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等獎(30)|凝聚共同智慧，熔鑄國家理念——關于“和而不同”新理念形成過程的回溯及思考
來源：九三學社河南省委員會????時間：2020-11-20摘 要: “和而不同”我國是在世紀之交時期凝聚出來的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理念，與其伴生的是一個“建言立論”“凝聚共同智慧”的過程。九三學社社員，包括已故著名領導人、社會活動家在這個過程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留下了值得紀念和追懷的往事。在世紀之交以來的國際政治風云中，這一深度契合中華民族個性、足以代表中華民族智慧的國家理念在世界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為新中國外交史樹立了一座里程碑，而且也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具有長久的生命力。近年來，于這一理念相悖的“霸氣思維”的泛起值得警惕。
關鍵詞：中華民族個性；中華民族智慧；“和而不同”理念；“各美其美”論斷；“建言立論”指示；江澤民講話；溫家寶演講；“霸氣思維”
“和而不同”是一個“古而又新”的中國理念，其“新理念”來自對“古理念”的現實政治性發掘和弘揚。在世紀之交以來的國際政治風云中，這一足以代表中華民族智慧的國家理念在世界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為新中國外交史樹立了一座里程碑，而且也為我國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九三學社的社員,包括已故的知名社務活動家積極參與,做出了有益的貢獻，留下了值得紀念的往事。筆者試從一名普通親歷者的角度對“和而不同”新理念的形成過程進行回溯和思考，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筆者認為，“和而不同”新理念的形成大體上經歷以下兩個階段。
一、黨外人士與中共學者的論述和爭鳴
（一）費孝通先生關于“各美其美”的論述
談到“和而不同”新理念的形成，人們很容易會聯想到黨外著名學者和社會活動家費孝通先生關于“各美其美”的論述。費孝通先生后來自己也說“實際上，這也是中國的傳統經驗里面一直強調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所主張的傾向”[1]。但是嚴格地說，費孝通先生關于“各美其美”的論述與“和而不同”理念并無明確和直接聯系，不過“各美其美”的論述本身無疑也是一種具有重大理論建樹的文化理念，本質上可以說是一種中西合璧、具有原創性的當代優秀理念。而且費孝通先生發表這段論述這件事本身也很有影響：1990年12月，日本知名社會學家中根千枝教授和喬健教授在東京召開“東亞社會研究國際研討會”，為費孝通先生80華誕賀壽。費老發表了題為“人的研究在中國——個人的經歷”的主題演講。在演講中，費老以自己與已故老同學Edmund（埃德蒙）在人類學研究中的學術分歧和個人友誼為主線，論述了兩人不同學術觀點及其所賴以產生的不同歷史傳統和現實環境，提出了自己對于“由于文化的隔閡而引起的矛盾會威脅人們的共同生存”問題的擔憂，涉及到如何對待文化多樣性的問題。費老指出“這里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而是屬于不同傳統和處境的問題。我們不僅能相互容忍而且還能相互贊賞。我們不妨各美自美，還可以美人之美。”最后總結出了極具美感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2]。現在看來，這篇演講稿雖然沒有提到“和而不同”理念，但是其關于文化多樣性及不同文明應和諧相處的具體闡述，與“和而不同”理念是頗為契合的，并且在對外交流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二）黨內外學者由統戰理論研究而引發的關于“和而不同”的探討和爭鳴
上世紀90年代，隨著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發展壯大及李瑞環同志關于人民政協要“建言立論”指示的貫徹落實，統一戰線理論研究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狀態，黨內外一些研究者在相關論述中逐步論及了“和而不同”理念。
1995年2月，筆者以九三學社組織成員的名義發表了《試析愛國統一戰線的歷史文化淵源》一文①，首次將“和而不同”理念列入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的四大歷史文化淵源（列在“得道多助”之后，居第二位）。指出：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但是在如何對待統一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兩條截然相反的思想路線：一條是墨家所主張、法家所襲用、秦始皇所推行，為歷代專制帝王所崇奉的機械僵化的路線，主張下對上絕對服從，上下絕對一致，即《墨子·尚同上》所謂“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這是一條孤家寡人的統一路線，是靠高壓政策、愚民政策和思想專制來推行的。另一條是孔子所主張的有機辯證的路線，主張和睦相處但不盲從，相互理解、求同存異，在保持各自特點的基礎上實現團結協作，即《論語·子路 》中所載孔子關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著名論斷。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思想明顯地吸收了這一傳統文化的精華。毛澤東曾經形象地比喻說，一只手伸出來，四個指頭向一方，姆指向另一方，這樣握攏起來才有勁。