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一級教授樊弘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教育家，九三學社社員。1949年10月1日，受邀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北大學習
1900年，樊弘出生于重慶江津縣朱沱鎮，19歲時考入北京大學，正值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國家處在被瓜分的邊緣，我們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五四”運動中的北京大學已經成為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樊弘一個熱血青年，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立刻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北大學生運動之中。他還是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是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干事。
樊弘在北大英文系讀了一年之后，他對研究政治產生濃厚興趣，即轉入政治系學習。北大的政治系以周鯁生為主任教授，主要學習國際政治，樊弘是刻苦讀書之人，加之英文也有了一些功底，于是在周教授的指導下，遍讀名人著作。兩年后，即1925年發表第一部長達200余頁專著《勞動立法原理》。此書是中國勞動法方面最早著作之一。與此同時樊弘還受到胡適的青睞。北大的畢業生雖多，但是能得到胡適欣賞的并不多。胡適先生對他很賞識，二人也多有交往，樊弘對胡適非常尊重，視為導師。胡適非常愿意幫助樊弘，并推薦他去英國做研究，招考工作是由清華大學陳岱孫教授負責。樊弘多年以來一直很想出國深造，但苦于沒有經費不能成行。聽此消息，喜出望外，當天便抱著自己一疊著作，去陳岱孫教授處報考了。不久，經陳岱孫教授審查合格，樊弘被批準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
劍橋留學
1937年樊弘來到英國劍橋大學，當時英國仍然是世界上最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而劍橋大學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這里有著名的劍橋學派創始人馬歇爾及他的學生庇古·羅伯遜，還有凱恩斯和后來成為劍橋學派實際領袖的羅賓遜夫人等人。凱恩斯等主持的每周一次的經濟學世界講壇，人稱“劍橋學術圈”，開展經濟學學術討論。各國經濟學家們群英薈萃，在討論會上各抒己見。
樊弘的導師道布先生以研究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聞名于世，對馬克思的《資本論》很有研究，還曾是一名英國共產黨員。與凱恩斯齊名的羅賓遜夫人后來也成了著名的“左派”，曾經提出“向馬克思學習”的口號。樊弘和她有很好的私交，20世紀50年代初，在樊弘的邀請下，羅賓遜夫人初訪中國，由樊弘接待。在經濟學名家云集的劍橋大學，他開始了學習和研究工作。在導師道布教授的指導下，他深入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凱恩斯兩年前剛剛發表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這兩部經濟學上的權威著作，并選定《評馬克思和凱恩斯的資本積蓄、貨幣和利息的理論》作為自己的論文題目。這在經濟學上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對一個中國學生來講，要完成這樣的論文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當時樊弘的一位英國同學曾好意對他說：“我是劍橋經濟系本科畢業，又讀了兩年研究院，我是絕對做不出這樣題目的論文的。”他想勸樊弘另選題目。但樊弘決心已定，沒有動搖，繼續潛心研究。
一年半之后，論文完成了，放在道布教授的面前。誰知道布教授看了之后，認為不成功，甚至勸他放棄這個題目。兩年的學習時間已過了大半，樊弘心中仍想繼續完成這個題目，但手中的錢已所剩不多了。繼續下去，生活也將陷入困境。在此關鍵時刻，在一位四川籍的同學接濟和鼔勵下，樊弘堅定了自己完成這個題目的信心，重新做研究，重新寫論文。在不斷的研究之中，他終于發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與凱恩斯的經濟學說的不同之處，認為凱恩斯知道的馬克思都知道，而馬克思已經知道的凱恩斯卻并不知道。在新的論文中，他主要用馬克思的經濟觀點去揭示凱恩斯經濟學說的缺陷與不足，并對凱恩斯的觀點和理論有所批判，認為他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進行了有意無意的歪曲。這樣他改寫的論文便有了新意。他為了爭取時間，每天早上吃過早餐之后，便去劍橋大學圖書館，專心寫作，深夜才回家。如此埋頭苦寫三個月之后，論文又放在了道布教授的面前。一開始，道布教授以懷疑的眼光來閱讀，待到看完時不禁拍案叫絕，認為是難得的好文章。對如日中天的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批判談何容易，道布教授馬上通知系里，讓其他教授一同來審閱，閱過之后大家都說好。劍橋的教授們素以治學嚴謹著稱，難得有研究生的學術論文為他們所稱道。道布教授將此文推薦給著名的經濟學術雜志《經濟研究評論》發表。不久樊弘就接到雜志主編的來信，說他認真閱讀了樊弘的文章，認為是一篇很好的學術論文，同意發表，并說雜志是季刊，且下期準備發表的四篇文章已經排定，但因樊弘的文章很有學術新意，就決定將一篇原定的文章撤掉，換上他的文章。樊弘受到劍橋大學經濟系教授們的一致好評，與許多教授、同學結下了友誼，其中包括羅賓遜夫人。樊弘的這篇論文發表以后，對當時的經濟學術界有一定影響，其后有許多劍橋學者也開始認真研究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凱恩斯看了樊弘批判他的《通論》文章，沒有提出任何異議。這篇文章有它的歷史定位，1968年被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的《馬克思和現代經濟學》所收錄。樊弘教授是一個踏踏實實做學問的人，十余年潛心研究經濟學，終于獲得了成功。自此樊弘成為了一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教授。
北大任教
在抗日戰爭勝利后，樊弘教授時任復旦大學經濟系主任，本應隨校返回上海，但同時又接到母校北京大學經濟系任教授的聘書，最終決定還是返回北京大學任教，樊弘教授回到母校, 可謂是如魚得水，北大的校長正是他在北大做學生時，他最尊崇的胡適老師，在那里能更好地實現他救國救民的政治理想。當時全國上下對蔣介石政權的貪污腐化不滿，1948年3月29日，既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日，也是華北學聯成立的日子，北大學生會決定在北大舉行紀念大會。樊弘、許德珩、袁翰青三位教授在位于沙灘的紅樓北大民主廣場上，做救國救民的演講，慷慨激昂，振臂高呼，臺下群情振奮，成千上萬的學生們鼓掌叫好，一呼萬應。許多青年學生受了他們的影響走上革命之路，樊弘與許德衍、袁翰青三位教授，還被青年進步學生們稱贊為“民主三教授”。
樊弘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對馬克思、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均有精深的研究。他一生發表專著十余本，論文100余篇，涉獵經濟學的諸多領域，以及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而且，他的學術論文大多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作為一個教育家，他注重培養學生的德育，許多學生受他影響走上進步之路。他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鼔勵學生發表文章，他的一些學生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北京大學紀念樊弘從事教學55周年的大會上，他這樣說：“只要一息尚存，就努力去攻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頑固堡壘，攀登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珠穆朗瑪峰！”同時他多次通過著文、直言等方式，對北京大學的辦學提出自己的意見，盡了他一個北大人40年執教生涯的一份責任。
1988年4月18日，樊弘教授結束了他精彩的一生，帶著微笑離開了人世。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首都經濟界、教育界等200多人參加了樊弘教授的告別儀式，逝世后，《人民日報》刊登了悼文，對他的一生給予很高的評價。（本文作者系樊弘先生侄孫張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