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常委韓忠朝在政協十屆四次會議大會書面發言中說，當前，商業賄賂行為以各種形式廣泛存在于經濟社會中，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運行帶來很多負面影響，已成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敵。應該看到，商業賄賂行為在我國經濟活動中已經存在較長的時間，成為經濟社會生活中眾所周知的潛規則。按照現有法律懲處的尺度，涉及的人群數量不可低估。懲治商業賄賂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從而進一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社會的構建，法律是根本，人的素質是核心。人是社會和諧的主體，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經濟發展高水平、文化發展高品位、人的發展高素質，是構成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這些都離不開人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操行。
發言指出，道德是人類行為的規范、文明素質的核心、社會關系的粘合劑。在中華文明5000年的長河中，流淌著豐富的道德內涵。孔子、孟子等古代思想家提出了一整套符合那個時代需要的道德觀。直到近代，“仁義禮智信”、“禮義廉恥”等高度濃縮的道德觀念還高懸在各種公共場合作為人們推崇的信條。一些長期流傳在民間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以準教科書方式廣為傳布，如《增廣賢文》、《朱子治家格言》等。再如，“寧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等道德箴言傳頌千年。再如，“社會權利我分享、社會責任我分擔”，“助人為樂、人樂我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無規矩不成方圓、守法紀才有安定”，“以誠待人，以信交友；無誠不合，無信難行”等等既吸收了傳統的思想、觀念、語言，又體現出一定時代意義的道德風尚。長期以來，我們的道德教育強調了政治思想品質，強調了革命傳統教育，但忽略了個人的修身養性，缺乏個性化基本品質要素教育，如“孝”、“自律慎獨”、“互相尊重”、“善”、“誠信”等。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傳統道德又與新的現實發生著激烈碰撞，進行著一場深刻變革。由于過去曾發生在我國的一些政治失誤極大地沖擊了傳統道德觀念，一段時間內人們的道德觀念教育出現了斷裂和缺失，延續至今，以至現在各種社會矛盾不斷顯現，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大量存在。地區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又引發出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社會發展的多樣化、經濟利益賦予人們新的價值觀，使人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人們的思想活動更具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和挑戰性。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民主法制意識、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越來越高。這些方面的變化都與人們的道德修養分不開。這兩個歷史階段的優秀道德傳承失去了機會，價值觀也忽略了民族優秀道德遺產。
發言指出，，道德和道德觀念是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以及社會實踐活動的深化而不斷發展的。人們依據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征，提出符合時代發展的道德原則、道德規范和道德標準，以推動社會進步。人的道德修養、道德水平是隨著時代而進步，伴著文明而提高。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道德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換句話說，沒有道德的社會也就不是和諧的社會。如果和諧社會必須有道德作為基礎，那么道德的標準就必須有界定。客觀地講，道德水準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方面，人們受教育的程度，即通過知識的積累，提高自身的修養，形成崇高的道德情操。我們國家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文化程度的偏低造成人們對道德認知產生差異。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對道德標準的取向會有所不同，當然這有別于淳樸的道德觀念。一個民族文化程度的高低，往往直接影響道德水準。另一方面，社會對道德的要求，即通過法律、法規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規范，形成被社會認同的道德標準。不管人們文化程度的高低，社會應有必要的機制來規范人們的道德標準。也就是說，道德行為除來源于自我認識，還要受到被社會認同的法制限制。這種限制并不是抑制道德水準的提高，而是限定不道德的行為發生。
