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人如其文，愛笑，精準而凝練，明媚而松弛。
見到他的第一眼，你一定會最先被那副充盈的笑容攫住。這不似生疏的禮節，似乎這個人一直就是這樣，像他在個人微博里發的視頻，也像他自2021年至今先后出版的兩本自傳式雜文集《目光》與《自造》，字里行間透著一股松弛的幽默，一股極富感染力的樂觀。
不過，如果你仔細觀察，或同他握手，便不難察覺，三年前那場重大傷害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左手背部肌肉萎縮，五指扭曲，靠近掌心的位置，隱約可見一道橫貫的疤痕。
受傷后，陶勇接受了完整的康復訓練
自2020年初那場震動全國的“1·20”傷醫事件后，三年多來，陶勇在媒體報道中不止一次被提及“重返手術室”，公眾懷著祝福關注著他的康復與動向。陶勇身上的身份也越來越多：葡萄膜炎與眼底病專家、教授、博導、作家、公益人、創業者、互聯網大V……但他的“圓心”，始終沒有離開“天下無盲”的醫學理想。
這兩年來，除了逐步恢復出診及手術，陶勇亦沒有停止寫作，參與公益，堅持回復孩子們的來信。手術室外，他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研究開發新項目上，比如眼內液快速診斷項目與治療眼底新生血管和抗炎的眼底病靶向藥物研發。
“科技是一把更厲害的手術刀。”好在的是，這把刀，他牢牢握住了。
陶勇研究的“眼內液精準檢測技術”，在十年前早已開始，如今已在全國700多家眼科醫院落地，幫助8萬余名疑難眼病患者查明了病因。
陶勇 / 受訪者供圖
與此同時，這三年來，陶勇不斷思考醫學的邊界與可能性，他開始愈發意識到，“治病救人不是只能在手術臺上”。
理想的醫學環境，應把“人”視為整體，不僅治療疾病，也包含心靈與社會性的整體內在關懷。比如在陶勇與一行公益領域合伙人帶領下啟動的“光M（芒/盲）計劃”，就致力于幫助中途失明人士與盲童多元化成長。
今年，陶勇帶著新書《保護眼睛大作戰》做客羊城書展。這是一本相當“陶勇”的讀本，用擬人化的漫畫與對白，考究、詳實而不失生動地對兒童用眼健康進行了一次系統科普。他的個人風格、精神氣質，都被揉進了專業內容本身。
《保護眼睛大作戰》是一本給孩子的眼健康科普漫畫故事書
陶勇重新啟程的時間，比很多人想象中要早。這個夏天，他出現在書展里、講臺上，不斷被采訪以及對話。他從容不迫的言談舉止，有條不紊的思路和熱情，會讓所有關注他的人知道：陶勇已經走到了哪兒，又正在眺望何方。
在“天下無盲”這一從未動搖的畢生理想面前，陶勇已經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坐標系。
向內重建
陶勇是去年才開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買了一整套放在家里，先從《死屋手記》看起，除了時間有限，還“因為它最薄（笑）”。
陀氏，那位以痛苦為養料，恒久鉆研人類精神潛能的偉大作家，在人生低谷時創作了《死屋手記》，他在其中探索了絕境之中的希望：“在精神上孤獨的我重新審視我以往的全部生活，逐一思考直至最微末的細節……是一些什么樣的憧憬使我心跳加劇啊！我為自己擬定了未來的完整的計劃，決心堅持不懈地貫徹執行。”
當陶勇提到這位作家，聽者很難不聯想到其承載的意蘊內涵，或許，被陶勇寫進《目光》里的愛因斯坦的話，更便于闡釋這種涵義：“一個人真正的價值，首先決定于他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義上從自我解放出來。”
