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感動我的九三人——薛愚
來源：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時間：2015-08-24“環境是艱難的,道路漫長而曲折。但是我為中國藥學事業奮斗的決心是抑制不了的。至于我個人，則像疾風下的勁草，雖然風雨不停地襲來，但依然生活在人間。”
——薛愚
薛愚（1894—1988），字慕回，湖北襄陽人，我國著名藥學家、藥學教育家、中國藥學和藥學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國家一級教授、北醫藥學院的奠基人、終身名譽院長，九三學社北京市分社（現稱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員會）創始人、第一任主任理事。發表學術文章50余篇，藥學教育文章40余篇，出版藥學、藥學史類專著數部，包括我國第一部藥學專業教科書《實用有機藥物化學》、第一部化學實驗教程《普通化學定性分析實驗教程》、第一部醫用有機化學教科書《醫用有機化學》。參與編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他提出的“三•三制”辦學觀點對藥學教育界影響殊深，對藥學發展也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
名家來自牧牛童
薛愚出身貧寒，當過童工、割過草、放過牛、喂過豬、拾過柴、討過飯。一次，薛愚同姐姐一起在地主家乞討時，被地主管家故意放出惡犬咬傷，由此對舊社會的種種不公深感不平，當他有機會進入教會學校半工半讀時，便牢牢地抓住了讀書這棵能夠改變自己命運的稻草。薛愚一路苦讀，獲資助進入齊魯大學學習化學專業，后赴法國攻讀藥學博士，回國后的幾十載教學與研究并重，桃李芬芳，著作等身，完成了從牧童到教授的蛻變。
茍利國家生死以
薛愚既是出色的學者，也是活躍的愛國民主人士。
舌戰教育部
薛愚自1938年始，任南京國立藥學專科學校（現中國藥科大學）校長。而由于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故，藥專由南京遷至重慶。1945抗戰勝利后，薛愚要辦的第一件要務，就是藥專復員南京。然國府一貫輕視藥學，故復員事宜受到多番阻撓。
1945年秋，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開會議，討論藥專遷回南京事宜——名為“藥專復員討論會”，實則“藥專裁撤討論會”，薛愚上演了“過關斬將”、“舌戰群儒”的好戲。
會上，幾位教育部高層輪番“大放厥詞”，稱“國立藥專不必復員，這種數藥片、拿藥水、洗藥瓶的工作，護士都可干得了，藥專可以取消。”
薛愚對此當即進行了激烈反駁。他以發展的眼光，對時局進行了準確的判斷，一針見血地指出：藥學事業發展滯后將直接導致戰爭失利、國家受制的惡果，其政治遠見令在場的國府官員都汗顏。
見“正面進攻”拿不下薛愚，他們又提出：藥專可以重開，但不必恢復從前之規模，也不必遷回南京，以留在盛產藥材的巴蜀為宜。
教育部的想法是：只將藥專作為研究機構而非教育機構，則藥學研究遲早也會“青黃不接”而漸漸自行退出歷史舞臺，教育部也就不用再與薛愚爭辯了。
薛愚立即回應道，“今天的藥學早已沖破了中藥的范圍，已經包括聲、光、電、化各個方面，就以我們藥專為例，所開設的課程就有34種之多，教授、副教授、講師等就有20多人，助教還不在內——要有前進的眼光、發展的觀點。”
薛愚對這些“居心叵測”的提議一一擊破，向在場的官員略論藥學發展，結論也是十分明確的：藥學是科學的一個門類，絕對有進行教育教學的必要。
薛愚的“鐵嘴鋼牙”令教育部十分“頭疼”，最終只得將裁撤藥專一事掛起。薛愚趁熱打鐵，輾轉找到曾經的老師，教育部的朱經農秘書長，歷陳藥專復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幾日后，藥專終于正式接到了“國立藥專復員南京”的指示。
薛愚對自然科學和教育事業做出的不懈努力，為新中國保住了一所重要的藥學教育院校，為我國藥學教育事業保存了火種。
營救地下黨
除了對科學的追求，薛愚在爭取民主與公義的斗爭中也貢獻了巨大力量。
薛愚故交、中共地下黨員馬適安于1932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拘捕，關押在陸軍監獄數年，薛愚獲悉后立即決定營救。
