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在抗日戰爭中具有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它是戰時的陪都，國共合作的相當一部分活動正是在這里進行和開展的。它又是九三學社的發祥地 ，社中央曾于2006年10月在這里召開九三學社理論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談會，會上韓主席開宗明義闡述此次會議的重要意義：“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統一戰線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多黨合作事業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選擇在重慶召開會議，回顧歷史，尋根朔源，緬懷前輩的光輝業績……具有一種特別的意義。”三年過去了，韓主席在會上的話仍能引起我的共鳴，而且常常引起我的思考，也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幾年前到重慶這座美麗的山城進行社史調研的經歷。
沒到過重慶之前，我想象重慶是不是如千年傳誦的詩句“巴山夜雨漲秋池”、“三年苦霧巴江水”所勾勒的水墨風情畫一般？那時只曉得重慶是我國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最大的經濟中心，是我國廣袤疆土上的一個重要戰略支點；曉得那里有800多年前屹立在摩崖上的顯示巴蜀文化歷史蘊涵豐富、堪稱世界一絕的大足石刻；曉得鼓舞了幾代人，也是伴著我長大的耳熟能詳的小說《紅巖》里的故事就發生在那里……。但自從我那次出差后，我認識了自己原本不了解不認識的需要補課需要學習的東西，得到了許多不同于書本概念的感受，使我覺得書寫社史不僅要有責任感、使命感，還要有直面歷史、廓清史實的勇氣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到重慶，第一次獨立出差。我在完成主要任務后利用點滴時間，在社重慶市委會的同志陪同下，參觀了紅巖革命紀念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渣滓洞、白公館、歌樂山烈士陵園、紅巖魂廣場、曾家巖50號周公館、重慶談判暨《雙十協定》簽字處——桂園等地，特別是尋找到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慘案遺址、較場口流血事件紀念碑……，久久徘徊不能去，那一幕幕悲壯、慘烈的場景直到今天仍然縈紆于眼前，“寂然凝慮，思接千載”，實在讓人喘不過氣來。重溫歷史，特別是當你了解了社里的先賢們在這里的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業績和尋覓他們生活戰斗過的遺跡、遺址后，你會覺得我們與重慶的聯系，是如此緊密，如此貼近；會覺得經過幾代人撰寫、修訂的在自身建設中發揮著不小作用的《九三學社簡史》一書太單薄了。許多的人、許多的事，本應在社史中占有位置，卻出現了缺失或斷層。究其原因，既有在“左”的路線思潮的影響下，一些真相被扭曲被掩蓋，也有自然的原因致使檔案斷擋、流失、損壞，大量堪稱珍稀寶貴的遺址、圖片、文物、資料或被厚厚的歷史塵埃掩埋，或遭到了不可再生不可恢復的命運。
比如，九三學社于１９４６年５月４日在重慶正式成立。成立之日公開發表了《九三學社緣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張》、《對時局主張》等重要文件。今天，捧讀這些半個多世紀前的文件，你不會感到它們因時光流逝而褪色、失去光彩，你會因那字里行間燃燒著的熾烈愛國之情而感到熱血沸騰。但如此激情洋溢，富有文采和號召力，如此震撼人心的大手筆出自何人？該人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現在的《九三學社簡史》和社會上流傳的各種各樣史書里都沒有記載，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通過深入調研和對資料的鉤稽爬梳，我終于知道，原來那些字字珠璣的文章均出自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我社創始人之一吳藻溪之手。
吳藻溪，湖北人。生于１９０４年，１９７９年病故于上海。上個世紀２０年代中，年僅１９歲的他即參加了反帝大同盟并在其就讀的楚材中學建立了支部，是該校學生自治會會長。
１９２７年，他在共產黨員彭志影響和領導下，組織農民協會，積極從事農民運動。１９２８年，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山東，５月３日發生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馮玉祥毅然決定在河南開封召開追悼濟南慘案中殉難軍民大會。大會主席臺兩側懸掛著吳藻溪滿腔悲憤書寫的一副對聯：“國仇一何深？哀我官民無辜蒙大難；惡魔終自殺，看爾倭寇橫行到幾時！”
３０年代初，吳藻溪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加入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由于從事反帝愛國活動，１９３３年被日本警察逮捕，押送回國。到上海后，周恩來親自趕到大方飯店與他會晤。他在共產黨員楊獻珍、張友漁、彭友今等人的教育和幫助下，主編《科學時報》，宣傳抗日，宣傳革命，宣傳科學。他積極投身“一二•九”運動，在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發揮了不小的作用，頗有影響。
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間，在周恩來、董必武、吳克堅、潘梓年、徐冰等人的領導下，吳藻溪和孫克定、張申府、潘菽、涂長望、梁希等社會賢達名流組織重慶自然科學座談會，當時的《新華日報》上有他多篇署名文章，為貫徹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為團結國際科技界人士支援我國抗戰事業做了大量工作并卓有貢獻。
