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獎(27)|論張西曼的“民主”思想
來源：九三學社安徽省委員會????時間：2020-11-20內容摘要：張西曼是九三學社的重要創始人之一，他較早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積極進行傳播。此外，他還是一位民主戰士，宣傳民主思想，主張民主革命。他所說的“民主”，與孫中山提倡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關系密切，是對傳統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的一次反抗，對于創建新社會有著重要作用。不僅如此，“民主”思想還有利于發揮民眾集體智慧，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凝聚力量。
關鍵詞：張西曼；民主；官僚主義
“民主”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出現頻率極高的一個詞語。經過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中國人民對“民主”充滿了向往，希望通過民主革命，打破傳統社會的舊面貌。同時，也希望通過實現民主，團結民眾，打敗日本侵略者，實現中華民族的自立自強。因此，很多不同身份的有識之士，為了實現中國的“民主”而不斷努力，這其中，張西曼就是重要的一位。
張西曼（1895—1949），字百祿，湖南長沙人，我國早期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九三學社重要創始人之一，《民主與科學》雜志社社長兼總編。張西曼的父親張梓林供職于清朝太醫院，是一位熱衷于維新運動的官員。他的二哥張仲鈞是老同盟會會員。在父兄的影響下，張西曼很早就加入了同盟會，參與到近代革命運動中去。在他短暫的一生中，除了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為中國社會的未來指明方向外，另一個貢獻即是反對官僚主義和獨裁統治，努力倡導“民主”觀念。為此，他在1945年創辦《民主與科學》雜志，擔任社長及主編，呼吁民主，反對獨裁，倡導科學，反對愚昧。《民主與科學》的創辦，獲得了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科學家的認可，如馬寅初、鄧初民、華羅庚、柳亞子、孟憲章等人均在上面發表過文章，《民主與科學》逐漸成為這些進步人士發表言論的重要陣地。
張西曼有關“民主”思想的文章，主要有：《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原載1938年《全民周刊》一卷十一號）、《“民主”與“科學”是中國革命的兩大目標》（原載1945年1月《民主與科學》一卷一期）、《“民主”是根除“官僚主義”的特效藥》（原載1945年10月《民主與科學》一卷九—十期）、《〈民主與科學〉雜志創刊周年記》（原載《民主與科學》一卷十一、十二期）。在上述文章中，張西曼集中論述了“民主”思想出現的背景、“民主”的內涵、“民主”的作用，深刻揭示了“民主”對于近代中國發展的意義。
“民主”一詞，古而有之，如《書·多方》：“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 成湯 。”再如《三國志·吳志·鐘離牧傳》：“仆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但是這兩處文獻中“民主”的意思為民之主人，前者指君主，后者指官吏，與后來的“民主”意義完全不同。直到晚清時期，“民主”的意義才發生了轉變，鄭觀應 《盛世危言·議院》：“君主者，權偏于上；民主者，權偏于下。”這里的“民主”與“君主”相對，指人民有參與國事或對國事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但在清朝以前，“民主”僅是一種理念，尚未形成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思潮。
中國近代的“民主”思想主要從西方學習而來。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國門被打開，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中國的不少進步人士踏上了救亡圖存之路，他們在嚴峻的生存危機之下，開始思考向西方學習，除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之外，國家政治體制的建設也是重要的學習對象。
張西曼早年留學俄國，有著扎實的俄文功底。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張西曼深受震動，曾致信孫中山，建議他接受十月革命的勝利經驗。1922年之后，孫中山到達上海，張西曼又專程前去拜見，建議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主張，張西曼被孫中山任命為中俄聯絡員。而孫中山后來即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為基礎，重新詮釋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并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中，民權是其中之一，即認為國家政權并非統治階級的特權，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張西曼極為認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他在《“民主”與“科學”是中國革命的兩大目標》一文中說：“國父在多年研究近代民主政體的優劣和蘇聯十月大革命的偉大成就后，揭橥了一個‘民眾有權，政府有能’的精義。他絕不愿民眾仍然成為不識不知的‘阿斗’群，而熱烈號召著他們成為有才有識、自求多福的、現代的、集體式的‘諸葛亮’之流的主人公。”“民眾有權”即“民權”，而這又與“民主”關系密切，只有民眾有權，才能當家做主，也只有人民當家做主，才有真正的“民權”。
