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鴻：人生三部曲
來源：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時間：2008-05-05
【邵鴻， 1957年11月生，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南昌大學副校長，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和中國軍事歷史研究 ，并致力于江西經濟史和旅游業的研究，承擔和參加了多項課題研究。出版專著和合著 6 部，在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 50 余篇，獲江西省優秀社科成果一等獎。】
題記：學者、校長、副主席。他以嚴謹務實的求索心和使命感，精心打造著人生舞臺上的每一個角色，成就著事業和人生。
（一）
人說做領導的，最難得的是品質平易。與邵鴻接觸，對“平易”二字會有更深切的理解。他中等個，平頭，樸實無華，毫無驕矜。
2005年5月，新任九三學社江西省委主委的邵鴻，帶領著主委會一班人，開始了上任伊始的第一課---下基層。
那時，作為南昌大學副校長、江西中德聯合研究院院長及歷史學教授的邵鴻，正在為繁雜的教學研究與行政工作奔忙。對于一個以治學為人生奮斗目標和最大樂趣的史學工作者，正值在史學研究領域獨上高樓的大好時機，沒有什么比中途放棄更加令人矛盾的了。
然而，在“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的選擇中，這個出生在軍人家庭，從小在優良傳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莘莘學子，毅然選擇了服從。
工作頭緒多，從何入手？面對民主黨派這個全新的工作領域，邵鴻做主委和做學問的感覺是一樣的。
歷史學訓練告訴他，了解歷史和社會問題最基本的途徑，就是通過文本和田野調查等方法進行深入調研，最廣泛地占有相關資料，由此才可能找出事物的相互關系和規律，得出正確認識。于是，工作突破口確定了：深入基層，廣泛調研。
九三學社在江西9個地級市設有市級組織，一年中，邵鴻在繁忙的行政工作間隙，跑遍了南昌、九江、景德鎮、鷹潭、吉安、贛州、新余、宜春、撫州九個市委，外加萍鄉市省直支社和余江、浮梁兩個縣級支社，以及省直的若干基層委員會和支社。其他幾位主委也隨他或分別到自己聯系的市委開展調研。每到一地，首先召開全體市委委員和基層組織代表座談會，重點了解各市級組織的基本情況、工作實績和經驗、社員思想動態、存在的問題和今后的打算等。邵鴻利用這一機會傳達宣講中共十六大報告和九三學社中央會議、文件精神，報告省委的工作和打算，征求對省委的意見和建議。其次，和市委領導和部分委員進行個別談話，深入了解和考察班子情況，再有選擇地深入到一些基層單位考察，解剖麻雀，取得第一手印象和信息。同時，與中共市委和統戰部領導交換意見，商討如何推進九三學社工作。
9個市委跑下來以后， 對下級組織的實際工作狀況、人員狀況、思想狀況和存在的問題，邵鴻才感到心中有數了。
解決好地方組織各項建設問題的關鍵，是選好帶頭人。因此，他每到一地，特別注意考察現任和后備干部，為今后的班子搭建早做準備。
增強九三學社組織凝聚力的關鍵，是要切實有效地解決影響社員工作積極性和思想情緒的主要困難和問題。想社員所想，急社員所急，邵鴻千方百計為基層社員解決實際問題。
景德鎮市原輕工部所屬陶瓷研究所，下放該市，并入景德鎮陶瓷學院。但由于種種原因，幾年來一直未能與該所實質性并入，使該所的發展受到很大影響。該所九三學社成員較多，到該支社調研的邵鴻得悉這一情況，立即將此情況反映給有關領導，對促成問題的解決起到了積極作用。江西省政府采取措施，將在該市分屬國家、省、市的三個陶瓷研究院所及陶院進行資源整合，并成功申報了國家工程中心，創建一流陶瓷教育、科研體系，該所上下及社員對此都較滿意。
調研中邵鴻發現，許多在地市的社員科研工作頗有成就，但在申請各種課題、評獎、專項資金和進行成果轉化方面困難很大。邵鴻及便與對口的江西省科技廳協商，對經過九三學社江西省委審查推薦的項目給予傾斜和支持。通過九三學社江西省委的幫助，一些社員得到了有關部門的支持，如鷹潭市委副主委、鷹潭市農科所所長周水鳳獲得國家農業科技示范專項資金100萬元，鷹潭稅務局姚孝明的網絡安全技術獲得江西省科技廳專項資金9萬元。九三學社江西省委還積極幫助全國著名苧麻專家賴占均申報工程院院士。
調研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浮梁縣原政協副主席陳齊達，鞠躬盡瘁的無私奉獻精神，深深感動著邵鴻。他把宣傳、介紹這些默默奉獻的同志，作為自己的責任；把扶持、選拔優秀的九三學社社員作為思想政治工作著力點；把發現典型、推廣先進作為重要內容。
社員們有心里話愿意和他講，而他也成了社員真正的朋友，在做好社員政治安排，促成實體審批，爭取經費支持，改善工作條件，乃至社員子女上學和就業等許多問題上，邵鴻或直接與當地中共黨委和政府溝通，或在北京、省內為之牽線搭橋，盡力幫忙解決。
情之真，言之切，深深感動著周圍同志和社員們。一年來，機關干部作風轉變了，局面和諧了，積極性充分調動了，工作更有生氣了……
實實在在的關心和幫助，比任何教育手段都有效。
其實，平易就像一面鏡子，往往能照出領導者的抱負和胸懷。
（二）
1975年，剛滿18歲的邵鴻中學畢業后下放到了農村，厚道質樸的農民，熏陶了他與百姓甘苦共命運的內斂和平易。1977年，邵鴻考入江西師范學院歷史系。大學畢業，他又考入了中山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1991年，他在天津南開大學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完成了他的“三級跳”求學生涯。畢業后，邵鴻回到江西，選擇了安靜的大學校園,面壁苦讀，埋頭于自己的精神樂土，堅守著一方清靜的學術陣地。
