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電視臺第一頻道播出的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再現了六十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戰勝無數困難走向富強的歷史。因為真實，所以感人。電視劇中介紹了我的祖父許德珩與姑爹鄧稼先。在此，我講幾個他們翁婿之間的故事。
鄧家與許家是世交。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鄧稼先的父親鄧以蟄與我的祖父同在北京大學任教，他們是好友。在祖父的記憶中，那時的鄧稼先是個頑皮的孩子。祖父與祖母勞君展到鄧家做客時，鄧稼先一邊雙手抓著門框用身體蕩秋千，一邊向父母親通報來客人了。祖父對祖母說，“鄧家的孩子這么淘氣呀！”1950年8月，鄧稼先在獲得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后的第9天即返回祖國。1951年，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鄧稼先加入了九三學社。當時，祖父擔任九三學社中央理事會主席，他們成為了同志。1953年，鄧稼先與我姑姑許鹿希結婚，他成為了我們家庭的一員。祖父和祖母當面稱呼他“稼先”，兩人私下談話時稱呼他為“鄧孩子”，視同己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國，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了。那時，我的表姐鄧志典剛剛進入中學。兩年多以后，她與我的姐姐一起被分配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到烏梁素海湖邊的烏拉特前旗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幾十年后，姑爹的同事們仍然記得那天老鄧替典典背著行李，坐公共汽車到火車站去送她去內蒙的情形。表姐當時只有14歲半。姑爹的同事們還記得，當時我的表哥鄧志平只有11歲，他看到叔叔阿姨們笑的時候說，“我爸要是能象你們一樣還能笑該多好??！”接觸過姑爹的人都知道他是個愛笑的人，你說話時他總是瞇著眼睛微笑著聽你說。可是在那個時候，我姑姑被打成走資派下放天津茶淀農場勞動，表姐遠走內蒙古荒漠，妻離子散，他還要在天下大亂的環境中趕在法國人之前研制出氫彈，怎么能笑得出來呢？因為在兵團從事挖水渠等重體力勞動，長期吃粗糧野菜，營養不良，兩個正在長身體的孩子都病了。1972年，局勢趨于平穩，祖父向中央統戰部提出請求，希望將兩個孩子調回北京工作。中央統戰部在了解了相關的情況后跟我祖父說，同時把兩個孩子調回來影響太大，是否先把孫女調回來，過一段時間再把外孫女調回來？祖父堅持說，兩個孩子是一起去的，希望組織上把她們一起調回來。這件事反復商量了好多次，雙方都沒有讓步。一天，中央統戰部的郭彤處長到我家里看望我祖父。郭處長離開時，我陪祖父送她到大門口。我家的客廳距離大門口有三十多米遠，一般情況下，祖父送客人到客廳門口為止。這次，祖父把郭處長送到大門口。一路上祖父沒有說什么話，看來剛剛他與郭處長的談話沒有結果。在郭處長將要上車時，祖父突然說，“郭大姐，去的時候兩個人，回來的時候一個人，你讓我這個外公怎么當呀！”郭處長聞聽后馬上說，“許老，您這么稱呼我可不敢當。我回去以后一定向領導報告。”最后，我的表姐還是沒能一起回來。我聽到祖父跟祖母說，“希希（即我的姑姑許鹿希）和鄧孩子很久沒有回來了，他們心里不好受。”一年多以后，表姐因患青光眼而病退回京。在表姐回來之前，祖父沒有對姑姑和姑爹說過他曾經堅持兩個孩子一起調回來，而組織上不同意。
1977年恢復高考以后，表姐決心把握住這個難得的機會上大學。她每天下班后抓緊時間補習沒有學過的初中和高中知識。姑爹出差回北京時，每天晚上給表姐輔導數學和物理。表姐和表哥遇到難題時更愿意向姑爹的搭檔、鄰居于敏叔叔求教。他們說于叔叔講題那叫一個清楚，比我爸強多了。姑爹聽后無奈地笑著搖頭。1978年夏天，高考成績公布以后，姑爹認為表姐和表哥的成績不理想，他對我祖父說這兩個孩子考得不好。祖父馬上對姑爹說，“你不能批評他們。你的工作那么忙，整天不在北京，你對他們的幫助有多少？你不能幫助他們就不能批評他們。”這是我看到的祖父對于姑爹的唯一一次責備。在家庭方面，他們對于后代的成長是那樣的關注和呵護。在社會方面，他們都熱愛祖國，追隨中國共產黨。
