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公逝世我很悲痛。我既是金公的學生，也是金公的下屬。1982年，我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金公當時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因“文史不分家”，所以我多次聆聽過金公講課。后來，我忝列《文史知識》編委，金公當時已任《文史知識》編委多年，這又為我增加了向金公請教的機會。2003年，我調入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主持工作，金公當時是九三學社中央專職副主席，正好分管研究室工作，我更利用朝夕相處之便，經常傾訴內心感受，聆聽金公教誨。
尤其是2003年，50歲的我在北京大學學習和工作已20多年，任歷史系教授也近10年，突然奉調“從政”，一切要從頭開始，不免有些誠惶誠恐。為了更快“洗盡書生氣味酸”和由“應然性”思維轉變為“實然性”思維，為了避免“百無一用是書生”和“坐而論道易，起而行道難，書呆子從政，誤事又誤身”之議，我“近水樓臺先得月”，自然首當其沖地時刻請教在北京大學學習和工作已50多年、任中文系教授已20年、成功“從政”已10年的金公。金公對我真是百般關照，厚愛有加，推心置腹，耐心教誨，使我順利度過了“書生從政”的艱難起步期。金公和我的關系也更加密切。此后，向金公請教、聽金公教誨便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部分。
《后漢書•廣陵思王荊傳》載：“精誠所加，金石為開”。縱觀金公一生的為人、從政、治學、做事，確實堪稱始終真心誠意，無數次巧妙化解了堅如金石的難題，是我終身學習的榜樣。
一、金公為人寬宏大量，光明磊落
金公本人德才兼備，也教育學生德智雙修，但言談舉止中似乎更偏重于“德”。金公說這與母親對他為人處事的長期教育密切相關：“她第一次給我講書時，著重講了‘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在我上小學、中學以后，她又多次給我說過‘惟賢惟德，可以服人’二句真是至理名言。她說，人只要有才便必然遭到嫉妒，有才無德更不能為人所容了。只有德是始終受人敬愛的，所以她終生認為人可以無才，但必須有德，德是為人之本。”
2003年后，我一直在金公分管的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主持工作，時時處處都能體會到金公為人的寬宏大量和光明磊落。金公作為高級領導干部，與我們這些下屬始終平等相處，從不主觀臆斷，也不擺官架子，可以說極富文化涵養，沒有一點官本位思想。金公總是說自己仍然是普通人，從來沒有當領導的感覺。金公始終以寬廣的胸懷和豁達的氣度對待他人對自己的不恭和無禮。他經常給我們講王瑤先生《中國新文學史稿》所受不公正評價和被大篇幅抄襲而正確對待的事例，以及康熙年間安徽桐城兩家各退讓三尺而形成六尺巷的故事、蘇州郎中因十塊大洋受人誤解而忍讓的故事、日本白隱禪師受鄰居誣陷而不置可否的故事。指出這些事例和故事都表明：當事人寬宏大量和忍辱負重的效果很好！金公還以《太極圖》為例說：強弱盛衰都會發生變化，所以強者要嚴于律己，謙虛謹慎，韜光養晦；弱者要奮發進取，自強不息。而五行之間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時，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著或克著另外一種事物。一種事物對另一種事物的生或者克，做過了頭又都會引發反生或反克。
金公在公開場合講話時，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都是真話實話心里話，很少空話套話表面話，而且都是自己一字一句精心準備的，體現出金公為人的光明磊落、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鮮明的個人特色。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作為金公分管的職能部門，他從來不用我們研究室為他準備發言稿，卻經常設身處地為我們著想，時時刻刻對我們精心指導。金公一方面體諒我們工作辛苦，認為研究室有時只為完成寫作任務而寫作，可真是一件苦事。因為既無準備，也無興會，一切都只能靠干繃繃、硬生生地擠出來。另一方面指導和鼓勵我們多寫文章，多出研究成果，認為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和寫作，所以我們必須在認真學習、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多寫文章，多出研究成果。金公告訴我們，用于思維的內部語言、用于說話的口頭語言和用于寫作的書面語言，在運用上各有特點，不能簡單照搬。有些意思在口頭上說說并不費力，可一旦落筆成文，往往感到這也不妥當，那也沒分寸。不知要費多少提煉、打磨工夫，才能把一篇文章寫成寫好。