對于“民主”之于國家發展的意義，張西曼認為，古今中外的一些開明君主如唐太宗、彼得一世、明治等，曾通過努力，讓自己的國家變得強盛一時，但最終不能避免“人亡政息”的天演定律。畢竟，有能力的君主只是個別，一旦政權落入昏庸無能的君主手中，國家就會危險。當前社會要想發展，就不能再延續古代的愚民政策，而是應該讓百姓變得有思想、有能力。他以中國的古語為例：“中國社會原有句非常警惕的‘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的成語，這就說明了民眾的不可欺力。前賢也有‘民猶水也，載舟覆舟，是所同懼’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類寶貴生活經驗體會出來的警辟教訓。”說明了國家的發展、民族的進步，不能將希望寄托于少數賢明的君主身上，而應該充分尊重廣大民眾，施行民主政策，發揮民眾的集體力量。
張西曼的這個觀點在當時極具警示意義，不僅是對封建君主專治的否定，更主張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他高度贊揚了國外施行“民主”政策的國家：“一切民主國家的英明政府！英、美、蘇、法、捷、波等！得著它們廣大民眾主人的熱烈支持，盡量動員了人力、物力、同時爭取民主盟邦，團結奮斗，力求保障領土、主權的完整，爭取民族以至全世界進步人類自由生存的不受傷害，確是最后的光榮勝利在望了。”認為上述國家之所以得到發展，就在于他們可以動員所有的人力，團結奮斗。西方的這些國家對當時的中國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張西曼認為，只有實施“民主”政策，中國才會戰勝強敵。他說：“我們雖然深信最高當局在國家民族創痛劇深之后，已經采取了有效的部署，然而我們更深信只有發揮真正民主的力量，才能克服方興未艾的危難。更深信只有發揮真正的民主力量，才能爭取一切有關的民主盟邦的同情合作，共同消滅日寇窮兇極惡的大陸政策下一二千萬精裝的陸軍主力。”這里所說的“真正民主的力量”，指的是發揮中國民眾的集體力量，而不是單純依靠上層領導階層，這與此前他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是一脈相承的。
除了有利于國家的發展、打敗外地入侵之外，施行“民主”政策另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消滅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辛亥革命雖然摧毀了封建主義，但是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并未完全脫離傳統社會的桎梏，仍然沿襲了很多舊社會的弊端，官僚主義即是重要的表現。為此，張西曼引用美國農學家李博士的話：“歐洲封建主義消滅以后，產生了資本主義，所以科學昌明，生產發達……中國在封建主義以后，卻產生了官僚主義，所以科學和工業的發展均被縛束，窒息。”所謂官僚主義，即指脫離群眾、貪污腐敗的作風。張西曼總結為八個方面：公文主義、形式主義、奴隸性、低能、投機性、貪污性、殘賊性、其他。
為了更好地揭示“民主”對于肅清官僚主義的作用，張西曼又專門撰寫了《“民主”是根除“官僚主義”的特效藥》一文，對封建社會和北洋政府時期的種種官僚主義的表現予以揭示。他說：“本來國父所領導的民主革命，就是對內要消滅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的。如果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不消滅，那就必然反消滅了千百萬人血肉造成的民主革命。”可見，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務是消滅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因此，張西曼總結觀點為：“官僚主義是歷史傳統的禍國殃民的病根、死癥”，并發出號召：“我們生在這民主戰勝法西斯惡魔的光明的今日，生在這偉大的人民世紀，生在這燦爛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旗幟號召之下，生在這新舊民主國家周圍環繞之中，我們還能夠仍舊忝顏無恥地一任那落后的瘋狂的、自私的‘官僚主義’的毒害繼續作崇么？我們要發揮我們的集體警覺性，要恢復我們偉大‘中華民國’國民的人格和職責，就得趕快團結起來，高高舉起平等自由的‘革命民主制度’，來根除‘官僚主義’的萬惡黑暗！”
作為一名進步知識分子，張西曼畢生都在為了實現民主而奮斗。他所倡導的“民主”思想，在近現代中國反抗外敵入侵、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臧克家在1993年《祝賀西曼同志文集出版》一詩中，稱贊說：“民主戰士，進步思想。追求光明，胸懷坦蕩。文與其人，永放光芒。”對他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
作者：楊化坤 安徽財經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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