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二十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出臺的法律和決定我都參與了，每一件都沒錯過！”3月12日，全國人大代表、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叢斌接受總臺中國之聲兩會高端訪談《會里會外》專訪。
作為中國法醫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叢斌在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的工作已進入第二個任期，他說自己本屆兩會關注的關鍵詞是“司法公正”。在很多轟動社會的大案要案背后，這位曾給出決定性鑒定意見的人，他的法醫生涯和“司法公正”有著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去年他向全國人大建議“完善錯案追究制度”，目前已有怎樣的推進？訪談中，叢斌一一回應。
司法公正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
■這是您第五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今年，您最關注的“兩會關鍵詞”是什么？
叢斌：今年兩會，我最關心的關鍵詞還是“司法公正”，因為我的專業和我從事的立法工作與司法公正的關系非常大?！懊癫换脊讯疾痪保痉ü蔷S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我們出臺的政策、措施，尤其涉及民生領域，涉及千千萬萬個家庭，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考慮政策出臺的社會效果。
■您曾建議要防止司法審判受到非專業性輿情左右，這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叢斌：我非常支持群眾、網民們關注某一個敏感案件或典型案件，這是對司法審判一個很好的監督機制。但是輿論中有的是理性的，有的是非理性的；有的是專業性的，有的是非專業性的，還有的是惡意炒作。因為輿情是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邊的，法律中有些事情是合情不見得合法，有的合法不見得合情，“法”和“情”之間就是這樣一個辯證關系。所以，司法審判還是要依據事實和法律，就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您曾建議完善錯案追究制度，您覺得這個制度還有哪些地方亟需完善？
叢斌：錯案追究是老百姓非常關注的問題，也是司法改革的一個亮點。我覺得理想的錯案追究應該是這樣的：一旦錯案發生，必須能夠及時發現，并及時完全地糾正。現在一個是對錯案的認定標準不一；第二個是錯案認定以后，在處理上拖得太久；第三個是在處理的結果上也不盡滿意。
所以，我的建議是，首先錯案的發現機制要健全；第二個就是錯案評查機制要科學公正，要引入第三方機制來進行評判；第三個是錯案的處理與追責機制要及時和透明，真正地做到讓裁判者負責。三種機制環環相扣，構成整體的錯案追究制度體系。
立法是博弈，也是尋求最大公約數
■您先后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及后來的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工作，見證了我們國家立法和法治建設的很多變化。談一談您的看法？
叢斌：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調整社會關系，要上升為國家意志，以法律的形式予以頒布，這里邊就有博弈，因為它可能涉及行政部門權力再分配，是群眾利益法律化的一個過程，會有很多艱難險阻，需要尋找最大公約數。在立法上我有一個觀點，立法不能只便于管理者的管理，我們既要便于管理者的管理，還要兼顧被管理者的合法利益。
法醫就是要用證據說真話
■您曾在偵辦案件時接到過匿名的恐嚇電話，還兩次創下“槍下留人”的奇跡。那時的技術遠沒有現在這么精進，作為法醫，當時您的堅定靠的是什么？
叢斌：就是一種職業精神。法醫就是要來說真話的，而且往往是替死人說真話。如果你揣著明白裝糊涂，這個東西從良心上過不去。
■如何讓法醫學在社會法治當中持續地發揮更大的作用？
叢斌：第一個在制度層面，我們需要向全社會開展尸體解剖制度的宣傳，國家要出臺尸體解剖的制度和條例。凡是死因不明的，不論是否涉及法律糾紛、訴訟程序，都要進行尸體解剖，這樣的話就避免了很多麻煩、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要盡快制定司法鑒定法。司法不公、資本化傾向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公正。
第三個方面是司法鑒定要公益化，不能社會化。一個鑒定好幾家出，出的結果不一樣，法院就不好解決。
第四個方面是需要在國家級層面建設法醫學的研發平臺。
■法律工作者提問：該如何進一步推動鑒定人出庭工作，提升庭審質量，防范冤假錯案？
叢斌：鑒定人出庭作證是他的作證義務，現在有些鑒定人不愿意出庭作證，我的意見是要做一個強制性的規定，把鑒定人出庭作證作為他執業行為必須要做的義務。任何證據在庭審過程中都要通過質證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出庭作證是對科學證據的質證過程。
第二個是法官在這方面也要增強一些知識儲備，尤其是刑事審判庭的法官要知道鑒定的科學性、客觀性、公正性和合法性問題。
另一方面我們要純潔鑒定人隊伍，在立法上要把鑒定人和鑒定機構的準入門檻抬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