10多年來，邵鴻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經濟史、社會史、軍事史和江西地方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成果豐碩。他在中國古代經濟史和社會史研究方面，出版了專著2本，其中《商品經濟與戰國社會變遷》一書獲江西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在國家和省級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其中有9篇被人大復印資料收入，1篇為《新華文摘》摘介，在中國軍事史方面，曾接替著名歷史學家谷霽光先生主持國家教委重點社科項目《中國兵制史》的研究和編寫，獨立承擔國家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課題《兵陰陽家研究》，并參加了國家哲學社科基金項目《中國軍事史》的研究工作，與他人合著《東漢軍事史》、《六韜通解》、《六韜校注》、《孫臏兵法通解》等書，并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了若干論文。
博學厚悟，嚴謹扎實。邵鴻追求的是科學實證方法，同時力求學習借鑒西方社會科學的先進研究手段。為了研究江西樂安縣的古老山村——流坑村，他和課題組的其他成員，長期深入這個古村進行調查，并閱讀了大量正史、文集、方志、族譜、契約文書等史料，共同寫成《千古一村——流坑歷史文化的調查》一書，為中國學術界奉獻了一部有特色、有個性、頗具典型意義的村史。書中成功地通過流坑村的千年興衰榮枯，折射出中國社會千年來的嬗變，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在中國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多年來，他發表了多篇論述江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等的文章，引起海內外學術界關注，并多次應邀到國外合港臺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和做訪問學者。
（三）
正當邵鴻在史學研究的路上躊躇滿志，準備在茫茫史海中有所作為的時候，1999年12月，組織上安排他為南昌大學副校長，分管學校校辦產業、后勤和基建等項工作。
邵鴻選擇了服從。當個人的價值取向與組織的需要不盡一致時，服從，總是他唯一的選擇。
然而他為這種選擇所付出的代價，也許是旁人難以理解的。
上任伊始，校辦企業的現狀就了給他一個“下馬威”：有兩個企業停產，發不出工資，工人生活困難，情緒相當對立，上訪頻頻。
邵鴻一頭扎進了基層。了解情況，送去溫暖，以他的真誠緩解矛盾，穩定了局勢。他又積極尋求幫助企業走出困境的途徑。在校黨委的大力支持下，他幫助困難企業抓住高校擴招的良機，退城進郊，建設學生宿舍樓，組織物業管理公司，參與學校后勤管理，既為學校解決了擴招后面臨的困難，拓寬經營領域，又使企業走出了困境。
后勤工作紛繁復雜。他面臨著改革帶來的各種利害關系的沖突，大膽探索，穩步進行，一方面積極引進境內外企業進入校園競爭經營，推進后勤服務的社會化；一方面切實幫助后勤集團實行改革，拓寬經營領域，提高競爭能力和服務水平，使經濟效益逐年增長。
2002年底，為了適應高校擴招的需求，南昌大學征地3600畝，開始新校區建設，邵鴻擔任新校區建設指揮部總指揮。整個基建工程任務重，時間緊，整個工程規劃建設面積100萬平方米，投資15億元，特別是一期建設，從破土動工到6300名新生入學僅僅只有不到8個月的時間。然而，2003年10月，南昌大學新校區迎來了第一批新同學。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個衣著簡樸的中年人引人側目。他的臉曬得黑黝黝的，雙手粗糙，神態疲憊，看上去像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作人員很自然地把他當成了送孩子來省城念書的農村學生家長。
誰能想到他居然是指揮建設新校區的副校長！8個月來，作為新校區建設總指揮的邵鴻，從立項論證和征地，到制訂規劃，進行項目設計，再到貸款籌資、組織施工和管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經常深入工地，和基建干部同甘共苦，現場處理問題，施工最緊張時曾連續在工地上住宿兩周之久。當師生們放情于在山光水色的新校區時，邵鴻又在為老校區的改造，為全校教職工的基建、水電、飲食、車輛、住宿、維修、醫院、幼兒園、行政服務、環衛等等緊張奔忙。特別是這一年正逢“非典”，作為學校防御非典的主要責任人，他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邵鴻把自己的一腔真情，融入到基建后勤，這個工作繁雜而又極易產生矛盾的崗位上。他以謙虛坦誠、公正不阿，廉潔自律的風尚，贏得了大家的擁戴，樹立了真正威信。2002年，他負責的高校教師住宅小區竣工，他在小區內集資了一套三室兩廳兩衛帶儲藏室的住房。但此時有一位老教授住房條件較差希望改善，負責分房的邵鴻毫不猶豫地將該房讓出，轉分了一套較小的舊房。
老教授被感動了。周圍的同志們也被深深地感動了！“公生明，廉生威”，他的真誠坦蕩和公正無私，在群眾心中樹起了一座豐碑。因此，邵鴻的工作深得廣大群眾支持，他圓滿處理了許多積淀已久的矛盾和問題，出色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
