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常委鄭楚光在提交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大會書面發言中說，我國絕大多數省市已在短短幾年中，取消了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簡稱“兩工”）。“兩工”取消后，農民負擔明顯減輕，生產積極性日益高漲，但隨之而出現的是，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農業基礎設施卻越來越不堪重負。由于靠減負來增加農民收入的空間已逐步消失，只有謀求發展才能使農民最終走向富裕之路。要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村基礎設施和公益設施建設更是任重而道遠。盡管減負與發展本質上并不矛盾，但“兩工”的取消客觀上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帶來了較大負面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然而利用極不充分。如何做到既不增加農民負擔，又能激勵農民投工投勞，開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亟待破解的一大現實難題。
發言分析了取消“兩工”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四點影響。一是.投入迅速下降，建設速度減緩。由于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不夠，財政投入跟進不及時，縣鄉兩級財政吃緊，加上許多鄉村債務負擔較重，導致“兩工”的空缺難以彌補。取消“兩工”不僅減少了資金的投入，而且由于投資下降，投勞的可能性和積極性也隨之下降，導致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放緩，甚至停滯。二是組織協調難度大，整體效益不理想。“兩工”曾是農村建設的一種可以靈活調動的機動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充當了部門間和上下級間協調聯動的“潤滑劑”。“兩工”取消后，由于財力限制，用途的剛性制約，部門間、區域間協調困難，不能做到整體推進，綜合效益難以充分發揮；另一方面，由于群眾各有想法，一些基層干部心存顧慮，上下溝通不易，從而難以形成合力，導致一些項目和建設工程難以有效組織和實施，有的項目配套不完善，實施進度不協調（如滅螺），設施維護不到位，從而影響項目整體效益的發揮。三是勞力調集難，使用成本高。由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較多，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取消統一規定的義務工之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事業籌勞難度更大，成本也不斷提高。甚至在遇到特大防洪、搶險、森林防火、抗旱等等緊急任務時，勞動力也難以調動，勞動效率出現下降趨勢。四是影響程度不一，“馬太效應”明顯。以前“兩工”負擔重的地方，往往是那些自然條件差、經濟實力弱、債務負擔重、建設任務大的地區，且一般也是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的重點產區，“兩工”取消后，這些地區所受到的沖擊較大；而那些較為發達的地區所受影響則相對較小。從而導致了新的發展不平衡。
“兩工”取消后，各地先后出臺了以“量力而行、群眾受益、民主決策、事前預算、上限控制”為基本原則和特征的“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制度。這一制度安排的初衷是避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至于受取消“兩工”的影響。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存在著諸多問題。發言對此進行了剖析。一是事難議。農民居住分散（尤其是在山區），合村并組后，村域面積擴大，人口增多。一個村少則幾百戶上千人，多則上千戶三四千人，加之農民外出打工增多，人員比較分散，召開村民大會難度非常大。會議召集不起來或參加人數達不到規定要求是常事。加上一些村委班子不穩，戰斗力不強，對興辦集體公益事業缺乏責任心和進取意識，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勞神費力不劃算；而許多農民認為基礎設施建設、公益事業是各級政府應該為農民做的事情，參與“一事一議”的積極性不高。二是議難決。由于農村問題錯綜復雜，受益程度難量化，負擔能力有差別，召開“一事一議”會議時，往往各執己見，很難形成一致意見。特別是幾個村或共用的橋梁、道路、涵閘等公共設施的籌勞籌資，就更難形成統一意見。此外，承包合同糾紛、債務化解等一些與所議問題無關的爭執，也經常干擾會議進程，常常難以達成決議。三是決難行。有的“一事一議”項目雖然形成了決議，但所籌集的勞動力和資金到了真正使用時卻難以落實和及時到位。