陶勇把對自我審視和解放，熔鑄在了兩本個人隨筆集《目光》與《自造》里。書里，無數哲學家與文學家被陶勇信手拈來，穿越那場地獄般的傷痛過后，他一次次被這些長期支撐自己的精神導師牢牢接住。
《目光》的出版是一個偶然，那么《自造》的問世則更像一個必然
傷害發生在2020年，臨近除夕的1月20日。午后1點左右，一名患者手持菜刀闖入北京朝陽醫院眼科七樓，精準找到陶勇的診室，奔著他劈頭砍去，最終砍傷了包括陶勇在內的三名醫護人員與一位患者家屬。
陶勇頭部中了三刀，后腦勺、手臂多處被砍傷，“差一公分碰到頸動脈”。整只左手共有9根肌腱被砍斷，失血量達1500毫升。還有一刀差半公分就碰到脊髓，如果脊髓受到損傷，則很可能面臨高位截癱。
陶勇在醫院住了兩周后才脫離生命危險，兩個多月后才勉強恢復精神狀態和身體機能。但由于左手神經、肌肉和血管都被砍斷，出院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陶勇的整只左手都沒有知覺。
那名持刀傷人的兇手，正是陶勇治療過的一位患者崔某，因患先天性高度近視四處求醫，手術后出現并發癥，轉診至陶勇。經過兩小時手術，陶勇保住了崔某的眼睛，但崔某自己似乎并不滿意，繼而心態崩潰，持刀傷人。
后來在脫口秀上，陶勇開玩笑說：“我說這個病人你真的很不講理，當時醫院里人那么多，你都能精準砍中我，這還不能說明視力恢復得特別好嗎？你還想要什么效果，非得拿飛鏢扎中我嗎？”
陶勇醫生脫口秀視頻截圖
言語幽默的背后，是經歷鬼門關之后的鎮定。傷醫事件后，家人從未在陶勇面前讓自己的情緒崩潰。被砍傷后的第72個小時，陶勇在ICU病床上蘇醒過來，妻子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你上熱搜了”。女兒陶陶記住了爸爸說的“不愿把自己埋在仇恨里”。
從那場傷害中恢復意識后，人還在病床上，陶勇就用單手敲完了《眼內液檢測的臨床應用》后記，這本逾13萬字的書，是他對日常一手診治病例的總結梳理。
他內心的熱情沒有一刻停止流動，即便行動受限，至少閱讀與寫作依然可以繼續。
相比起短視頻等新媒體，陶勇更喜歡通過文字與這個世界交流。小時候，由于母親在新華書店工作，他天然地養成了閱讀習慣。他愛看金庸和武俠，但陶勇最佩服的，不是飛檐走壁的功夫，而是將人從生死線上拉回來的大夫和醫術。
《目光》讀者見面會 / 圖源：@北京眼科醫生陶勇
小學三年級時，陶勇還獲得過市作文比賽一等獎，并在獲獎作文里把“春夏秋冬”四季比喻成四個不同的人。這種想象力，來源于他所迷戀的“文字的張力”。
得益于這種文字功底，2022年，陶勇利用大半年的碎片時間寫就近10萬字的《自造》。除了在家里，在外面有了靈感也會隨手記下來。在火車上、咖啡店里，在與朋友吃飯時……比較麻煩的是上廁所時忽然思如泉涌，“這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兩難。”
在這本書里，他在醫生與患者的位置之間穿梭來去，思考生與死，思考善與惡，思考人世間的希望和潛能。
他在書中寫道：“醫學過程中的所遇，會和生活、讀書、旅行等看似不相關的所感發生共鳴，產生類比，很多道理在腦海里融合，逐漸形成一個屬于自己的、強大的、自洽的邏輯體系。”
光明背后
陶勇和醫學的結緣，其實很早。
在小時候，母親常常給他滴各種各樣的眼藥水，陶勇很想不明白為什么。直到有一次，他陪患沙眼的母親去南昌的大醫院看病，親眼看見醫生從她眼睛里取出好多小石頭。這一幕，讓陶勇在心底種下了一顆崇敬眼科的種子。
直到發生在那場與死亡擦肩而過的傷醫事件發生前，陶勇的醫學道路幾乎一帆風順。