2000年，邵鴻還兼任了江西中德聯合研究院的院長。他到任后，提出了“一個深化，四個加強”（即深化改革，加強學科規劃和建設，加強行政和科研管理，加強科技成果轉化和開發，加強與南昌大學的聯系）的治院方針，他與中、外副院長一起積極推行教學、科研和行政管理改革，推動該院的學術研究快速發展。幾年來，聯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科技人員奮發向上，人才外流的現象得到改變，在院培養的博、碩士研究生也從原先的不足10人發展到30多人，成為聯院科研的生力軍。先后獲得江西省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和重點學科，獲得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1項，國家計委農業科技示范項目1項，并取得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為南昌大學的“211工程”建設作出了貢獻。2002年6月，聯院順利通過德國政府組織的專家檢查，并被譽為中德合作的典范。
（四）
倘佯歷史研究的長河，他潛心立德、立功、立言；聚焦社會生活，他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關注著現實。
他結合本職工作和所從事的研究，開展專題調研、撰寫調研報告，尤其是就旅游業、高等教育和高科技產業發展等問題，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從1997年，他每年給江西省政府撰寫一份調研報告，其中《國際互聯網與江西旅游業》和《關于把廬山作為未來海峽兩岸談判地點，以促進廬山和江西旅游業發展的建議》受到江西省政府領導的重視；2000年，他的《關于如何打好大井岡山牌，發展吉安地區旅游業的一些思考和建議》; 2002年，他的《關于盡早建設江西省教育與科研計算機網中高速骨干網的建議》;2003年,他的《高度重視當前世界照明技術革命帶給我省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機遇》;分別獲得江西省政協優秀提案獎。全國政協會上，他提出7件提案；2004年又提出4件提案，并在聯組會上做了《關于欠發達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若干問題和建議》。
都說中國農民是上帝“不幸的兒子”，“三農”問題是一直牽動著共和國領導和普通百姓們的心。目前農村落后的教育狀況，讓邵鴻，這個年輕時在農村度過艱辛歲月、對農民兄弟充滿了深厚的感情的大學副校長，陷入長時期的思考。
邵鴻認為，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教育總體上是落后的———無論是辦學條件還是教育體制。他認為辦學條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同時現在農村教育內容沒有切合農村實際，職業教育嚴重滯后。學生們在校學習的東西主要圍繞考試轉，以離開農村為根本目標。若考不上大學回到家后，所學知識很少能直接用于謀生以及今后發展。而考上大學的又不愿意回農村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中國農村教育實際上是一種面向城市的教育，根本不適應農村的現實需要。所以，在大量農村優秀青年通過高考等途徑離開鄉土的同時，鄉村中無論是科技種田、畜牧獸醫、醫療衛生，還是鄉村教育、社區管理、聯通上下等等，無不人才缺乏。如果不建立一種培養和留住農村人才的教育和社會機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解決“三農”問題將是不可能的。由此，他提出建議：教育投入不能只靠縣級財政，而要靠省級乃至國家；農村地區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使多數學生能學得一技之長，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學以致“富”;農村更要創造一種能夠留住和吸引人才創業的環境，使建設新農村、解決“三農”問題具有內在動力和機制、……
邵鴻的發言引起強烈反響，到會的中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給予了充分肯定。
2005年歲末，九三學社十一屆四中全會選舉大會熱烈而隆重舉行。當主持人宣布邵鴻當選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時，全場響起長時間熱烈掌聲。
“我自己深知無論是入社時間，還是學識和能力都很有限。九三學社人才濟濟，各方面比我優秀的同志很多很多。此刻，我的心情只能用忐忑兩個字概括。職務是做事情的崗位，既然九三學社中央要我到這個崗位上來，我就要盡心盡力、謙虛謹慎、開拓創新、不負期望。為九三學社的發展，為民主與科學事業、為中國的繁榮富強做出自己的貢獻。”他的謙虛和平易打動了與會的委員們。
在2007年底召開的九三學社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其隨后舉行的九三學社十二屆一中全會上，邵鴻再次當選為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
學者、校長、副主席。邵鴻精心打造著人生舞臺上的每一個角色。面對歷史，他孜孜以求“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的酣暢；面對社會，他用永不停歇的奮斗，實踐生命與責任的契合，以嚴謹務實的求索心和使命感，成就著事業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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