深刻地揭示了在革命和建設中不同意見、不同觀點、不同黨派的人們共存共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長期的統戰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正是以“和而不同”的辯證思想、戰略眼光和宏偉氣度，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同思想觀點、政治面貌、階級屬性與自己顯著不同的黨派和政治力量結成同盟，共同奮斗,從而取得一個又一個階段性勝利的。相反，崇奉“孤家寡人”統一路線的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盡管使出了渾身解數，卻無法醫治其病入膏育的“同而不和”的痼疾，無法挽回其節節敗退、分崩離析、最后垮臺的厄運[3]。
文章發表后，很快引起了積極反響。著名學者、時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兼宣傳部長的北京大學教授金開誠先生（1932-2008年）對“和而不同”理念深表贊同，并且積極舉辦傳統文化講座，傳播這一理念。“和而不同”理念很快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研究的一個熱點。后來，金開誠先生經過反思，觀點有所變化，于1998年9月與舒年聯名發表了《試說“和”“同”互濟》一文[4]。文章秉持“批判地繼承”的態度，對“和而不同”思想本身提出了質疑，認為不應該“一概地反對“同”，而只應該反對那些君主專制的“同”、小人迎合的“同”，以及其他消極有害的“同”。對于積極有益的同，如“取得共識”“認同”等，則不應反對，而應提倡、順應。進而提出：“社會的安定與發展既需要積極的‘和’，也需要積極的‘同’，二者完全可以并存而且事實上也始終是并存的。”“人們應持的態度也只能是‘該和則和，該同則同’。”最有利于事物發展的也許是“有和有同，和同互濟。”文章為“和而不同”理念的研究注入了冷靜反思的“鎮靜劑”，引起了人們進一步的思考，有助于研究的理性和深入。而其對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來源（周幽王時史伯所論“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晏嬰通過剖析梁丘據的行徑為齊景公講解“和”、“同”之別等）的追溯和闡發則為“和而不同”理念的傳播和討論的深入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史料支撐。其觀點則直接引發了同為北京大學教授的張翼星先生（1933-）的爭鳴文章。
張翼星先生是中共黨員，與金開誠先生年齡相近。他針對金開誠先生等《試說“和”“同”互濟》一文關于“和”與“同”的辯難，于1998年10月發表了《我看“和”與“同”的區別》一文[5]，明確表示：對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兩句話包含的哲理，難以提出疑問。指出，“和”與“同”實質上是指的兩種不同的思想方法。其根本區別在于究竟怎樣看待事物的相同的一面、達到人們之間的一致：是承認包含特殊性、多樣性的“同”呢，還是只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同”？是通過差別、對立而達到一致呢，還是抹煞差別、對立而強求一致？前者是“和”，后者是“同”；前者表現事物的活力，后者表現事物的衰微；前者促進事物的發展，后者窒息事物的生機。在此基礎上，文章進一步推論：“和”與“同”，實質上不僅表現道德上“君子”與“小人”或政治上“忠臣”與“媚臣”的作風上的差別，而主要是思維方式、思維智力之間的差別。文章又聯系到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辯證法大師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所論述的兩種“同一”——“抽象的同一”（即“排斥一切差別的同一”）和“具體的同一”（“包含差別于自身內的同一”），認為：黑格爾的這種區分，與我國傳統思想中的“和”、“同”之別正相吻合。“辯證法思想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古今中外，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在辯證思維上自有許多相通之處”。并指出，主張“和”的思維方式，并不是否認事物有相同的方面，而是要像黑格爾所主張的那樣，看出“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即“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個性之中”。這是“和而不同”的客觀依據，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基本依據。理論闡述之后，文章又聯系現實，指出新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及當時所出現的各種“一刀切”、“一窩風”等現象和問題，除了種種社會歷史的原因以外，也與“同而不和”的思維方式有關系。所以還是多一點“和”，少一點“同”，盡力提倡“和而不同”為好。張翼星先生此文是“和而不同”思想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獻，它緊緊扭住了“和而不同”這一論辯主題，使之不發生轉移，并使討論進一步深入和拓展。其辯證哲學的視角和世界性的眼光對于“和而不同”這一飽含中國古代智慧的思想升華為國家智慧、推向世界有積極的推動意義。
黨內外學者由統戰理論探索而引發的討論，尤其是金開誠、張翼星兩位老教授的爭鳴，著力于對“和而不同”古理念的現實政治性及辯證哲學意蘊的發掘和弘揚，使這一產生于兩千多年之前的中國古老理念煥發出了現實政治的活力，逐漸進入國家視野，為其后“和而不同”國家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學術導引。
