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長望(1906年10月28日—1962年6月9日)，出生于湖北武漢。氣象學家。1955年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參與創建九三學社，并被選為理事。九三學社第二屆中央理事會理事，第三、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涂長望出生于以宗教為職業又崇尚新學的貧寒之家。父親涂含章，為生活所迫曾在教堂當廚師，后成為職業傳教士。母親汪美珍，受過新學教育，常以偉人故事教育11個孩子。涂長望排行第三，童年生活的艱辛，使他萌發了奮發圖強，振興中華，為中國人爭氣的志向。讀書期間他受“五四運動”和北伐革命浪潮的影響，參加過人民群眾舉行的孫中山追悼會及“沙基慘案”后的罷課斗爭。1926年秋因政局動蕩，華中大學無法開學，他轉入上海滬江大學科學系。1929年畢業后，他回博文中學任教。1930年5月，涂長望以優異的成績考取湖北官費留英生，同年10月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地理學，次年9月轉入倫敦大學理工學院學習氣象學，期間寫成“中國雨量與世界氣候”的論文，獲碩士學位，并經推薦成為英國皇家氣象學會國外會員。1933年他進英國利物浦大學，攻讀地理學專業博士學位。他留學期間交游甚廣，并熱心于民主進步事業。參加了留英進步學生組織的“反帝救亡大同盟”，痛斥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4年他受“反帝救亡大同盟”的派遣，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招待會。返英后他參加了第三國際領導的秘密活動，結識了楊秀峰、鄒韜奮等進步人士，且受到他們的思想影響，認識到“近代科學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社會基礎，歐洲科學迅速發展與工業革命密切相關”。涂長望應竺可楨之邀于1934年秋回國，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研究員。1935年9月借聘到清華大學地理系任教授。1939年5月他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聘，任浙江大學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長。在浙江大學期間，他想方設法對師生進行抗日愛國、民主進步的宣傳，1943年1月赴重慶中央大學地理系任教授。1944年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出席慶祝“十月革命節”的活動。他由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等所堅持的抗日救國立場，看出中國的希望在于共產黨。1945年7月他與梁希等人積極組成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科協)。他任常務理事兼總干事，從事愛國民主運動和國際和平運動。
抗日戰爭勝利后，涂長望隨中央大學返回南京。他為中國科協的建立和發展付出了巨大精力，團結了許多進步科學工作者為科學和民主而斗爭。他是成立九三學社發起人之一，并被選為首屆理事，為反動派所仇視。為免遭國民黨特務的毒手，1948年秋由共產黨地下組織安排，涂長望離寧赴滬，轉道香港，1949年春抵北平。12月，他被任命為中央軍委氣象局局長。1953年8月軍委氣象局轉為國務院建制，改稱中央氣象局，他繼續任局長，直至逝世。1955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涂長望潛心氣象科學研究，涉獵甚廣。他以英國、挪威和美國氣象學派的理論為基礎，在中國長期天氣預報、中國氣團和鋒面、中國氣候和東西環流研究和應用，在培養氣象人才、發展氣象教育、全面創建祖國氣象事業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貢獻。
