額是固定死了的，而參保人到定點醫院就診又是靈活的，這樣，凡是醫院醫療服務質量越好，上門就診的人就越多，那么這種醫院所承擔的費用超支風險就越大，這樣，必然導致醫院對提高醫療服務質量沒有積極性，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劣勝優汰的競爭機制。因此，在全國省會以上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型城市創辦一批平民醫院，首先解決一大批大城市貧困人群的基本醫療保障問題。具體作法是在這些大城市選擇一些醫療條件好，但目前業務并不飽滿的綜合性醫院作為貧困人群的定點醫院。由政府經辦機構將醫保費用根據“節流、薄利、雙贏”的原則，商定一個讓雙方都能接受，相對合理的費用標準，再按人頭將醫保費用和醫保責任包干給這些醫院，費用超支不補，節余歸醫院。如果參保人不滿意每年可以重新選擇其他醫院定點。患者看病時付少量費用。這些貧困人群的保費采用“三個一點”的辦法解決：一是自己出一點；二是通過控制浪費節流一點（實際是一大塊）；三是政府補一點。對特困人群政府可以提高補貼標準。之所以首先選擇省會以上大城市，是因為大城市的貧困人群規模大，共濟能力強，同時適合貧困人群定點的醫院選擇余地較大，競爭效果更好，這些都是中小城市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條件。同時，醫療機構之間必須建立在政府監督指導下合理、有效的競爭機制。允許參保人定期自由選擇定點醫院后，如果醫院仍然濫開藥、濫檢查、藥價虛高，那么醫院的醫療成本就會明顯升高，醫院就得虧本甚至垮臺。如果醫院該開的藥不開、該做的檢查不做，參保人都不愿到該醫院定點，醫院的人頭費就會減少，尤其是一旦參保人數達不到一定規模，該醫院的定點資格就會按規定被取消。而只有那些合理用藥、合理檢查、合理醫藥定價的醫院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定點，才能獲得更多的醫保利潤。所以后者才是一種良性競爭。政府的責任并不是去限制競爭，而是將惡性競爭引導到良性競爭上來。第二，農村合作醫療要提高補償加強監管。農村合作醫療實施以來，在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保障農民基本生活權益，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些大病患者拿到報銷的醫療費后，對黨和政府、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感激難以言表。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一是報銷范圍有限，醫院配合不力。很多基本的藥品和中藥都沒有納入目錄。另外，藥品價格由當地衛生管理部門確定，醫院實際價格往往比衛生部門制定的高，加上一些醫務人員沒有盡可能用合作醫療范圍內的藥，農民報銷時補償金額大大減少。二是補償比例較低。合作醫療實行“以收定支”的原則，“個人繳納、社會資助、政府補助”籌資，其中農民每人每年繳費10元，省、縣補助20元，標準不算高，但由于醫療補償標準更低，農民住院補償的平均比例基本在8%～15%之間，反而造成大量結余，影響了農民參保積極性。三是統籌范圍小，地方保護意識嚴重。合作醫療按縣（區）為單位來統籌，農民只在本縣、本區、本鄉鎮定點醫療機構就醫，才給予醫療費用補償，這實際上剝奪了農民的就醫選擇權。鑒于目前補償比例過低，農民受益不大，資金結余過多，一方面要增加基金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強監管。各級政府應依據當地經濟發展，提高財政出資比例，高于農村居民出資比例增長，“政府出大頭，個人出小頭”，充分體現政府的主體責任。投入大了，還需加強基金監管，醫?；鹱鳛橐环N醫療社會保險，應由社會保障部門管理，而不是由衛生局管理。這樣在選擇定點醫院時，就可引入競爭機制，優勝劣汰，擴容醫保用藥目錄，杜絕發生“亂檢查、亂用藥、亂收費、亂轉診”現象，降低看病成本。此外，補償時調整合作醫療“保大不保小”的做法，做到大病為主，小病兼顧：對易導致農村居民因病致貧的高危費用段（一般為4000～5000元），適當提高補償比例；對門診治療，應免收各種治療費用，減免藥費20%～30%；同時擴大慢性病的范圍，提高慢性病的補償比例，保證農民患大病時可以住院治療，又能適當補償門診醫療費用，真正解決農民因病致貧及小病不看拖成大病的問題。在此基礎上規范藥品價格，擴大統籌范圍，使農民真正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中獲得實惠。同時合作醫療要采取陽光政策，增加透明度，使真正困難的患者得到補償，絕不能成為農村富人享受特權的基地。第三，給醫藥代表定“規矩”。目前藥品生產流通秩序比較混亂，醫藥代表成為一個特殊的從業群體。調查發現，某省一家大型制藥企業醫藥代表多達4000多人；醫藥代表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不管男女老少、學歷高低、在崗下崗、學歷工作經歷都不會影響他當醫藥代表；醫藥代表的社會背景較為復雜。要針對醫藥代表數量多、成分復雜的實際，出臺專門的管理辦法。在許多醫藥代表心中只有一個“錢”字，沒有起到在生產廠家和醫生之間的橋梁作用，而是想盡辦法，甚至不惜采用不正當促銷行為最大限度地銷售自己代理的產品，爭取最大利潤。同類產品醫藥代表之間的相互傾軋和醫藥代表的違規行為，腐蝕了醫生，造成用藥秩序混亂，嚴重擾亂了醫院正常工作，在增加病人經濟負擔的同時，更是損害了病人的身體健康。此外，高額利潤也為大量閑雜人員涌入醫藥代表隊伍和提供藥品回扣創造了條件。對短期內無法取消而又如此龐大的醫藥代表隊伍，社會各界似乎熟視無睹。為此，一是藥監、衛生等相關管理部門聯合成立管理機構，制訂醫藥代表管理辦法，使醫藥代表這支隊伍有人負責管理。二是實行醫藥代表準入制，持證上崗。醫藥代表必須具備一定的學歷和醫藥專業知識，充分發揮新藥推廣、提供信息的職能，起到醫院和生產企業間的橋梁作用。三是實行醫藥代表培訓注冊制度。對醫藥代表定期進行政策、法律、業務知識、職業道德培訓，優勝劣汰，提高醫藥代表隊伍整體水平。四是實行醫藥產品備案制度，產品進入市場，必須經藥品監督管理和衛生行政部門備案。對生產企業和醫藥代表在藥品營銷中的違規行為實行登記、通報，加強檢查監督，嚴格執法，真正實行獎優罰劣。第四，對醫療緊急救助費用及時補償。在城市和農村，意外傷殘和突發事件，醫務工作者以救死扶傷的態度，挽救著一個個生命，沉重的包袱自然救助醫院不能承擔，國家撥出的緊急救助資金遠遠不足，財政應加大此項投入，并理順暢通承付渠道，及時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