姑爹鄧稼先矢志愛國、淡泊名利的品質源自他父親的影響。鄧以蟄教授曾經先后就讀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是位國學深厚，學貫中西的學者。1937年北平被日本人占領后，北京大學南遷。鄧教授因為患肺病，無法承受旅途的顛簸，屈居北平。失去了薪金的鄧教授，寧愿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種菜補助生活也不肯為日偽政權做事。生在這樣家庭中的鄧稼先怎么肯向侵略者低頭？他在學校里把日本國旗撕碎了，踩在腳下。因此，他不得不背井離鄉，到南方避難。臨行前，他父親囑咐他說，“稼兒，以后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像我這樣，不要學文，學科學對國家有用。”從此，鄧稼先在父親的引導下走上了科學救國之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作為清代篆刻、書法第一大家鄧石如的后代，鄧教授將他珍藏的幾十件鄧石如書法、篆刻作品和其他文物一同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十多年前，啟功先生在看到鄧家保存的鄧石如書法碑刻拓片時愛不釋手，他老人家反復觀看后對我說，“完白公（鄧石如號完白山人）書法的拓片都這么好，這么珍貴！”
祖父告訴我，北平淪陷后，他只身出逃。臨行前，他把書籍和收藏都托付給他的一個學生。這個學生也姓許，因家境貧寒，在北京大學上學期間曾經受到過我祖父的資助。他畢業后留在北平工作并娶了高官的女兒為妻。抗戰勝利后，祖父從重慶回到北平。他看到東安市場的書店里有他用法文簽名的書，遂去找那個學生詢問究竟。原來，這個學生把我祖父的書籍和收藏全部賣掉了。講到這里祖父對我說，“張公公（即張奚若先生）把書和收藏都存在鄧家，一樣都沒有少！”話語中充滿了對于鄧教授人品的稱贊。與鄧以蟄結為親家之后，祖父常到西郊燕園的北京大學朗潤園去看他。鄧教授喜歡喝酒。祖父當時享受食品特殊供應待遇，可以買到茅臺酒。祖父去看親家時經常帶上茅臺酒。姑姑回家時，祖父問她，我送的茅臺酒典典的爺爺喝了沒有？姑姑說，“他舍不得喝，我們回去時他們父子兩人一起喝。一邊倒酒，一邊搖瓶子，聽聽里面還剩多少酒。”祖父聽到后開心地笑了。
在三年災害期間，有很多人餓死了，更多人因饑餓而浮腫。姑爹領導的理論組每天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青年技術人員每天忍著饑餓堅持工作。1960年春節，大家一起包餃子過年，理論組幾十人，只有一斤白菜，一斤肉，一斤面。大家不讓南方來的同事包，生怕他們不熟悉包餃子，把寶貴的菜和肉煮到湯里面。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提到那時我祖父、祖母，姑爹的父親、母親把節省下來的糧票支援鄧稼先；我姑姑省吃儉用，給鄧稼先買餅干；鄧稼先把餅干和糧票分給大家的故事。其實，這一點點糧票、餅干，對于那幾十位剛剛畢業不久且工作勞累的青年大學生來說，真是九牛一毛，畫餅充饑呀！但是，鄧稼先這種以身作則，關心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著大家，鼓舞著大家齊心協力，共同戰勝困難。大家把老鄧視為兄長，而不是領導。四十多年后，已經是高級軍官的孫清河回憶起當年的往事，感慨萬千。有一次進行模型計算時，鄧稼先睡不著覺，他凌晨三點來到機房檢查計算結果。為了核實一組數據，他把已經睡覺的孫清河叫起來詢問。等他們問題搞清楚了，天已經亮了。鄧稼先問孫清河等同事，昨晚你們吃夜宵了嗎？你們餓不餓？孫清河回答說，飯還吃不飽呢，哪有糧票吃夜宵呀。這時，鄧稼先從兜里拿出幾斤糧票，分給在場的同事每人四兩。事情雖然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回想起來，孫清河依然十分激動，他說，“那時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糧票，又沒有副食，糧票是多么珍貴呀！當時，我拿著老鄧給我這四兩糧票的感覺，今天你給我四兩黃金也無法相比！現在想起來，我不應該收老鄧的糧票，因為大家每月都只有28斤糧票。”姑爹的繼任者胡思得院士回憶起有時去國防科工委匯報工作談得時間較長，會議結束時已經過了食堂開飯的時間。這時，姑爹就拿出10元錢請大家在沙鍋居吃一頓。他把剩下的錢全部買成火燒，帶回家去吃。姑爹單位的司機任常益師傅曾經問姑爹：“為什么大家出去吃飯總是你花錢？”姑爹說，“只有跟三個人出去的時候不用我付錢，這三個人是錢三強、王淦昌和彭桓武，他們是我的老師，地位比我高。”2006年，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舉行紀念鄧稼先誕辰82周年座談會，曾經與鄧稼先共同創建中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同志們共同回憶起當年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大家從沒有想過榮譽和獎金，一心為黨和國家的重要事業努力工作并且做出了成績的經歷，感到十分驕傲。同時，痛惜老鄧走的太早，沒有看到今天國家所發生的變化。