“皖南事變”后，重慶山城呈“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吳藻溪發表了數篇署名文章，公開抨擊國民黨的殘暴行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維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民黨特務抄、砸《新華日報》營業部時，吳藻溪和熊雯嵐一起，英勇無畏趕赴現場。營業部門前，或遠或近聚集著人群。驚異、嘆息者有之，疑懼、忿詈者有之，佇立觀望或馬上避開者也有之。吳藻溪沒有聽從好心人的勸阻，毅然撥開人群，昂首挺胸跨進營業部大門，向這里的工作人員表示親切慰問，并當場要來紙、筆，揮毫寫下：“請政府嚴懲搗亂社會秩序、摧殘人身自由的罪犯，賠償一切損失，并保證以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然后簽上他的名字。這篇檄書刊登在事發第二天的《新華日報》上。這是何等的氣概！
吳藻溪贏得了人們對他的敬重和愛戴。１９４５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十周年時，胡喬木、馮文彬、于剛、黃華、范文瀾、齊燕銘等代表延安各界青年向吳藻溪發來致敬信。信中說“……先生十年來對青年愛國運動，曾作熱情的指導與支援，今日中國青年又在為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爭取民主而進行艱苦的斗爭，先生復以大無畏的精神，仗義執言，伸張公理，遠道聞之，實深感奮。……”
為了廣泛聯系群眾，培養革命力量，吳藻溪和也是我社前輩的稅西恒、王克誠等同仁在中共南方局董必武、徐冰、吳克堅、潘梓年等人直接領導下，精誠合作，篳路藍縷辦起了以適應西南地區廣大青年學子需要并為西南地區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西南學院。吳藻溪為第一任教務長，并本著董必武的指示精神，對校董事會的組織和教職員的任聘均以統一戰線的形式進行安排。教職員工隊伍中有不少人是聲譽卓著的民主運動戰士、知名學者，像賀綠汀、稅西恒……。這里不僅是中共在重慶的重要活動據點，也是民主進步力量的一個重地。吳藻溪以世界科學社總干事地位和西南學院校董事會負責人的身份，同蘇、英、美、法等國家科學研究機構和教育團體及進步人士進行廣泛聯系，向他們揭露、譴責國民黨反動派毒害教育、侵犯人權的罪行，為１９４７年西南學院在橫遭大規模的法西斯鎮壓時向國際社會團體呼吁救援打下了基礎。經查考，中國共產黨優秀兒女江姐江竹筠就曾在這里領導過學運，建國以來發行量最大的小說《紅巖》的作者之一羅廣斌就是這所學院的學生，而我社先賢吳藻溪，也是在這里，為營救、保護被反動當局逮捕的進步師生，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去奔走呼號！他們身份不同，卻共同在為和平、民主浴血奮戰，共同在推動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重溫社史，自豪之情油然升起——因為回蕩在歌樂山的高亢戰歌中有我們九三學社的混聲和怒吼，鑄起的紅巖魂紀念碑上也有我們九三學社的熱血在濺灑和流淌！因為在為建立新中國的可歌可泣英雄史詩中有九三學社先賢用生命書寫下的不朽篇章！今天，歷史雖然已掀開新的一頁，但過去的這一頁告訴我們九三學社的光榮和驕傲，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九三學社先賢始終追隨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同中共同呼吸共命運的諍友、同盟者，九三學社自成立以來便堅持堅定不移地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風雨同舟，共同致力于民族的獨立自主、國家的統一富強的這一歷史傳承。
這段印證著多黨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礎的史實在日月更迭中從來沒有記載在我們的社史中。 吳藻溪，本是在社史上應該刻石勒碑之人，卻由于歷史的誤會和偶然因素，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以至被人們遺忘。吳藻溪于１９５３年退社了，這倒在檔案中有記載。退社的原因語焉不詳，或者記錄的文字也不見得是真正的、實際的原因，但無論如何，按照不因人廢言，不因人廢事的書寫歷史的原則，吳藻溪在九三學社創始階段的貢獻、對民族對國家的貢獻不應該被忽略被忘記，在九三學社的歷史上應該占有應有的位置。他可能不是一個完人，但他給社史留下的鮮活的抺不去的一頁長留于世。
韓主席在2006年九三學社理論研究和社史工作座談會上說，“社史是九三學社的命脈，九三學社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傳統、文化、理念，是要靠社史來薪火相傳的。割斷九三學社的歷史，就等于割斷了九三學社的命脈。” “社史工作需要認真、深入和細致，歷史不是簡單的資料匯總，要搞史學研究，對史料的搜集、整理、保管和使用都要講究科學方法，在這方面，我覺得我們還做得很不夠。” 韓主席明確清晰指出社史意義和目前存在問題。韓主席一語中的，講得好！回顧我在重慶調研，發現、挖掘吳藻溪史料的過程，我深深感到：如果沒有改革開放，轉變觀念，尤其是領導的支持，分派我去重慶做實地考察；如果沒有廣大普通社員的參與，沒有老社員，特別是重慶市委會的同志幫助聯系到的漆文定、許香谷等先生懷著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主動拿出自己多年珍藏的史料，提供線索，介紹情況；如果沒有調查人員具有一定的史學知識，執著的求索精神，將吉光片羽、零散的史料整理粘合，形成完整的有序的鏈接，吳藻溪在現當代史的巨大貢獻就不可能拂去歷史的塵埃，浮現在人們面前。
在九三學社社史的記載中，像吳藻溪其人其事的缺失或被扭曲，并不是孤立的，個別的，在我去重慶的調研中，發現很多本應該占有一席之位置的人物卻缺位，本應該記載的歷史事件卻缺載，本應該更準確更詳盡地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卻模糊，這些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今天，隨著思想的解放，觀念的演進，認識的提高，社史的編修和研究，應該有一個較大的突破，我們應該挖掘出、編撰出更接近史實的社史，以無愧于后人。（李 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