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上午8時38分，中國書畫鑒定大師徐邦達于北京辭世，享年101歲。徐邦達生前曾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委員、杭州西泠印社顧問，1980年加入九三學社，曾與啟功、劉九庵、謝稚柳、楊仁愷并稱中國書畫鑒定界“五老”。
1911年，徐邦達生于上海一書畫收藏之家，幼年即接觸大量古今字畫，并習書作畫，打下堅實的傳統文化基礎。數十年來，幾乎所有中國境內的珍貴古代書畫，均經徐老過目，對于考訂、斷代有爭議的部分，均提出過重要的參考意見，成為名副其實的“業內標準”。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個故事就是上世紀30年代，故宮重要文物南遷而暫時停放在上海，其中就有由元代書畫家黃公望創作的珍貴畫作《富春山居圖》兩幅。其中一幅被乾隆皇帝判為“真跡”，另一幅則為贗品。徐邦達經過仔細考證，發現有乾隆御筆題詞的“真跡”上的題款不合元代的規范，實為后人的仿作，而被乾隆判為贗品的《富春山居圖》才是真跡。這一翻案震動了書畫界，被打入冷宮的“偽作”也得到了“平反”。
劉光啟憶徐邦達的天津緣
“從我十幾歲在北京琉璃廠當學徒時，徐老就經常來逛，有好的作品他就買下收藏，從那時候就算是認識了徐老，后來又都在文博系統工作，他又是我們的老前輩，可謂與徐老交往了一輩子，也從徐老身上學到了太多的東西。”今年80高齡的津門書畫鑒定大家劉光啟談到劉老，頗為動情。“其實，徐老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書畫家和詞人，只不過，他在書畫鑒定方面的名氣太大，以至于許多人都不了解他這兩方面的才華。他對于故宮博物院古代書畫珍品的梳理，對于新中國成立后散落在民間的書畫珍品的搶救，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是對于一些歷史錯鑒的作品，徐老進行的糾正，更是可以載入史冊。”
據劉光啟介紹，現在天津博物館館藏的古代書畫珍品，徐老也都不止一次地過目過，包括王羲之《干嘔帖》臨本、《葛洪徙居圖》等等在內的許多珍品，都給過重要的考訂與斷代結論。“那時候徐老一來天津，就住在睦南道上的政府招待所里，離我們大理道的文物處也不遠，我就經常去看他，每次都聊好長時間。老先生不但學問好，為人也很是謙虛友善。上世紀80年代，我經常陪著老先生去各個城市給文化單位講課做培訓，老先生講課時，指名要我幫他做板書，因為我們在一起時，他經常給我講一些書畫作品里會涉及的古體字與異體字，所以他講到哪里，我就能在黑板上寫到哪里，也算是一種默契吧。”
與徐老交往的那些日子，劉老坦言收獲頗多，“除了一些學識上的東西，徐老給我最大的教益就是要不斷地積累知識，要綜合多方面的知識來判定一件文物，而不是通過一兩個細節就盲目下結論。二三十年前，徐老在家里給大家鑒定東西時，只要碰到天津去的朋友，鑒定完后總會告訴人家，以后這種情況大老遠的就別跑了，找你們天津的劉光啟就行。這都是后來別人告訴我的。”劉老很是懷念那些年和徐老在一起的日子，“最后一次見他也是在十幾年以前了，他后來身體狀況也不是特別好，也就不忍心再去打擾他了。”劉老說，雖然徐老過百而終，也算沒什么遺憾，不過，這幾天心里還是很不舒服，畢竟一輩子的交情啊。
徐邦達軼事
曾為故宮收購大量珍品
幾十年里，徐先生為國家鑒定、收購的傳世名跡數不勝數。1950年，徐邦達被調到當時的文化部文物局任文物處業務秘書。這個時期，經徐邦達等專家鑒定留下來的數千件古書畫作品，后來均撥交給了故宮博物院，成為該院古書畫收藏中的基本藏品。
因為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故宮博物院所藏文物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為使故宮博物院繪畫館藏品盡快豐富起來，徐邦達與同事們足跡踏遍全國各個角落，遍訪民間珍品，短短數年間就發掘和搶救了3700件古代書畫。
對“徐半尺” 稱號不感冒
徐先生有個著名的稱號叫“徐半尺”，據徐先生的學生、著名鑒定家王連起講，這個名號是在1991年傳出來的，那年徐邦達先生到臺灣為博物館做書畫鑒定，因徐先生獨具慧眼的鑒定功力，被臺灣書畫界人士冠以“徐半尺”的雅號，意思是說他鑒定書畫時，常在畫軸展開半尺之際，就已辨出真偽。但是徐先生對這個名號卻并不感冒，甚至還有些反感，因為這個說法只能算是個江湖名號，并不客觀。
曾拒絕為汪精衛畫畫
徐先生早年間在上海曾隨名家吳湖帆習畫，很快就有了自己的面貌，也有人開始求畫。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一天，汪精衛要做壽，點名要吳湖帆和他的學生們合畫一本冊頁，別人都畫了，只有徐先生堅定拒絕。因為他從心里接受不了給漢奸畫畫。據說為此還影響到了他和吳湖帆的師生感情。可見，在大家眼中從來都是慈眉善目的徐先生，年輕時也是很有些脾氣的。（文/馬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