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讀到劉文瀾女士所撰《父親劉仁靜的“監(jiān)護”歲月》一文，使我對劉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境遇有了詳細了解，也喚起了我對劉老的回憶。我是從中學的黨史課本上第一次看到劉仁靜這個名字的，當時的課本上介紹陳獨秀和劉仁靜是中國“托派”的頭頭，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簡稱，中國“托派”又稱中國共產(chǎn)黨左派反對派。當年，所有被列入中共黨史上10次路線斗爭中的人物都是十惡不赦的罪人，他們或者左傾，或者右傾，或者反黨，都給黨的事業(yè)造成了重大損失。按照文化大革命的口號，革命群眾應該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1萬只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中共黨史老師為了我們能清楚地記住各次路線斗爭是左傾還是右傾，特意為我們編了順口溜，我至今記憶猶新：一右二三左，四右五左右。“五左右”是指第五次路線斗爭是先反左傾后反右傾。大約六、七年以后，我見到了這位大名鼎鼎的劉仁靜先生。
1980年初，人民出版社的姚維斗先生準備編輯一本青年讀物，通過介紹五四時期人物的事跡，幫助青年了解建黨準備階段的歷史，以此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誕生60周年。他希望約見我的祖父許德珩，面商編輯事宜。秘書向我祖父通報了此事，我祖父約定接待姚先生的時間。秘書又對我祖父說，姚維斗先生要帶劉仁靜先生一起來看你。我祖父回答說，好。稍過片刻，我祖父問秘書，劉仁靜先生現(xiàn)在在哪里工作呀？秘書答道，他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大概兩天后的一個下午，姚維斗先生與劉仁靜先生一起來到我家。劉老身材不高，頭發(fā)已經(jīng)稀疏了，臉上有很多老年斑。雖已年過80，但是他的精神很好，步履穩(wěn)健。那時，我祖父正在撰寫回憶錄，剛剛完成五四運動一章，他通過寫作將60多年前的那段風云往事系統(tǒng)地回憶了一遍。當他又見到了五四運動當年的老同學時，激動之情，難以言表。客人落座后，我祖父顧不得談編書的事情，拉著劉仁靜先生的手說，你還記得嗎？在5月3日晚上的學生大會上，你要用菜刀自殺，以此激勵國人。還有謝紹敏同學，他嚙破中指，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4字，揭之于眾。你們的行動讓大家群情激奮。60多年前的事情，我覺得就像昨天一樣。聽著我祖父生動的回憶，我看到劉老的眼睛亮了一下，臉上掠過一絲激動。但是，他馬上又恢復了并且一直保持著憨厚、微笑的表情，默默地聽著我祖父回憶，不曾插話。看來，這位熱血青年身上的銳氣，已經(jīng)在數(shù)十年的改造中被磨滅了。過了一會兒，我祖父的情緒慢慢地平靜下來，他開始與姚維斗先生商量編書的事情。該書的名稱被定為《五四群英》，因為五四運動是依靠大家的力量發(fā)動起來的。書中將介紹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蔡和森、毛澤東和周恩來等21位五四時期的思想領袖和進步學生的事跡。我祖父答應為該書撰寫序言并題寫書名。而后，我祖父詢問了劉老的身體和生活情況，客人們就告辭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劉仁靜先生。
事隔20多年后，我從《炎黃春秋》雜志發(fā)表的張惠卿先生的文章中了解到，1950年劉仁靜先生來京后，他欲尋訪故交而均向隅，只有許德珩仍把他當作老同學老朋友接待，令他十分感慨。我從未聽劉老或者我祖父提起這件事情。我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由于劉仁靜先生曾經(jīng)參加托派，特別是1948年他到南京任國防部政工局專員，用前共產(chǎn)黨頭面人物的身份寫了《評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4篇反共文章,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站到國民黨一邊反對共產(chǎn)黨等歷史問題。當時，避劉老而不見的大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而我祖父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在我的記憶中，祖父從未拒絕過北京大學的同學、同事或者學生的來訪。記得在1981年夏天，祖父在北京西山撰寫回憶錄。一天，他收到北大中文系七七級學生李矗的信。李矗在信中說，他正在寫一部描寫五四運動的劇本，希望與曾經(jīng)參加過五四運動的人交談，以增加感受。我祖父馬上請秘書給李矗同學回信，約他到西山來見面。西山管理部門的負責人得知此事以后來到我祖父的辦公室，他說，許老，咱們這里是保密單位，讓學生到這里來是不是合適呀？我祖父回答說，他是我的客人。我祖父在這個保密單位里與一位素昧平生的在校大學生談了兩個小時。此事使我受到深刻教育。
1982年夏，我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學任教。工作余暇時，我開始集郵。1983年3月14日是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紀念日，郵電部為此發(fā)行了兩枚紀念郵票。當天，我突發(fā)奇想，決定給劉仁靜先生，這位僅存的中共一大代表寄一枚首日封，以留作紀念。首日封寄出后不久，我冒昧地到劉老家拜訪。劉老住在新街口外大街甲四號23號樓1門1號。新街口外大街四號院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宿舍，院子很大。院子中間的十幾棟兩層小樓里面住著周培源、華羅庚、胡子昂、劉斐、羅叔章等知名人士。院子北邊的兩棟多層樓房里面住著數(shù)十位部長級干部，包括北大前校長陸平先生。23號樓坐落在院子西側(cè)，是一棟六層磚樓，里面的住戶大部分是已故領導人的遺屬。劉老的家在一層，有一間比較大的客廳。進入劉老家的客廳以后，他招呼我坐下并進屋拿出了他收到的首日封。我拿出我自制的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郵封請劉老題字。那個所謂的郵封，其實就是在白信封上貼了紀念郵票，既沒有蓋首日的郵戳也沒有蓋紀念戳，我當年真是個集郵初學者。劉老在他收到的實寄首日封上簽名并蓋章后送還給我，又在我自制的郵封上題寫了“同心同德”四個字，這也許是劉老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和我們晚輩的期盼。
1987年8月初的一天，秘書告訴我祖父說，劉仁靜先生去世了。當時，我祖父因病住進北京醫(yī)院已經(jīng)1年半了。也許對老同學的去世感到突然，我祖父在病床上問秘書說，他得的什么病呀？秘書說，劉老每天清早從宿舍去馬路對面的北京師范大學散步，那天清晨過馬路時，他被一輛22路公共汽車撞倒，當時就不治了。我祖父聞此說可惜、可惜并囑咐秘書通知有關單位，他要給劉老送花圈。事后，政府部門在劉老身亡處修建了一座人行過街天橋。劉老以他的生命避免了更多的悲劇發(fā)生，只是代價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