二、金公從政立場堅定，銳意進取
1994年8月，金公調任九三學社中央專職副主席，此后，金公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則變為兼職。同年9月，金公在《學術文化隨筆》的“跋”中寫道：“我今年正好調了工作；行當改換之后，對學術文化卻仍有興趣，為此編個文集來回顧一下過去，就變得很有誘惑作用了。” 金公走上專職從政之路，應是金公人生中的重要轉變。
從歷史上看，學者大多崇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理念，但真正從政時局限性不少，而如意者不多。有人認為，從政是門大學問，一般學者很難從得好政、做得好官。也有人認為，從政有許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基本套路和潛規則，只有能很好熟悉和掌握者，從政時才能游刃有余。所以，許多學者或視從政為畏途，或從政后無法適應工作。而金公專職從政10多年，口碑極好，凸顯與眾不同。
金公始終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在重要關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自覺與中國共產黨保持高度一致。金公以自己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獨特的審視角度積極參政議政。他認為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著深沉的智慧,是一種“智能型文化”。把傳統文化中的智慧精華發掘出來,通過詮釋,古為今用,這不僅有利于提高國民的素質,促進和諧社會的早日實現;而且能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并在構建世界和平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一定的作用。 他還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一種強大的精神紐帶作用，它深深植根于全世界華夏后裔的心靈之中,是一條雖看不見、摸不著,卻可把全世界華人華裔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精神紐帶。這條精神紐帶曾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團結凝聚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雖經磨歷劫,卻是百世長存。今天,這條精神紐帶同樣可為實現一國兩制、祖國統一,繼續發揮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2005年，金公針對加強中小學德育和提高公民素質的問題建議，只要實實在在做到兩條就可以了：一是愛國守法，這是對公民的起碼要求，但作用很大。二是要善于與人和諧相處，決不能以自我為中心，只知有己，不顧他人，不占便宜不罷休。要牢牢記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對于成材成功來說，得道多助絕對比眾叛親離要強百倍。我們現在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是鼓舞人心的大好事。而這一偉大歷史任務的落實，必須從每個人自身做起。
金公認為,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副主席的身份,為他將一些參政議政的想法加以檢驗助了一臂之力。當年在全國政協會上，金公有關以中華傳統文化為紐帶開展海外僑胞工作的發言，不僅受到中共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重視，而且引起與會委員的強烈反響與共鳴。