二、國家領導人在重大外事活動中對“和而不同”外交理念的探索和建樹
與黨內外學者對“和而不同”古理念進行政治性發掘和弘揚同時，我國領導人在世紀之交的重大外交活動中，也在奮力探索與新中國此前外交路線既有緊密承接關系、又有與時俱進新內容的新思路，并逐漸將其與“和而不同”理念聯系起來。
（一）江澤民在聯合國會議和美國的有關講話
2000年9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發表講話，強調指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間不能只有一種色彩一樣，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種文明、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發展模式、一種價值觀念。應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樣性。世界發展的活力恰恰在于這種多樣性的共存。”[6] 這段話中的比喻、描繪和論述，所彰顯的正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只是還沒有用這四個字概括出來。兩年之后，2002年10月24日，江澤民主席在美國的喬治·布什總統圖書館發表演講②，正式引用和闡發了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思想，指出：“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7] 這是我國國家元首首次在重要外事活動中明確提出和闡釋“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由此，“和而不同”由學理探索而迸發出來的政治智慧開始凝聚、升華為一種重要的國家理念。
（二）溫家寶、胡錦濤的相關演講
與江澤民在聯合國會議和美國的有關講話緊密相承，2003年12月7至1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美國的幾次演講中，也都明確提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8]。12月7至10日上午，溫家寶應邀在波士頓哈佛大學商學院發表演講。在這篇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中，他說意味深長地指出：“人類因無知或偏見引起的沖突，有時比因利益引起的沖突更可怕”。明確主張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尋找中美雙方的共同點，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認為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態，其合理內核往往是相同的，總能為人類所傳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類智慧的成果，對人類進步做出了貢獻，應該彼此尊重。在介紹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時，他稱“和而不同”是其中一個偉大思想，并重申了一年前江澤民主席的相關闡述，強調用“和而不同”的觀點觀察、處理問題，不僅有利于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國際社會化解矛盾[9]。
“和而不同”理念的核心是“和諧”及多樣性。2005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聯合國成立60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了“和諧世界”的理念[10]；2006年4月28日，胡錦濤主席在耶魯大學演講時又以音樂和色彩做比喻，強調了“文明的多樣性”，指出“一個音符無法表達出優美的旋律，一種顏色難以描繪出多彩的畫卷”，“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客觀現實，是當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重要動力”[10]。
（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相關思想理念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和國家領導集體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2015年9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在紐約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會時發表講話，明確表示“我們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我們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11] 2015年12月2日，習近平主席出席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式并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倡導“和而不同”的理念，主張擯棄“零和博弈”思維，創造一個包容互鑒、共同發展的未來[12]。而旨在與沿線國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一帶一路”偉大倡議，更是將中國“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推向了新的戰略高度，給沿線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注入了強大的活力。