發言認為，“一事一議”在執行過程中之所以形成“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的現象，除了人們認識上有誤區外，也暴露出其自身在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上的先天不足。它程序復雜，并嚴格規定上限控制、不能出村等。它能夠有效防止農民負擔反彈，但卻缺乏政策所必須的導向與激勵功能，實際操作難度大，也不盡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更不能適應各地千差萬別的實際情況，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基礎設施和公益設施建設的問題。從表面上看，取消“兩工”對農村基礎設施和公益設施建設的影響主要是投入減少問題，而投入減少與“一事一議”難以盡如人意相關。但從深層次看，則是在城鄉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下，現有制度安排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集中表現。發言為此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建立和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法規支撐體系。國家是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者，應逐步實施城鄉統一的公共品供給政策。農民的事情農民辦，但不能全由農民自己辦；國家不能包辦農民的一切，也不能農民的一切都不管。必須進一步明確國家和農民的關系。鄉級及鄉級以上興辦的基礎設施和公益事業項目，應由國家承擔。農村義務教育、交通、水利、公共衛生與醫療服務、農業服務、社會保障是農戶的普遍需求，是農戶所迫切需要獲取和改進的服務，應依次作為最基本的6大農村公共產品優先供給。農民在享用國家提供的公共品的同時，應承擔相應義務，即主要以投勞形式參與國家興建公共基礎設施。國家對農民這方面的投工投勞應按“等價交換”原則給予勞動報酬。同時，農民有義務參與防汛、抗旱、搶險、救災等緊急任務，有關法律應明確規定農民應承擔的、用途明確的義務工，以便應急時調用。因此而對帶給農民經濟上的損失，事后可適當給予補償。國家應鼓勵村集體經濟組織籌資籌勞進行基礎設施（包括村內和多村自愿聯合）和社區內公益設施建設。項目的建設和籌資籌勞的形式及數量，只要不違背相關法規和政策，政府不應干預，并可給予適當補貼或獎勵。國家應及時出臺或修訂相關政策和法規，規范和引導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形式的改革和創新，如水利民營化、產權制度改革、專業協會組織等。國家是社會公平的維護者。對老少邊窮地區、自然災害頻發地區、重要農產品主產區和生態環境敏感地區要實行特殊的支持政策。二是建立和完善以政府為主體多元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保障體系。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完善現行財政分配制度，強化財政再分配職能和宏觀調控功能。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要以政府財政投入為主。國家新增財政支出和固定資產要切實向農村傾斜，逐步建立穩定的農業投入增長機制。各級政府應在五年規劃和中長期發展規劃中，確定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目標和任務，根據需要與可能，確定財政投入的增長速度，并納入財政預算。合理劃分各級財政的財權和事權。現階段要增加轉移支付項目，提高數量標準，適當下放財權，向地方和基層傾斜。提高財政項目資金保障程度。各級政府立項的建設項目必須保證資金足額及時到位，不留任何缺口。取消強制性配套制度（包括資金和勞動）、以獎代補制度，確保建設任務及時、按標準完成。增強財政資金對社會資金流動的引導作用。為廣泛吸引社會資金（包括私人資本、金融資本、外資等）的參與，各級財政應建立專項補貼（補助、獎勵）資金，并保證每年穩定增長。但這類資金應用于財政以外的資金建設項目，或者對農民自己修建工程給予補助。三是建立和完善產權明晰的農村勞動積累新機制。資本積累性勞動與商品生產性勞動的區別在于，積累性勞動形成資本（有形或無形），并作為要素參與分配；生產性勞動形成商品，在出售商品時實現價值，得到一次性補償。取消傳統意義上的積累工，說到底是為了杜絕對農民勞動的無償占有和占用；增加勞動積累是為了加快建設步伐，增加社會財富，其中包括屬于農民自己的資產。關鍵是要明晰產權和利益關系，真正實現勞動積累資本化，并作為要素參與分配。為此，必須創新農村勞動積累機制。加強集體資產管理。參照國有資產管理的辦法對集體資產存量進行清理。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過程中，要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經營性集體資產獲得利潤要合理分配。集體資產的出賣和轉讓要進行規范科學的價值評估。這是建立和完善勞動積累新機制的前提。規范勞動積累的核算方法，科學合理確定勞動投入的價值。國家應鼓勵和支持農民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開展經營性、勞動密集型基礎設施建設，進行勞動積累。國家投入較多的項目，其相應部分作為國有資產核算，但可以不參與利潤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