2004年初，九三學社中央和中華文化學院共同主辦的“茗談中華傳統文化”座談會開始籌辦。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辦公會議決定由金公牽頭負責，金公又讓我具體負責。金公對我說：“九三學社中央從未主辦過像這樣高層次的海內外華人學者共同研討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術會議，你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又在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主持工作，具體籌辦工作非你莫屬。當然，籌辦工作中的難題肯定很多，我們倆要迎難而上，及時化解。具體籌辦工作你盡管放心大膽地去干，我保證全力支持，當好你的‘后勤部長’。”在長達10個月的籌辦過程中，難題真可謂不斷涌現，但都被金公帶著我及時而巧妙地一一化解了。我從中也向金公學到了不少終身受用的待人接物之道和化解難題之法。2004年10月，“茗談中華傳統文化”座談會在北京香山飯店正式舉辦，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澳門和海外的高層次華人學者共50多人出席了座談會。當我看到與會者高度認同金公為座談會題寫的“百脈通流炎黃血,未曾相識已相親”，看到與會者邊品祖國名茶,邊觀香山紅葉,邊圍繞中華傳統文化暢所欲言，看到與會者在和樂融融、四海一家的輕松氛圍中談笑風生時,我知道金公和我耗費大量精力的籌辦工作成功了，這也是“工夫不負有心人”。
三、金公治學博聞強識，嚴謹求實
金公在長期從教的過程中言傳身教，傾心育人，為社會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看為基礎，想為主導，落實到寫”，金公每每以此語教導和鼓勵學生。金公從不相信“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句話。他說：“大家都知道滅火器能滅火，這是很重要的消防知識。但在遇到火災時，墻邊明明放著滅火器，你卻只是逃跑，不去用它，或者拿到手里卻不會用，這知識有什么力量？”“有的碩士生、博士生‘飽讀詩書’，到畢業時卻寫不出論文。書讀多了就能寫出論文來？根本不是那回事。”他認為知識能用才是力量。
金公治學的成功與金公讀書所用的“蜘蛛結網法”有關：“蜘蛛之所以能隨時捕獲小蟲，就因為它那個網是聯系、結構得很好的，假如蜘蛛東吐一絲，西掛一縷，那么它到處爬動也不會有什么收獲。所以在學習上要做一個有心人，要善于觸類旁通，以至融會貫通。”
金公就讀書方法還有一段精彩論述：要力避“冷藏庫讀書法”、“化妝品讀書法”、“零效益讀書法”，應力倡“熱處理讀書法”、“發酵式讀書法”、“輻射式讀書法”。只有這樣，才能從所讀內容中不時有所領悟，且激發出更豐富的想象力。
金公不僅博聞強識，而且常能一心二用。大約是2005年春天，九三學社中央的網站上刊登了一幅學習座談會的照片。照片中金公面前的桌子上有個大信封，金公正在專心閱讀信件，而照片中的我和其他人正在認真記錄。有人看到照片后私下問我：“當時應該是某位與會者正在發言，為什么你們都在認真記錄，而金公卻在專心閱讀信件？”我回答說，金公具有一心二用的特異功能，照片中的金公看起來只在專心閱讀信件，但實際上也在專心聽取發言。我還說，金公具有一心二用的特異功能，不僅金公自己多次表明過，而且我也曾經證實過：2003年底，金公與我們幾位下屬研究工作。當我匯報情況時，我看到金公正在專心閱讀文件，那時金公已告訴我他能一心二用。因為金公與我們在一起時，氣氛總是非常輕松愉快，所以我突然停止匯報并請問金公：“您剛才聽到我都說了什么嗎？”結果金公回答得準確無誤。金公的一心二用，既表明了他才智超群的天分，又表明了他爭分奪秒的精神。
金公治學嚴謹求實，所以多次呼吁學術界提倡扎實的學術風氣，學者做學問要有十年磨一劍的精品意識。他認為，當代學者的學術風氣不僅需要學者自身的努力，同時，學術體制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術體制要鼓勵學者做扎實的、有價值的學問。
金公將學術造詣大致分為明、新、深、通、化五種境界。認為“化境”是最高一層，能臻于“化境”者極少。金公自以為一直在走向“通境”。1994年，金公說自己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工作了39年，先后被動地換了3個專業，6個學術方向，所以在態度上總結出4句話：“與其鬧情緒，不如好好干；干出成果來，自然有興趣。”而在方法上，則把變換前后的學問通聯起來。因此“得益良多，使我在各個時期的教學與科研中，都或多或少有一點成果”。正是這“一點成果”使金公在教學與科研中脫穎而出：1983年被授予北京市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1984年被特批為教授、博士生導師，1985年獲北京大學教學優秀一等獎，1992年獲北京大學科研著作一等獎，1993年獲第七屆中國圖書獎。