三、幾點思考
（一）“和而不同”是一種凝聚了中華民族共同智慧的國家理念
“和而不同”是由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概括出來的名言，當時主要論述的是如何為人處世的道理，含有深刻的辯證哲理和人生智慧。在后世的學術傳承中，這一理念較為偏離政治領域，長期未能升華為國家層面的理念。進入現代以來，一些著名學者也對這一理念進行過一些發掘和探討。筆者在撰文的數年前，就是因拜讀老一輩國學大師、北京大學教授馮友蘭先生（1895-1990年）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接觸到其中關于“和而不同”論述的吉光片羽③，受到其啟發而關注這一理念的；同時又受到山東大學教授童書業先生（1908-1968年）的《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一書關于墨子“尚同”思想與法家專制主義思想淵源關系的相關論述④的啟發，開始關注對立面“同而不和”的典型例證，逐漸形成了關于中國傳統社會歷史大一統政體的歷史形態的觀點。1990年，在新一輪“文化研究熱”方興未艾之際，筆者曾與幾位同齡人醞釀合著《中國文化論綱》一書（該書于1992年由河南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筆者負責撰寫書中“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一章，其中含有“大一統政體與傳統官制”這樣一個專題，開始撰寫之前，筆者曾與徐儀明主編一起拜訪了我們聘請的首席顧問、河南大學著名宋史專家姚瀛艇先生（1923-2012年），交談中，我向姚老提出了中國的大一統政體有“樸素大一統”“機械大一統”和“有機大一統”三個歷史形態的觀點，并以“和而不同”理念作為“有機大一統”的核心理念進行了闡發，姚先對此大為贊賞，甚至當場鼓勵我以此為思路，單獨撰寫一本“中國文化導論”書籍。但我深知，作為一個剛剛畢業的碩士研究生，單獨著書立說，是不現實的。能夠跟著幾位師兄學長，參編一本書、做一些初步的研究就可以了。不過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從此也就再也沒有間斷。畢業工作后，我在工作單位水利部開封黃河水利學校加入了九三學社，并被選為九三學社開封市委統戰理論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每年在中共河南省委統戰部、河南省統戰理論學會指導下從事一些統戰理論研究工作，撰寫一些研究文章。在1994年河南省統戰理論學會發布的征文題目中，我發現了“統一戰線與中國傳統文化”一個專題，深感契合，就很快撰寫了一篇題為《統戰精神的歷史文化淵源》的文章應征，文章將包括“和而不同”理念的四個優秀傳統理念納入我所認為的“統戰精神的歷史文化淵源”之中，作了一些初步闡發，由此開始了對“和而不同”理念的發掘（該文后來成為“河南省統戰理論1994年度入選論文”，1995年2月被中共河南省委統戰部機關刊物《中州統戰》刊載，發表時，編輯部根據當時形勢的特點將題目修改為《試析愛國統一戰線的歷史文化淵源》）。這是一種對“和而不同”理念進行現實政治性發掘的初步嘗試。后包括金開誠、張翼星在內的多位老一輩學者又對“和而不同”理念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使研究層次不斷提高、理論發掘不斷深入，逐漸進入國家視野。而世紀之交以來我國主要領導人在重大外事活動中對外交新理念的不懈探索和最終選用“和而不同”來表述，則使其最終上升為一種足以代表當代中華民族智慧的國家理念。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凝聚共同智慧，熔鑄國家理念”的過程，時間跨度很大，其間出生于不同年代、隸屬于不同黨派、有著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們為此而展開的種種“精神接力”，則體現了“久久為功”的時代精神。
（二）“和而不同”國家理念在外交領域產生了重大積極影響
正如楊中旭所說：“和而不同”外交理念的樹立開創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新紀元。世紀之交以來，中國開始用這一新的理念來指導國家和平發展大計、處理具體國際事務，展示出既堅持自己的原則和利益，但也愿意接受國際普遍的規則并尊重各方的利益，在“和而不同”的框架下形成互利共贏格局的大國風度[10]。
雖然“在單極結構下超級大國單邊主義傾向”日益發展，美國作為冷戰結束后唯一的超級大國霸權傾向十分明顯，時時構成對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重大外部威脅，但是秉持“和而不同”的戰略理念，中國外交始終堅定不移而充滿自信地沿著自己的道路穩步向前邁進，沖破各種阻力，在周邊外交、多邊外交、大國外交、公共外交、經濟外交和地區及全球安全與合作等各個領域都不斷取得進展[13][14]，“中國方案”“中國倡議”不斷得到各有關方面的積極回應，匯入國際關系發展的主流，也給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增添了巨大的“正能量”。各種圍堵中國、遏制中國、孤立中國的圖謀紛告破產，其始作俑者，或“門前冷落車馬稀”、信譽掃地，或黯然神傷、改弦易轍。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的國際戰略信譽則不斷提高，而且越來越富有國際親和力、“朋友圈”越來越大。可以說，“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實際上已經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給新型國際關系的建立和全球經濟社會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