他自稱“小鎮做題家”，出生于江西一個小縣城，17歲考入北大醫學部，而且是當年北大唯一一位被保研眼科的本科生，專業是眼科里比較小眾的葡萄膜炎領域，一種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致盲性并發癥，被稱為“窮病難病”，無人愿意問津。
讀完本碩后，陶勇留在北大人民醫院眼科做主治醫師，35歲就成為主任醫師，37歲擔任博士生導師，40歲出頭就發表了92篇SCI論文、62篇中文核心期刊論文，成為葡萄膜炎及眼底疑難疾病領域最年輕的頂級專家之一。
圖源：@北京眼科醫生陶勇
多年來，陶勇還多次參加國家衛生健康委舉辦的健康快車行動，在江西樂安、河南漯河等城市，為貧困患者免費實施白內障復明手術超2000例。
曾經有位艾滋病眼病患者面臨失明風險，但只拿得出治一只眼睛的費用，陶勇就自掏腰包給人貼，一次性做了兩只，“總不能眼睜睜看著他瞎”。
“眼睛承擔了一個人90%以上獲取信息的方式”，因此，陶勇遇到過的眼科患者，大都懷著高度謹慎和期待前來就醫，甚至有人偷偷拿著錄像機、錄音設備來診所，想逼醫生說出一個好結果保證。
一旦沒達預期，也許就拿出各種“證據”倒打一耙，甚至投訴，“這就是醫療糾紛”，陶勇笑了一下。
對于過去驚險經歷的釋懷，并非來自于對死亡的無畏，而是一種內在驅動力，一種對醫學的堅定信念。
陶勇接受采訪時表示“更多的是渡己，而不是救人。” / @剝洋蔥視頻截圖
被砍傷后的第114天后，陶勇恢復了出診。2021年，陶勇重新站上手術臺，但由于左手傷勢仍未復原，很長一段時間，他戴口罩都得別人幫忙。
他的經歷給醫院帶來了一些變化。比如增設了安檢流程，比如診室側墻被鑿空了一大塊，寬約1米，高度逾2米，醫生和護士可以自由穿梭到另一間診室。多了一條逃生通道。
當然，他自己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開始限號。曾經的陶勇對患者來者不拒，常常從大清早接診到深夜。很多患者從全國各地大老遠專門跑來找他，他不忍心讓人家苦等無果。
幸好，如今陶勇作為科室主任帶領的專家問診團也漸漸成長起來了，所在科室的科技量值排名，也史無前例地躍升至全國第13位。即便陶勇不再能承擔和以前一樣高強度的手術任務，問診團的存在，也讓他不必再擔憂患者治療會受到耽誤。
陶勇曾經一天做十幾二十場手術，最多的時候甚至一天做過86臺手術，平均5分鐘一臺。但這種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陶勇每周做平均2—5臺手術，他把更多的時間放在了研究和開發上。
陶勇醫生看診中 / 受訪者供圖
從2020年下半年開始，陸續有很多中小學來找到陶勇，想邀請他去給學生們做一些交流活動。他忽然意識到，“我其實有一種社會責任，得去引導孩子們，幫助他們在未來遇到人生挫折的時候學會站起來。”
在同年末的一次采訪中，陶勇說：“我一直在思考醫學的邊界。我們所談論的狹義的醫學，往往只是開藥、手術、治療生理性的疾病。但在我心里，醫學的含義要廣得多。……我想，如果我的思想放得足夠寬闊，我對世界的理解就能更深刻，我的醫學手段可能也會更豐富，讓我對醫學的理解站上另一個平臺。”
平臺、技術的發展，都能將醫學的觸角延伸得越來越遠。比如看似基礎的科普，就是借助信息時代的便利幫助更多人防患于未然。
用陶勇的話來說，科普其實可以叫做“治未病”。“真正的醫學，最重要的是在疾病還未發生的早期階段，通過建立正確的習慣和了解疾病的正確防治知識，避免疾病的發生。”陶勇認為，“這比發生了嚴重的疾病再去做大手術，吃很貴的藥，要好得多。”
比如最常見的近視問題。陶勇認為，不少家長都沒能意識到近視問題的嚴重性。“覺得近視了配眼鏡就行”，但事實上，“近視可能是很多致盲眼疾病的開端，每增加100度，致盲性眼病的風險就會增加30%~50%”。
陶勇：希望天下無盲，用科技、用科普讓更多的光明留在眼中