四、金公做事精益求精，一絲不茍
金公經常對人說：“先師王瑤先生教了我‘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這個道理，意思是文章的價值不取決于自我感覺，總要別人看得明白，有所益才好。后來我對此又增加了一句，即‘課是講給別人聽的’。” 講課“必須要聽的人覺得清楚、精彩，才會有真正的效果”。金公說自己講課時,心里總是想著‘課是講給別人聽的’這句話，絲毫不敢懈怠。
金公講課一定要讓最后一排聽眾看得清板書，聽得清聲音，否則他會將板書的字寫得更大，將講課的聲音提得更高。有次我在北京大學主持金公的講座，全場100多人，恰逢麥克風壞了，一時又修不好。結果金公為了讓最后一排聽眾聽得清聲音，將講課的聲音提到最高。看到金公累得滿頭大汗，聲音逐漸沙啞，我內心十分著急，便勸金公提前10分鐘下課，但金公還是一絲不茍地堅持到最后。講座準時結束了，全場爆發出長時間熱烈的掌聲，說明金公講課的效果確實很好，未因麥克風壞了而受影響，但金公的嗓子后來卻沙啞和疼痛了好幾天。
金公講課注重因材施教，因時因地制宜。金公在中國傳統文化方面有四大講座，也被稱為 “四大思想支柱”：一是作為基本哲理的陰陽五行思想，二是解釋大自然與人類社會關系的天人統一思想，三是指導解決社會問題的中和中庸思想，四是關于如何對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金公根據不同聽課對象和不同時間地點，每次都或多或少、或詳或略、或深或淺、或分或合地精心編排四大講座的內容。所以贊頌金公講課者往往各有側重，各有所得。有人說金公講課“深入淺出，難易恰當”，有人說金公講課“由淺入深，由深入圣”，有學生回憶：“先生在課堂上的妙語連珠，緊緊地把先生的德高望重和平易近人與全班同學融合在一起，讓全班同學沐浴著北大的雨露滋潤和光澤照耀。” 金公講課也深受海外青年學子的歡迎與崇敬，極大激發了海外華夏后裔的愛國熱情。
金公做事精益求精，他為了把課講得更精彩，后來對修改講稿很有興趣。他說自己一天到晚不停地修改講稿，因為要不斷在中華文化學院臺灣班、香港班和澳門班及多所國內大學講授“社會主義學”、“中華文化學”等課和“四大講座”。金公說自己的講稿可以說完全放開了，完全風格化、口語化了，說到哪里就是哪里，非常生動活潑，一個套話、套字都沒有。我多次見過金公的講稿，都是用正楷字一筆一畫寫的，清清楚楚，工整有力。遇有修改處則另附紙條，小心翼翼地用膠水粘在講稿邊上。
2004年底，我陪同金公出席某文化論壇。當時金公致詞只有5分鐘，但他依然講得精彩異常，可謂語驚四座。會下金公坦率地告訴我，為了這5分鐘的致詞，他自己在家對著鏡子練習了十幾遍表情，拿著錄音機錄了十幾遍聲音，直到表情和聲音完全達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為止。金公的博聞強識和口才出眾是人人皆知的，還如此孜孜以求，一絲不茍，確實令人欽佩！
金公做事精益求精，一絲不茍，也體現在“動作清楚”上。他受某人打籃球動作清楚而“很好看”的啟示，說“動作清楚是因為動作富有準確性，沒有多余的拖泥帶水的部分，恰到好處。這種準確性正是人的創造能力的完美表現。”金公由此悟道：演戲、書法、講課、寫稿、說話、做事，都有個“動作清楚”的問題。他舉例說：說話“動作不清楚”，那就叫啰嗦；做事“動作不清楚”，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肉”。就這樣，一個“動作清楚”竟能溝通許多學問與事情。
正因金公做事精益求精，一絲不茍，所以工作時間排得很滿，根本無暇鍛煉身體。由于我多年來堅持定期定量走路、打球和游泳，嘗到了鍛煉身體的甜頭，所以在與金公無拘無束地促膝聊天時，多次奉勸金公百忙中抽空，每天走路半小時，我還歸納了好處若干點。金公非常贊同我的理念，也非常明白鍛煉身體的益處，還由衷夸獎我鍛煉身體能持之以恒，但就是自己抽不出時間。我記得最后奉勸金公抽空鍛煉身體，大約是在2007年底，當時金公已從九三學社中央專職副主席的任上退下兩年。金公在耐心聽完我一番奉勸后，先是不無壓力和使命感地列舉了已排滿兩年的非完成不可的“硬任務”，然后不無輕松和憧憬地說：“兩年后我將不再把工作時間排得如此滿，那時就會有空鍛煉身體了！”誰知此話至今剛過一年，金公便已駕鶴西去！
最近我收集了很多贊頌金公崇高道德風范和完美人格魅力的言辭，可謂各得其妙。謹引最能代表我心聲的北京大學古典文獻七七級同學敬獻給金公的挽聯作為本文結尾：“說明白話，寫明白文，做明白人，諄諄教誨猶在耳畔；行真誠事，得真誠樂，享真誠福，悠悠哲思常留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