雖然受到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軍事同盟等因素的制約和超級大國的壓力，外國政治人士對“和而不同”理念理論上的公開認同來得較遲，但是在2010年之后，這種局面也悄然發生了改變，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也開始沖破藩籬，明確認可和贊同由中國提出的“和而不同”理念：2012年7月11日，時任韓國慶尚北道安東市市長權寧世在接受我國人民網記者訪問時明確表示，要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促進中韓交流[15]。2015年9月22日，韓國全羅北道知事宋河珍在接受我國人民網記者訪問時，則進一步明確表示，要打造“和而不同”的全羅北道。認為“‘和而不同’的意思是承認各自不同，但是整體協調，所以很難有什么問題發生”，坦言：“人生在世，所追求的價值大抵是相似的，一個平平安安、不愁溫飽、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我認為這個地方是存在的。我夢想著這樣的地方，在‘和而不同’中找到了真正的意義。“和而不同”出自中國著名思想家孔子撰寫的《論語》，我非常喜歡這四個字，可以說‘和而不同’的精神不僅為世界和平做出了貢獻，也是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思想。”他還親自撰寫《和而不同》一書，希望他們整個韓國都能夠成為“和而不同”之邦：“希望在我們的國家，無論走到哪都能帶著平和的心態、溫暖的眼神……”[16]
（三）“和而不同”新理念已經并將繼續對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積極有益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和而不同”理念在外交領域發生巨大作用的同時乃至更早，在解決國內問題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發揮重要作用，并且兩種作用是相互交織的。
1．在政治領域的積極有益影響。有人認為，新中國的根本、基本、重要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都體現了“和而不同”的特點。“和而不同”這一社會關系發展的重要規律、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也必將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道路提供強大的文化底蘊[17]。我國在解決港、澳、臺問題時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也充滿了“和而不同”的精神：香港回歸十周年之際，我國《南方都市報》推出了長達128版的香港回歸10周年特刊，總標題就是“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十年”[18]。
2．在經濟領域的積極有益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變化過程很明顯地體現出由“同而不和”向“和而不同”轉變的狀態，如，通過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所有制形式由單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的轉變、發展方式由全國千篇劃一“趨同化”、“同質化”發展向各地因地制宜、“差異化發展”的轉變等等，顯然都是由“同而不和”向“和而不同”的轉變。這種轉變使中國經濟釋放出極大的活力、所帶來的效益是極為驚人的，被國內外著名學者稱為“中國奇跡”。
3．在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積極有益影響。正如當年江澤民主席在美國所說“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對于我們今天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乃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五個文明”都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而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所倡導的“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當年溫家寶總理在美國闡釋“和而不同”理念所說的“人類因無知或偏見引起的沖突，有時比因利益引起的沖突更可怕”，也啟示我們在改革和發展中不僅要關注利益調整問題，也要關注宣傳和普及與改革措施相關的基本知識和常識，消除無知和偏見；建立良好的對話交流機制，充分征詢民意、匯集民智、形成共識等問題 。
此外，從個人與社會關系而言，“和而不同”也有助于廣大社會成員增強個性心理修養，養成開放、包容和自信的人格特質，讓社會擁有更多的、更高水平的、值得期待的和睦與和諧[19]。
致敬：謹以此文致敬前輩學者、九三學社已故著名領導人、社會活動家金開誠先生
作者簡介：張振元（1953-），河南開封人，退休教授，九三學社河南省委理論研究工作委員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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