一次，他到內蒙古最西邊一片沙漠中的綠洲做調查，發現那兒放羊的孩子近視發生率也很高。陶勇很困惑，便去問孩子們的家長，了解到，不少大人帶孩子的最主要方式，就是“給他一個手機，讓孩子在那玩”。
現實里人們對于近視嚴峻性的忽略，讓陶勇意識到，“近視防控是一場需要毅力和方法論并駕齊驅的馬拉松比賽，萬丈高樓平地起，筑基、祛假、精控這三個步驟缺一不可。”陶勇認為，“近視原理、護眼準則、習慣養成”，就是近視防控的“筑基”環節。“正因為‘無知者無畏’，才給了近視發生的土壤和機會。”
信息時代，充分的科普是醫學借助網絡觸角的延伸，而陶勇如今致力于的醫療公益，則是借助社會與科技的結合，對“光明”與“希望”的延伸。
2021年初，陶勇與一行視障公益領域的合作伙伴聯合發起了“光M計劃”，以防、治、助為軸心，以“天下無盲”為愿景，關注中途失明人士和視障兒童融合教育。“融合教育”，即有特殊教育需求的殘障學生能盡可能與健全同齡人一起學習。
比如其中的“光盲小主播”計劃，就致力培養有聲音表演條件的盲童掌握配音演播技能，有機會在未來成為音頻主播，而不是走盲人按摩等大眾刻板印象里的單調出路。
“光盲計劃”中的小主播 / 圖源：@北京眼科醫生陶勇
對公益而言，醫療也許是個相對特殊的領域。二者的結合，本身也像一場糅合社會各層面的精細手術，需得在健康與生命關切的基礎上，兼顧技術、資金、政策、資源等各方面要素。
陶勇則認為，在這一切之上，至關重要的，是透過疾病的表層，看見個體深處那顆同樣需要療愈的心。
“治病救人不一定在手術臺上”
2009年秋天，陶勇跟隨健康快車前往江西樂安，為當地患者免費做白內障手術，遇見了年邁的王阿婆。
王阿婆腿腳不便，駝背嚴重，眼睛狀況很糟糕：眼窩深，小瞼裂，屬于白內障復雜病例，手術風險不低。
出發前，老師囑咐陶勇：“復雜的不要去碰，因為你很可能失敗”，但這一次，陶勇發現聯絡員也開始為王阿婆求情。
原來，王阿婆的丈夫已經過世十年，五年前，唯一的兒子也意外身亡。待到見到醫療團隊的時候，王阿婆孑然一世，自己也因為惡性腫瘤時日無多了。
但她依然向陶勇表達了想給自己做件壽衣的想法。根據江西一些村落的風俗，人死時穿的壽衣一定得是自己親手做的，如果不是，就將見不到那邊的家人。
《朗讀者》劇照
陶勇意識到，這可能是王阿婆重見光明的唯一機會。他決定拋開顧慮為王阿婆做手術。
為了讓駝背的她能平躺，手術時，大家替她找了半米高的墊子墊著腿，讓她的身體盡可能平躺，最終順利完成了雙眼手術。術后第二天，王阿婆的視力恢復到0.6。
雖然恢復光明的一周后，王阿婆就去世了，但在生命的最后七天內，她為自己做了一件壽衣。
用古人早就總結好的話來說，這叫做“醫者仁心”。而現代醫學時代，這顆“心”應該被安置在哪里？最適合以怎樣的方式與人相見？
從二十歲到四十歲，陶勇一直在尋找答案。
在《自造》里，他數次通過自己經歷過的案例闡述一個觀點：西醫大夫，不能“只認器官，不認人”。
陶勇與他的小患者
三年前，出院后沒多久，陶勇去了趟北京的中國盲文圖書館，看見一個盲人老先生坐在那兒待了整整一天，一直在“看”《鐵齒銅牙紀曉嵐》。
失明沒有讓一個盲人喪失生活與求知的動力，這給陶勇帶來很大觸動，“突然想明白了，很多人要的是一個希望，那個兇手要砍我，無非也是對生活失去了希望”。
在《目光》里，他這么寫到：“在他漫長痛苦的求醫之路上，沒人在乎與拯救他逐漸扭曲的心理，從而導致他變成一個偏執的殺人狂”。
過去18年的從醫生涯，陶勇一直認為視力比希望更重要，“但我現在會認為，希望比視力更重要。尤其是對這些疑難手術的人，如果能讓他知道，即使視力不太好，他依然能保有對生活的希望，也能夠有生存的能力。只要視力提高一點點，就是有希望的。”
陶勇 / 受訪者供圖
