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家麟(1920年8月8日—)，出生于哈爾濱。加速器物理學家。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
謝家麟生長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是一個文學修養很好的知名律師，曾與李大釗同志寫詩唱和。日本侵占東北之后，全家被迫入關，定居北京。謝家麟在青少年時代，目睹祖國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迫切希望自己能對抗擊侵略、振興國家有所貢獻。他在讀初中時，就喜歡自己動手。無線電是他的極大愛好。他從礦石收音機做起，逐步發展到做單管機、低放、高放，后來又發展做發射機。為做無線電設備，他時常是廢寢忘食。
謝家麟1938年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在大學四年級上學期，爆發了日美戰爭。日本侵略者入駐并關閉了燕京大學。他輾轉到了內地。當時凡從敵占區來的學生，都可選擇內地大學借讀。由于受“航空救國”思想的影響，他轉到武漢大學航空系。半年之后，覺得該校當時缺少實驗條件，學習偏于空洞，又回到成都復校的燕京大學物理系。1943年在燕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畢業后，到中央無線電器材廠桂林總廠的研究室工作。
1947年，謝家麟赴美留學，1948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碩士學位。1951年獲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1951年—1952年在奧里根大學任教。1952年—1953年在斯坦福大學微波與高能物理實驗室進行研究。1953年—1955年在芝加哥任直線電子加速器建造負責人，負責醫用直線電子加速器的研制和建造工作。在建造過程中他解決了許多特殊的、無例可循的設計和調試的問題：如加速器尾端全反射產生的駐波對粒子動力學的影響；將尺寸為毫米級的加速后電子束均勻地擴展為幾十厘米的方法；設計可旋轉的散焦的磁鐵輸運系統；解決在復合輻射場下不同能量的中子、γ射線和電子的測量和控制；高能電子50%致命劑量的測定等。經過兩年的工作，他領導研制成功了當時世界上能量最高的醫用直線電子加速器，當時在芝加哥報紙上曾有大篇幅的報道。該加速器運轉了約30年，直到80年代才退役。
謝家麟1955年回國。早在1950年，正在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謝家麟，就打算立即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只是在導師的勸說下才繼續學業。次年，在取得了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學位后，謝家麟迫不及待地登上了歸國的客輪。然而就在輪船中途停靠檀香山時，卻被美方無理扣留，美國以“交戰國掌握與軍事資料有關的技術人員不得離開美國”為由，將其遣返美國。1955年，他又收到美國當局的通知：要么加入美國國籍，要么立即回中國。謝家麟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就這樣，謝家麟終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那時，謝家麟在學術上已有一定的成就，繼續留在美國能取得更多成果，為什么要放棄國外優裕的生活與工作條件，回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呢?他在一篇當年登載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上表示，在美國獲科研新成果只是錦上添花，而回國工作才是雪中送炭。的確，謝家麟回國后，先后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前原子能研究所)任室主任、加速器部副主任、“八七”工程加速器總設計師、高能物理所副所長、“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經理等職。現為該所研究員，原北京自由電子激光課題負責人，中國加速器學會名譽理事長。他前后承擔了三項規模較大的科研工程。第一項大型科研工程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他領導研制成功了我國脈沖功率最大的速調管和可向高能發展的電子直線的加速器。均獲全國科學大會的重大貢獻獎。在研制過程中，他考慮到這個工作包括多種復雜的尖端技術，而當時國內的情況則是在舊中國極端落后的基礎上現代工業剛剛起步，西方對我禁運，蘇聯對我保密，要用的許許多多的器材無法獲得。任務十分艱巨，他形像的比作如要吃饅頭，得先種麥子。要做加速器還要做世界上脈沖功率最大的速調管來產生微波；還要做性能指標超過工業部產品幾十倍的調制器來做速調管的電源；還要做調制器的關鍵部件脈沖變壓器；還要做脈沖變壓器鐵心的繞制、鍍膜機；如此等等。不但工作量巨大，更重要的是它們有許多我們還未掌握的技術關鍵。大功率速調管在幾十萬伏高壓下工作，最初是高壓擊穿關；解決之后產生了微波，又出現了微波輸出窗擊穿關，每次擊穿，管子都會暴露大氣，在分析原因、改進設計之后，要經過幾個月的辛勤勞動才能恢復試驗。他由衷感謝那時剛由大學畢業與他合作的青年同志們，他們的無私奉獻，百折不回的精神和對他的信任與支持，終于使這臺加速器在1964年建成出束，當即投入國防使用。
這臺加速器建成的意義是重大的，它體現了自力更生，科學促進工業的思想。事實上，它也是我國高能加速器的預研，為后來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順利建成奠定了人才和技術的基礎。謝家麟認為，推動加速器事業在我國的發展，人才培養是根本的問題。所以在這個時期，他還在清華大學任兼職教授，講加速器課程；并在中國科學院電子所講授速調管課。后來他與合作者趙永翔出版了《速調管群聚理論》一書。
第二項大型科研工程是高能加速器的建造。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我國開始了一個以建造50GeV質子同步加速器為中心任務的“八七”工程，他被任命為加速器總設計師，領導設計工作。后因多種原因改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從1981到1986年，他擔任對撞機技術領導(后任工程經理)。這是中美科技合作協定中的第一個重大項目。他在這個崗位上完成的主要任務是：在設計工作中對決定對撞機性能的一些物理參數做出決策，如儲存環磁鐵的孔徑，高頻加速系統的頻率，電子的注入能量，正電子的產生能量等等；在幾個大系統中確定少數必須進行預先研究的項目；調整各大系統在總經費預算中的合理份額和提出保證工程進度的技術措施。
在領導的大力支持和工作人員的奮力拼搏下，對撞機終于在1988年順利建成。它的亮度是美國同類機器的4倍，證明了設計決策的正確性。現已用它完成了幾個重要的高能物理研究課題，其中陶質量測定是1993年世界上最重要的高能物理成果之一。從此，我們在國際高能物理界占據了一席之地，與其他國家享有平等的伙伴關系了。另外，在建器之初，設計中就強調了“一機兩用”的考慮，結果它產生的同步輻射，為多種科學技術領域所使用，促進了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該項科研工程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謝家麟在獲獎人員中排名第一。
第三項大科研工程是在紅外區工作的“北京自由電子激光裝置”。自由電子激光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與常規激光完全不同，它是利用加速器產生的電子的康普頓散射的原理工作，具有波長連續可調、短脈沖、高功率等特點，有十分重要的科研和生產應用的潛力，被稱為第四代的同步輻射。因此，世界上科技先進國家紛起研制。但它對電子束品質的要求遠遠超過了一般加速器所能達到的水平，國際上建成的裝置中只有大致半數可以出光。而波長愈短，難度也就愈大。北京自由電子激光經過6—7年的研制，克服了一系列的技術難關，終于在1993年建成，出光達到飽和，成為繼美歐之后亞洲的第一臺紅外自由電子激光裝置，說明我國在這個領域已進入國際先進行列。開展應用之后，必然會對多種科學技術的發展起重要的推動作用。“北京自由電子激光裝置”獲1994年中科院科技進步獎特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謝家麟院士是第一獲獎者。
40多年來，謝家麟通過加速器有關領域的研究，設備建造和人才培養，對我國實驗物理、加速器物理和技術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家麟院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知識淵博的學者和平易近人的領導。現在，他雖已步入高齡，但他仍在積極地進行科研工作。他的信念是：生命的意義在于不斷地學習、探索和進取。他說：“在研究工作中每一點滴的奉獻，都使我得到莫大的快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就是我用以自勉的座右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