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思職(1904年3月15日—1983年8月18日)，出生于福建仙游。生物化學家、免疫化學家。1957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
劉思職1904年3月15日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市一書香門第。父親曾當過學堂教師和滿清吏部小吏。劉思職自幼聰穎勤奮，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在家鄉讀完中學后，17歲即考入
廈門大學化學系。1925年，得岳父相助，劉思職自費出國留學，入美國西南大學化學系，1926年畢業獲理學士學位。同年，入堪薩斯大學學習物理化學，攻讀博士，同時兼任該系助教，以其收入維持學習和生活費用。1929年以優異成績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取得博士學位。
1929年，劉思職在學成后立即回國。1929年至1930年在上海大夏大學任教。1930年至1942年應聘到北平協和醫學院任助教，后提升為講師、副教授。在此期間，曾先后赴德國威廉凱撒研究院細胞生理研究所及英國劍橋大學摩丁諾研究所進修。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協和醫學院停辦。1942年執教于北京大學醫學院及其后的北京醫學院，任教授及生物化學教研室主任。
劉思職在協和醫學院任教期間，大部分時間是作為我國卓越的生物化學家吳憲教授的助手，在吳憲實驗室從事生物化學和免疫化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他在吳憲教授直接指導下，進行蛋白質變性的實驗研究。他的工作為吳憲“蛋白質變性學說”提供了實驗基礎。他的實驗證明，超聲波所引起的氣泡增加了溶液的表面，使表面上蛋白質分子相互碰撞的頻率增加，這是導致蛋白質變性的主要因素。實驗還發現，蛋白質經加熱變性導致凝固，尿素變性則無凝固現象，但它們的滴定曲線均向堿移。表明蛋白質在變性時，結構紊亂，對酸堿的結合能力有所改變，也進一步證明蛋白質的變性是由于蛋白質分子由折疊而變為伸展。吳憲曾在美國波士頓召開的第十三屆國際生理學學術大會上報告了他們的實驗結果，闡述了蛋白質變性機理，引起生化學界的極大關注。這些研究成果為以后研究蛋白質大分子的高級結構與功能關系奠定了基礎。劉思職在協和醫學院最主要的研究工作是關于免疫化學的研究。劉思職在吳憲的指導下，創造性地用化學定量方法研究抗原抗體的沉淀反應，分析了免疫沉淀物中的抗原抗體比例，并定量回收抗體，純化抗體。他首次用堿法定量分離卵清蛋白免疫沉淀物中的抗體，回收率達50%，純度達96%；并證明抗原抗體的結合反應遵守化學平衡原則，平衡可因加堿或鹽而移動，使抗原抗體反應的研究納入純化學定量關系。他還用定量方法證明，動物對第一種注入抗原所產生的抗體量，可因注入第二種抗原而減小；其對于第二種抗原的反應，也比未接受第一種抗原注射者為低；但此兩種抗體的總量則比只注射一種抗原者為高。劉思職在20世紀30年代對免疫沉淀反應定量研究的一系列成就，使他成為當時免疫化學的創始人之一。以后他一直繼續這一領域的研究，如低級抗體的性質和代謝，激素對抗體代謝的影響，強弱不同抗原在體內的代謝率等，并在國內外雜志上先后發表了40余篇論文。生物化學是20世紀的一門新興學科。劉思職在協和任教之初，學校使用的教材全部都是英文本。他們深感要推動生物化學在我國的發展，必應使用我國的文字表達生化名詞和教材。吳憲教授曾嘗試用中文寫出生物化學實驗講義，遭到協和醫學院外籍女教務長的反對。在抗日戰爭勝利后，劉思職曾組織部分生物化學學者著手編纂中文生物化學名詞，但遭到當時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系主任、原燕京大學外籍教授WH阿道夫(Adolph)的反對，他借口脫離協和醫學院的中心工作而加以否定。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才有可能和幾位同道一起，于1950年初開始編譯生物化學有關名詞，完成了一部比較系統的《生物化學名詞草案》。該草案不久為全國所采用，統一了全國的生物化學名詞，并給以后的生物化學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創造了良好的條件。1954年他主編了《生物化學大綱》，這是我國第一部自編的中文生物化學教科書，全書70萬字，內容豐富，取材新穎，條理分明，邏輯性強。該書一改過去科技教科書完全照搬外國教材的慣例，具有我國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緒論中介紹了我國古代在釀酒發酵、營養及臟器治療等方面的成就；頌揚了我國著名生物化學家吳憲在臨床化學、蛋白質化學，特別是蛋白質變性學說及免疫化學方面的卓越貢獻。在營養學等章節中，結合我國的國情，修正了我國成人蛋白質等營養成分的需要量；按照我國的膳食習慣，列出我國人民日常食用的幾種混合蛋白質的生理價值。1964年修訂重版時書名改為《生物化學》。經衛生部推薦，作為高等醫藥院校試用教科書，一直沿用到1978年，為培養我國生化科技人才做出了重要貢獻。20世紀50年代初，他還曾編寫了《生物化學講義》。該書簡明扼要，深入淺出，文筆流暢，深受醫藥衛生界歡迎，為建國初期普及生物化學基礎知識起了重要作用。
劉思職廣見卓識，具有敏銳的科學預見。早在1955年，當蛋白質的生物合成還處在一個神秘階段的時候，他在其主編的《蛋白質的生物化學》一書的“編者的話”中就指出：“生物化學家當以蛋白質的人工合成作為今后努力的方向。”同時，他還身體力行，把蛋白質的生物合成作為他所領導的北京醫學院(現北京醫科大學前身)生物化學教研室科研的戰略重點。為此，在我國生化界較早地建立了電泳、色譜等先進生化實驗技術。由于政治生活坎坷，劉思職良好的科學預見未能實現。20世紀60年代，在國際生化界，蛋白質研究出現重大突破。劉思職把自己的科研設想和見解，撰文為“抗體的性質及生成機制”發表在《生理科學進展》(1963)雜志上。當時核酸在遺傳信息傳遞中的作用剛有端倪，他從法國某實驗室的報道中獲悉：從北京鴨提取獲得的DNA(脫氧核糖核酸)引入另一種系的鴨時，導致后一種系鴨出現北京鴨的某些性狀特征。他就用免疫動物淋巴細胞中提取的DNA引入另一未經免疫的同系動物中，希冀獲得抗體生成性能的轉移，藉以證明“DNA→mRNA→抗體蛋白質”的生物合成這一通路的存在。遺憾的是，這一研究工作剛剛起步，又因“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而夭折。壯志未酬，使劉思職感到無限惋惜。劉思職晚年長期多病，無力支撐病體進行科研與教學，1983年8月18日終因久病醫治無效逝世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