陶勇曾接診過一位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疆女孩，疾病讓女孩掉頭發，眼睛發炎。女孩第一次來就醫時14歲，從新疆長途跋涉來北京。陶勇便鼓勵她：“你以后想辦法來北京上大學，今后看病就方便了。”
沒想到，幾年后，女孩真的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
但陶勇同時還意識到，對一個即將要去上大學的女孩來說，外形上的改變也許給她帶來不小的心理壓力，于是他又將女孩介紹到心理科的專家那里，幫助她緩解疾病帶來的心理困境。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眼睛只是恢復視力，對一個人來說不是全部，我們希望讓一個人不僅健康，而且健全，讓他的內心和他的外在都保持一種健康態。”
“無限游戲”
8月18日醫生節當天，陶勇在個人微博發布了一則視頻，再次提到了那個曾被他無數次提及過的，哲學家詹姆斯·卡斯的“無限和有限游戲”理論：
“世界上總共只有兩種游戲，一種是有限游戲，因物質而發起的游戲，比如經商、創業、成名等等，其目的是贏得勝利；另一種則是無限游戲，沒有確切的開始和結束，所有的人不是為了終結游戲，而是為了延續游戲。”
對陶勇而言，醫學是此生最大的無限游戲，是一種由生命關懷觸發的信仰和布道。
好在，除了個人努力，時代技術發展在不斷拓寬現代醫學的邊界。比如分子檢測、AI輔助和精準診療，“過去很多疾病靠觀察，而未來會進入分子檢測層面”；又如基因檢測技術、基因芯片這類高敏感性、所需樣本量小的新型技術。
在陶勇看來，技術應為多數有需求的人提供便利，而不僅僅是高精尖的稀缺領域。
《朗讀者》劇照
他目前正致力于眼內液檢測，就是通過采集眼內微量的液體，縮短眼病病原的檢測時間，壓縮檢測成本。“一滴0.1毫升（眼內液）就可以進行成千上萬種眼病病原的檢查，讓我們可以在早期癥狀和體征不典型的時候發現病因，然后給予最佳準確的治療，不至于誤診誤治。”
這一方面幫助眼病患者，尤其是減少疑難眼病患者的誤診誤治，另一方面對于青年醫生而言，也可以讓他們學習進修時少走彎路。
2022年，陶勇與一行公益人發起的“巨細胞病毒性視網膜炎早期人工智能篩查”公益項目開始在北京數家血液病和兒童醫院試點，他希望，能通過相對低成本和高效的人工智能篩查，每年減少4000個因巨細胞病毒視網膜炎而失明的人。
技術與公益是他的兩條腿，扎實的專業能力是軀干，這是今天的陶勇。
當然，一如既往地，成為“大V”給陶勇帶來了一些駁雜的聲音。如今，陶勇的微博粉絲數量已逾223萬，隨著自己的名銜越來越豐富，出現在越來越多地方，他也曾聽到過批評：“陶醫生現在不務正業”。
陶勇醫生在微博發布的科普內容 / 截圖自@北京眼科醫生陶勇微博
但來自外界的更多聲音仍是認可，或者說，是信任。
大多數人看得出，“（我的）圓心還是在醫療上面，只是半徑不一樣。過去是一個傳統醫院的醫生，半徑就在診室和病房、手術室，但現在，我可以以互聯網為半徑，通過科技成果轉化、科普宣傳、公益計劃觸達更多人群，輻射更多醫院，造福更多患者，其實只是形式不太一樣。”
陶勇內心的精神力量，他所經歷的種種，都幫助他錘煉出一副更完善的視角，去繼續這場漫長的“無限游戲”：“不管網上的人如何評價，就像我們要路過一座橋，不同的聲音就像橋兩邊的扶手，不一定要摸著扶手過橋，但這些扶手永遠是一個尺度和邊界，時刻提醒我要走在橋的中間，不要走偏‘光M計劃’。”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視覺中國，部分來源于網絡
編輯 | 黃茗婷
排版 | 八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