涂長望開創了中國長期天氣預報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初，涂長望指出，中國天氣是東亞天氣的一部分，而東亞天氣又是世界天氣的一部分，要研究中國反常天氣就必須從大氣環流的整體觀點出發，研究大氣活動中心、大氣波動以及海洋環流與中國降水和溫度變化的關系。他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如“1931年的大水與1934年的大旱和遠東活動中心的關系”、“中國天氣與世界大氣的波動及在中國夏季旱澇長期預告中的應用”等，這種把中國天氣和世界天氣聯系在一起的觀點，不但在當時是先進的，現在依然是正確的。這為我國長期天氣預報研究工作的開展和后來長期預報業務的建立指出了方向。
20世紀30年代，氣團和鋒面的分析研究是氣象學中的重要研究課題。涂長望對中國氣團和鋒面作了深入的研究，先后發表了“中國平均氣流與鋒面的初步研究”(1937)、“中國之氣團”(1938)、“中國氣團分析與天氣范式”(1940)等論文，其中“中國之氣團”一文深受學術界的推崇。他在“中國之氣團”一文中指出，當記錄次數少時，以各氣團之標準實例為其特性之代表，應比平均數為好；如佳例為數頗多，則可以平均數表之，他還對中國氣團進行了分類并對各種氣團之屬性進行了詳細而精辟的分析，得知各種氣團及其交綏下的天氣，其效果甚佳。
涂長望的論著中有很多是以中國氣候和東亞環流的研究為內容的。他在中國氣候分區的研究中，考慮了干濕情況，首先引入年降水量分布形式，并以此為依據，提出了中國氣候分區方案，進一步發展了竺可楨的氣候分類研究。1931年竺可楨在“中國氣候區域論”一文中指出：“劃分中國氣候，務必留意分區界限須與一國之天然區域符合”，“在中國之氣旋與反氣旋范圍內，各處所受影響大異，氣候區域之決定，應視此范圍為準。”即以此兩點作為劃分中國氣候區的界限。并將中國氣候區分為8類。涂長望在竺可楨氣候區劃基礎上，提出改進意見，發表了“中國氣候區域”(1938)的論文。
在東亞環流的研究上，涂長望也有獨到見解。他充分利用已有的中國氣候資料，繪制了中國逐日平均地面氣流圖，研究了不同氣流之間的鋒系活動，他又使用僅有的一些探空資料，分析東亞自由大氣特點。1944年他與他的學生黃士松一起發表了“中國夏季風之進退”的重要論文。他通過研究發現，中國真正的夏季風僅由熱帶海洋氣團及赤道海洋氣團或其變性氣團所致；中國夏季風出現于4月初，結束在10月25日前后，撤退遠比推進為速。他首先指出東亞季風的進退有明顯的跳躍現象，即階段性和突變性，表征著東亞季風環流的非線性特點。
這在當時是很有創見的，對研究我國季風與旱澇有重要意義。涂長望在氣候研究方面的最大特點是密切結合天氣學，使氣候學更富有活力。
1949年涂長望著手撰寫《中國氣候》一書的初稿，后因工作繁忙而終未完成。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于病榻上完成了“關于二十世紀氣候變暖的問題”(1961)的論文。在此文中，提出了“20世紀以來我國氣溫的變化就可能進入第三個時期——又一個變暖的時期”的論斷，他的這一論斷已為后來的實際資料證明是正確的。他高度概括地指出了氣溫的長期變化的重要特點，此文發表時正值我國華北連續三年干旱之后，人們都關心氣候變化的問題，此文的發表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視。
解放前，涂長望對農業氣候、霜凍預測、長江水文預測、氣候與人的健康、中國氣候與各河川水文、土壤形成與植被分布的關系、中國人口與社會等也作過研究，這些工作在當時多為我國前所少有。后因戰亂，顛沛流離而被迫中斷。
涂長望對我國氣象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他無論是任教于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央大學，還是擔任中央氣象局局長，都十分重視對祖國氣象人才的培養。中華人民共和國氣象科學事業的迅速發展是同他嘔心瀝血發展氣象教育分不開的。
涂長望講授的教材都是自己編寫，他每次課前認真背課，不斷修改講稿，充實最新的內容，并結合自己的研究加以評論，使課堂教學內容十分豐富新穎，富有獨到見解。他知識淵博，思想開闊，教學中舉一反三。他講課條理清晰，重點突出，重視基本概念。他在教學中一貫強調理論聯系實際，要求學生用天氣學理論來預測中國的旱澇災害，規定學生作定時氣象預測，試作單站天氣預報，以提高學生的業務能力。
他所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國內外知名學者，如施雅風、葉篤正、謝文炳、毛漢禮、陳述彭、郭曉嵐、黃士松等。