在參加會議時，祖父經常遇到聶榮臻、張愛萍和錢三強等同志，盡管彼此之間熟悉，但是他們見面時從來沒有談起過鄧稼先。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中介紹，在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后，祖父的老友，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嚴濟慈公公曾經對我祖父說鄧稼先了不起。祖父另外一次了解姑爹的工作情況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三學社的一次會議上，王淦昌王老走過來對我祖父說：“許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績??！”祖父聽后十分高興，對王老說：“你們要多幫助他。”著名物理學家王淦昌教授生前曾經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在核武器研制過程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姑爹尊稱他為王老師。
起初，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給姑爹一套兩居室的樓房。后來，給他調到一套三居室居住，直到他去世。他家里沒有沙發，家具也十分簡單，除了書架、桌子和床以外沒有什么擺設。去世之前一年，姑爹被任命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副部長級。他本有資格搬到部長公寓去住，但是他沒有搬。姑姑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面?，F在還在用的，唯一的兩個單人沙發是1971年接待回國探親的楊振寧博士時從單位借的。
姑姑曾經對楊振寧教授說，中國研究核武器的開支比其他國家少很多。楊先生聽后搖了搖頭說：若算上科學家的生命，計算結果就不是這樣了。的確，在國家經濟和技術基礎十分薄弱、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我們能在那么短的時間里掌握“兩彈一星”等尖端技術，中國的科學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甚至生命。
1956年，姑爹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祖父以89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1996年6月，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五周年前夕，《光明日報》社與北京電視臺的記者來家中采訪我父親、姑姑、我祖父的秘書于永水和我。他們想從我們一家兩代知識分子為黨的事業、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生死以之，奉獻一生的事跡中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與追求。姑姑回憶起她與姑爹在1958年8月之前的生活；那時姑爹工作很順利，也很有成績，經常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周末他們總是帶上孩子去爬山、游泳、散步。姑姑描繪的是一幅多么安逸、恬靜、舒適、愉快的生活畫面呀。當時姑爹的事業如日中天，若不承擔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他會成為一位理論物理方面的著名學者，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或者，他象美國的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那樣，在成功研制原子彈之后到研究所從事一般科研工作，不繼續研制氫彈和第二代核武器，他也不會英年早逝。當記者問我姑姑，如果讓鄧稼先重新選擇，他還會走這樣一條路嗎？略微停頓一下，姑姑和我都肯定地回答說，他會的。祖國把關系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交給他，他向祖國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生能夠如此地被祖國信任，又能夠如此地報效祖國，是多么難得啊！姑爹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死而無憾。（許 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