無奈薛愚只是一介學者，并無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和辦法。是時，國民黨高級將領馮玉祥將軍下榻南京舊部韓復榘處，薛愚想起同為教育界人士的王子元曾是馮玉祥舊部，便立即聯絡。王子元久仰薛愚大名，故熱心相助。二人向馮玉祥面陳馬適安的愛國事跡和窘迫處境，馮玉祥大受感動，親自致信陸軍監獄放人。
但馮將軍的親筆信竟未奏效，薛愚遂硬著頭皮二請馮將軍。馮再致信監獄，措辭亦更強硬，陸軍監獄不堪壓力，遂釋放馬適安。
在政治立場上，薛愚是不支持國民黨的，他與馮將軍也無交往，但薛愚發動了身邊的諸多社會力量，最終借國府高官之力成功營救馬適安，為追求民主和公義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和智慧。
不曾吹落北風中
解放前開始，薛愚即積極參與九三學社的活動和組織建設工作，1949年，薛愚參與起草了《九三學社概要》，并代表九三學社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受到了毛主席的親切接見。
作為九三學社中央理事，薛愚受許德珩委托，于1950年前后為九三學社中央購置了頒賞胡同的辦公地址，結束了九三學社長期以來“居無定所”的窘境。
1951年，九三學社北京市分社在薛愚的不懈努力下成立，薛愚連任四屆主任理事，為北京市分社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更幫助北京大學醫學院社員隊伍發展壯大。在薛愚打下的堅實基礎之下，北醫半個世紀來向全國和北京市人大、政協、九三學社中央和北京市委輸送了方亮、葉恭紹、王序、韓啟德、馬大龍、屠鵬飛等骨干力量。
然1957年反右擴大化中，薛愚因在學界的巨大影響力和對衛生部的一些批評而成為統戰部“欽點”的大右派。此后，薛愚既無法繼續講課，論文專著也多不能出版，更經歷種種不公正待遇，但他卻淡然地說，“環境是艱難的,道路漫長而曲折。但是我為中國藥學事業奮斗的決心是抑制不了的。至于我個人，則像疾風下的勁草，雖然風雨不停地襲來，但依然生活在人間”。羅曼羅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以此看來，薛愚確是一位英雄了。
除了對待生活的英雄主義，薛愚還頗具俠義精神。
1983年，薛愚次子薛鐘靈在丹麥偶遇沈陽藥學院的畢業生，談及薛愚1957年在全國藥學院、藥房進行考察時，發現沈陽藥學院重醫輕藥現象嚴重，便替藥學畢業生說了幾句話。誰知隨后沈陽藥學院便發生了畢業生不服從分配的事情，薛愚成了“罪魁禍首”被全國通報。但他的仗義執言也著實改變了那一屆學生的命運，學生們無不感激薛愚，直言“老先生為我們、為藥學界受了大苦”。
但薛愚自己卻認為這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凡人做了一點善事”而已。實際上，薛愚在整個反右斗爭中沒有連累一位學者，對所有“罪名”大包大攬，為北醫諸多年輕學者撐起了一片天空。
何用堂前更種花
薛愚一生如疾風勁草，從未失去過對生活的希望和對藥學教育事業的熱情，他將對子女繼續為祖國和人民做貢獻的要求寫進遺囑中，臨終前仍然在病床上筆耕，為祖國藥學教育事業建言獻策。他只恨自己老得太快、身體太差，恨生活沒有給他更多的時光為藥學事業再多做一些貢獻。
我未有幸見過薛愚，更無緣聽他講授一堂課。如果以授課課時數來評價教師的貢獻，那么薛愚可能并不算出眾，但如果以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來說，新中國所有藥學專業的學生恐怕都要尊稱薛愚一聲“先生”。故我亦將薛愚引為人生中重要的導師，這不僅是因為我在他構思并參與建立的藥學教育體系中學習、讀著以他的著作為藍本編寫的教科書畢業，更因為他對真理的不懈追求，他的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皆我輩學習之楷模。
“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薛愚百折不撓的品格和不懈追求民主科學的崇高精神，永遠感動和激勵著廣大藥學工作者和九三人。（孔瑤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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