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邵鴻說，2002年2月，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下發了《關于全面推進校務公開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此為標志，校務公開工作在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廣泛展開。高等院校普遍按照國家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門的部署和要求，成立工作機構，制訂實施措施，實行校務公開。多數高校初步形成了有關信息公開的機制和規范，增進了教職員工和社會對學校情況的了解，進一步推進了學校的改革和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邁出了可喜的步伐。應該說，全面推進校務公開，是新世紀以來我國教育戰線的一項重要的改革成就。
邵鴻認為，作為一項新生事物，高校的校務公開工作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與形勢的發展，黨和國家的要求以及廣大教職工和社會的期望還有一定差距。首先，一些高校還存在著認識不足、措施不到位的情況。有些高校領導并沒有真正認識校務公開的重要意義，雖然能夠按照有關文件要求成立領導小組并制訂相應文件，但并沒有真正按照意見要求，將應公開的校務信息特別是教職工群眾和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充分公開，更沒有努力建立相應的保障機制和監督檢查制度。有的高校領導，將校務公開看成是對個人和學校領導權力的制約和束縛，或是害怕校務公開會影響學校穩定，不愿甚至害怕將有關重要信息公開，將校務公開完全變成虛應故事的表面文章。其次，意見和有關文件本身還存在著缺陷。一是缺乏具體的實施條例與之配套。意見屬于原則要求，不夠具體，學校實施起來有很大的彈性空間。比如，高校教職工最為關切的學校財務和行政成本狀況，哪些應該公開，如何公開？意見中并沒有提及，而只說到經費預決算需要公開，而經費預決算有簡單和詳盡之別，報告方式也有書面和口頭之分。有些學校在教代會上報告預決算和財政狀況就是幾個簡單的數字，甚至僅是口頭報告，連書面材料都不向代表提供，很難說明問題。即使像近年來社會和高校教職工高度關注的新校區建設巨額負債問題，又有多少相關學校向本校教職代會做過詳細報告和情況說明？又比如，意見要求充分發揮工會、教代會在校務公開中的作用，規定“監督部門要本著對黨負責，對教職工負責的態度，深入了解教職工對校務公開的呼聲和要求，對校務公開工作實行有效監督，確保校務公開的真實性和實效性”，但“發揮作用”和“有效監督”應該如何具體確立和實施？二是一些重要內容缺失。最突出的是，意見雖然提到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應作為校務公開的重要內容，但在敘述內容時則只提到若干涉及教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而未提及任何社會關心的具體問題。意見不僅對開展校務公開不力如何處理，教職工和民眾是否有權索取、查詢校務信息這樣一些重要方面沒有涉及，甚至如招生工作、收費項目和標準確定和基本建設都未置一詞。作為一個原則性文件，缺乏實施細則相配合，又有較多缺漏，勢必影響文件的貫徹執行。盡管在意見下發后教育部和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在有關會議和文件上對意見有所完善和細化，但一直沒有出臺一個較為詳盡和完善的文件取代意見。這是制約高校校務公開工作深入切實地開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說留下了應付的空間。第三，監督檢查不夠有力，效果有待提升。雖然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還存在著重形式、輕實效，要求不夠嚴格，工作不夠深入，制度建設推動不夠充分等現象，效果似乎難以令人滿意。2005年初教育部公布的數據說：90%以上的師生對本校校務公開工作感到滿意，這個估計可能過于樂觀了。筆者在調查中，不少高校的教師和學生都有類似的反映：不能說學校的校務沒有公開，但不少最實質的東西其實還是不知道，“表面公開，實質不公開”；在作為校務公開工作“主要載體”的教代會上，公開信息不足，討論難以開展，表決走過場的現象也并不罕見，師生員工對此常常不免有無可奈何、無能為力之感。另外較明顯的一個現象是，在不同地區、不同學校、不同事項和不同范圍內，工作的開展是不平衡的。不同地區和學校較易理解，不同事項的不平衡，如招生和收費事務，因為近年來國家和社會的高度關注并采取了較為有力的措施加以改進，公開透明的程度就較高，而有些事項如重大決策經過、財務狀況、行政成本和人員收入等信息則公開程度較低；不同范圍的不平衡，主要是指相對校內而言，高校對社會的校務公開工作差距更為顯著。上述問題的存在，有些是因為校務公開工作開始時間不長，缺乏經驗，尚需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和解決；有些問題則不單單是這項工作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國高校體制上深層問題的反映。但無論如何，認真總結高校推進校務公開工作的成績和不足，進一步提高認識，完善制度，加強推進，都是當前高校管理改革的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高校是現代社會中的文明創造和傳播中心，高校的校務公開工作理應走在全國的前列。近年來，社會對高校事務的關注和批評逐漸增多，互聯網不斷擴展使信息傳遞擴散更加迅速和易于誘導，高校師生員工對校務知情權和參與學校事務管理及決策的訴求日益提高，這些都對高校管理和校務公開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特別是，中共十七大前所未有地強調了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也即將在今年5月1日正式實施，更對高校進一步推進校務公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里尤其要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不僅較為詳盡地規定了各級政府信息公開的原則、范圍、方式、程序（包括社會對政府信息的獲取）、監督和保障，而且明確規定了教育、醫療衛生及公共企事業單位要參照該條例實行，具體辦法由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或者機構制定。這樣，高校進一步推進校務公開就不僅有了權威的和較為完善的法規依據，而且也是法定的義務與任務。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已經有一些部門和單位在信息公開方面作出了重要承諾，如國資委主任李榮融不久前公開宣布：為了實現更好的監管，杜絕貪污腐敗，所有國有企業要在3年內向社會公布賬本，高校理應比它們做得更好。
邵鴻提出三點建議。第一，將校務公開工作作為今年和今后一個時期工作的重點（教育部公布的2008年工作要點中沒有提及）和高校改革的重要抓手，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召開專門會議，認真總結6年來全國高校推進校務公開工作的經驗和不足，并對這一工作進行周密部署和強力推動，切實加強督促檢查，使全國高校推進校務公開工作邁上一個新的臺階。第二，盡快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制定包括高校在內的學校信息公開條例和實施細則，編制較為詳盡的校務公開目錄，建立行之有效的信息發布和督查機制，使對校務公開工作的要求更加全面、細致、完善，真正實現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而為高校全面推進校務公開提供根本保障和強大的推力。在適當的時候還要相應修改高等教育法和高校工會、教代會的有關條例，使有關法律、法規更加完善。第三，以全面推進校務公開為契機，進一步深化高校管理體制改革，著重于高校權力結構的調整，在堅持黨委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加大高校工會、教代會、學術委員會和學生會等組織在參與和決定學校事務方面的權責，從體制上真正確立高校師生員工的主體性地位，使之與全面推進校務公開相互促進，相互保障，最終建立適應新形勢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和高等教育發展新要求的高校管理體制和機制，使中國高校真正成為文明創造和傳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