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挺有意思，我們家三個人加入九三學社的時間不僅橫跨了兩個世紀，而且前后還相差了整整23年：爸爸詹同渲（更多的人熟悉他的筆名——“詹同”）于1982年加入，弟弟詹詠于1997年加入，我則于2005年加入。這橫跨了23年的時段，恰好融入改革開放40年的光輝歷程，今細細回味，歷歷往事與變化讓我感慨萬千。
“以創造性建設謀求社會進步”和“為國家富強而奮斗終生”是我曾祖父、著名愛國鐵路工程師、被譽為“中國鐵路之父”的詹天佑年輕時就樹立起來并一生踐行、鞠躬盡瘁的理想和信念。我爸爸詹同渲是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一級導演兼美術設計、著名漫畫家，雖然從事文藝工作，但秉承了我曾祖父的理想和信念，這與“愛國、民主、科學”的九三學社宗旨高度契合，所以他成為了九三學社的一員。
20世紀80年代初，振興中華的宏愿在神州大地已化為巨大的動力，爸爸與當年上海電影系統的多位同行先后加入了九三學社，但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卻分散在各區的直屬支社中。1984年2月25日，在他和袁國英等幾位老師的努力下，直屬于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社市委的前身）的文藝支社成立，文化藝術出版界的九三學社社員也就聚在了一起。爸爸當選為支社的第一屆主任委員。那時的文藝支社成員僅有20人左右，其中來自影視系統以及本市話劇團的社員占了支社的“半壁江山”。
1987年，爸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早在他13歲時就曾在北平為中共地下黨組織畫過“反對內戰”的宣傳畫，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他一生的夙愿。作為第六屆市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市政協常委以及九三學社市委委員，他一次次地在有關會議上就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和國產美術電影事業的振興繁榮向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等領導建言獻策，其他社員也積極為我國文藝事業的發展獻計獻策。這些前輩們確實非常樸實可愛，因為當年的文藝支社還沒有一個專門對口聯系的統戰部門，也沒有固定的活動經費和場所，甚至連郵寄一些會議通知也要在社市委機關干部的幫助下解決，開展一次組織活動非常不容易。我至今還保存著那時期“九三”前輩們使用過的自制信封，僅有現今手機一般大小，可見他們當年是多么節儉！
上世紀90年代，在曹正文、周軍等擔任支社領導期間，吳宗麟老師就積極動員當時在科影廠從事動畫背景設計的我加入九三學社。而當時我自感尚有欠缺，便推薦弟弟詹詠加入。弟弟比我小8歲，當年已在少兒報刊領域干得很出色了，而且還在全國漫畫比賽中得過獎。我們姐弟倆都是爸爸的崇拜者，無論是繪畫還是為人，且弟弟曾對爸爸表示過，等長大后也要加入九三學社。于是，在爸爸病逝兩年后，年僅26歲的他成為當時文藝支社最為年輕的社員，那一年，支社曹正文主委也僅40多歲，他和吳宗麟老師等均是1988年入社的。可以說，上世紀80年代末，九三學社上海組織已加快了“年輕化”的步伐。
后來，弟弟詹詠又擔任了支社的副主委，2008年他進入九三學社上海市委擔任宣傳部副部長，今年他又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在“九三”的大家庭中，他不斷歷練成長，我想爸爸如果知道，一定會很欣慰。
2005年，我也像爸爸和弟弟一樣，終于成為文藝支社大家庭中的一員。社市委主委趙雯十分關心文藝支社的組織建設和發展，并時時關注老社員的健康和中青年社員的成長。2008年12月25日，經過一年的籌備，文藝支社升格為九三學社上海市文化委員會，曹正文擔任第一屆主委。委員會下設文新報業集團、文廣集團、油雕院三個支社，成員也從1999年的71人發展到102人。在成立大會上，許多30多歲的社員積極參會并承擔會務工作，委員會朝氣蓬勃。
文化委員會成立11年來，曹正文、朱少偉、鄭瑛三位新老主委以身作則，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提案的內容涉及文化、民生等諸多方面。毛時安、曹正文、朱少偉老師的提案，如《政府應當明確加大文化財政投入力度》《積極、穩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盡快解決滬寧高速擁堵現象》《醫保卡應在長江三角洲聯網》《充分利用浦東“鶴窠村”遺址、生動展現古代上海鶴文化的建議》等，受到了中共市委、市政府、市政協的重視。朱少偉、史煦光、李建國等社員在反映社情民意的信息稿中提出的建議，也得到了全國政協、社中央、市政協及中共市委統戰部等的重視和采納，有些還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
這幾年，委員會發展了多位20多歲的年輕社員，使社組織的活動更加豐富多彩并充滿了朝氣。人才濟濟的文化委員會目前有100多位社員，他們中既有知名的“電影人”，也有知名的作家、節目主持人、書法家、畫家、編輯、記者等等，他們通過講座、展覽、公益活動、著書立說等形式，把先進文化傳播到社區、高校，并傳播到孩子們的心中。
撫今追昔，屈指算來，我們一家兩代人經歷了近40年九三學社上海組織的發展，雖然僅是一個小側面，但“嘗鼎一臠”“見微知著”，何能不百感交集？
（九三學社上海文化委員會 詹螢 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