發言指出，人們良好的道德行為對構建和諧的經濟社會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說，和諧社會中人們的道德水準體現為社會公德。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助人為樂，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對不良行為的抨擊，都會形成社會公德，成為人們遵循的信條。更重要的是，社會公德是上自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無一例外應該共同遵守的道德標準。而在眾多的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的沖擊下，這種標準在我國難以實現。比如當前考核官員的業績標準往往掩蓋了官員個人的社會公德水準。個人生活在特權的基礎上不斷超標，以至到“巨額不明資產來源”的問題產生時，官員的腐敗已成事實。一旦社會公德遭到破壞，人們共同遵守的道德觀念就會失去公正、公平，以致造成道德標準的混亂，直接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如弄虛作假、貪污腐化、私拿回扣、誣陷誹謗等已經或多或少成為一種社會潛規則，直接對人們的道德觀形成沖擊，使人們極易產生不平衡的心理反映，造成道德水準下降。對政府工作的不作為、行政部門辦事的低效率和社會上時有發生的違法違紀現象都會使人們的道德觀念受到影響，甚至對道德標準產生懷疑，導致道德標準的無序化，使有些人在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方面可以不考慮道德標準，沒有道德的行為和觀念居然可以大行其道：“人家能拿，我為什么不能拿”、“沒有不貪的，我怕什么”、“人家辦事有人，我為什么這么倒霉”，類似這樣想法的人并不是少數，說明無序的道德標準在社會中的負面影響很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加州的一家醫療診斷設備企業（DPC）和美國司法部同時宣布，由于該公司在中國某地的子公司在過去曾經通過賄賂取得中國醫院的訂單，因而被罰款480萬美元。這是繼美國朗訊公司涉嫌在華賄賂中國官員和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恩照收取美國公司賄賂后，跨國公司在華行賄的又一案例。曾經在華工作的伊桑·葛特曼的《失去新中國：美國商業、渴望和背叛的故事》一書出版后，許多跨國公司就開始面對美國公眾的責問，他們想知道的是，為什么跨國公司在中國如此沒有原則，而極端的說法就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卸到中國的環境身上。葛特曼對中國的商業環境進行了極致的批判，認為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將不得不痛苦地放棄自己的企業道德文明，“入鄉隨俗”，去接受中國的游戲規則。事實上，美國公司并不是生來圣潔，許多著名的世界500強公司都曾經在海外進行賄賂活動，因而催生了1977年頒布的《海外反腐敗法》。有外方官員感慨道：“現在很難讓我相信，一個外國公司能夠在中國獲得成功的同時保持手腳干凈。”這話說得有些刻薄，但并非毫無道理。其實，不只是外國公司，一些在中國獲得成功的中國企業，有的也采用過各種行賄手段，可以說，企業通過行賄爭取更多方便，在一些人眼里已經成了潛規則。這種潛規則能得以在我國廣泛存在，說明了社會道德風尚的喪失。這些事給我們的一個直觀印象是，美國法律對于美國公司在中國從事行賄活動嚴加處罰，而我們如何去對待這些因法治不完善和道德風尚缺失而出現的行為？令百姓拍手叫好的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終于決定采取更有力措施懲治商業腐敗，這將埋葬這種令國人難堪的潛規則，使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正常渠道。市場競爭的關鍵是公平，而建立公平競爭的經濟秩序，既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更需要當事人的道德規范。
發言強調，道德作為人類文明的標志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道德水準的高低對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有著它自身的闡釋。道德修養好、品德高尚的人不僅具有儒雅的風范，而且對人、對社會都會采取積極向上的態度，這就大大提高了社會和諧的程度。缺乏道德修養的人往往對人、對社會產生偏激情緒，造成社會不和諧的因素產生。道德水準高低與否除了受教育的程度對其影響外，社會環境對道德取向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和諧社會需要道德水準不斷的提高，同時社會本身也會影響道德水準的提高。營造良好的道德氛圍需要體現社會公平、公正的原則。引起老百姓不滿的事少了，社會的公平、公正確實做到了，人們的道德觀才能逐漸提高，社會才能穩定，才能和諧，所以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人們從輿論上對道德觀念大力弘揚。當前的教育制度也使得我國青少年在個人道德修養教育上有所不足，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道德啟蒙和深入持久的教育，使公民追求成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社會的人、受人尊敬的人。同時還應通過法律、法規來規范人們的道德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構建好和諧社會，才能推動社會道德的水平不斷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