涂長望還十分關心學生的思想、生活，真正做到既教書又育人。他教導學生說：“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于為最大多數人謀利益。”他愛學生如子弟，抗日戰爭期間，他設法為貧苦學生安排勤工儉學，為畢業生尋找職業，進步學生要投奔延安，他不顧自己經濟困難，慷慨相助。他經常身著補丁衣，可當他見到去看望他的一位學生衣衫破舊時，則拿出自己的衣褲送給這位學生。涂長望的高尚情操贏得了廣大學生的尊敬和愛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氣象事業急待發展，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氣象人才奇缺。涂長望不畏艱辛，積極辦學，主動與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有關高等學校的領導人及知名學者共籌良策，決定在北京和全國各大軍區舉辦數期短訓班，還聯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開辦具有大學水平的天氣預報學習班，在短短的七八年內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氣象人才。為培養農業氣象人才，他與各方面協商，克服種種困難，確定在北京農業大學成立農業氣象專業。
涂長望所采取的一系列辦學措施，既滿足了當時對各類氣象人才的迫切需要，又為后來的發展造就了一批專家和領導骨干。
涂長望是中國氣象事業的奠基人。發展我國氣象科學事業是涂長望畢生的追求，他在出任中央氣象局局長后，以滿腔熱情和非凡的組織才能投入到開創我國氣象事業的實踐中去，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既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思想，又有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和民主作風。他與幾位副局長及有關大學和科研單位的學者密切合作，在短短10年內，使各項業務工作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氣象事業創辦之初，全國(臺灣省未計在內)所有氣象人才不足400人，高級氣象人才更為奇缺，要迅速開展氣象業務工作，急需聚集和延攬氣象科技人才。為此涂長望從我國實際出發，于1950年3月，倡議軍委氣象局與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聯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和聯合氣象資料室，匯集雙方的技術力量，發揮雙方的優勢，成績顯著。他還一方面寫信給港澳及海外留學、工作的學生和朋友，動員他們盡快歸來為祖國服務；另一方面動員在國內非氣象崗位上的學生盡快回到氣象崗位工作。在他的感召下，一批有才華的氣象人才毅然返回祖國或回到氣象崗位，在創建和發展我國氣象事業中，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專長，為共和國建立了功勛。
中央軍委氣象局成立后，負責統籌全國氣象業務。涂長望按照中央“分區建設，集中領導”的原則，陸續在各大軍區成立了氣象處，在各省軍區成立了氣象科，在迫切需要氣象工作配合的特種兵內，成立中央和軍區的氣象科或氣象室，在民航局內成立了氣象室。1951年他在北京組織召開的首次全國氣象會議上，明確了各級氣象臺站的領導體制和職責范圍。1953年氣象局轉為國務院建制后，又相繼在各省、市、自治區成立了氣象局和氣象臺。1958年他又在桂林全國氣象工作會議上提出并確立了“專(區)專建氣象臺、縣縣建氣象站”的建設原則。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提出了改進專區臺預報方法的重要思路，并發展成為我國地區分析預報方法，1959年推廣全國，后一直被沿用。涂長望在健全國各級氣象組織機構的同時，也加強了中央氣象局的機構建設，設立了中央氣象臺、氣候資料室、氣象研究所、業務管理處、氣象教育處、圖書館等機構。這些組織機構的建立，健全保證和推動了全國氣象業務的全面開展。
1949年以前，我國氣象觀測按英、美、法、日等國規范進行，從而造成各時期、各地區的氣象記錄難以比較。為保證我國氣象記錄質量，涂長望及時組織人員編寫了《氣象觀測簡要》，后又經多次實驗研究，編寫了適合我國國情的《地面氣象觀測規范》，以統一全國的觀測技術和制度；統一掌握氣象儀器和消耗器材的采購和調配，建立了標準儀器和檢定設備，全國形成了氣象儀器檢定網。
各個臺站的觀測業務是全國氣象工作的基礎，涂長望狠抓這項帶有戰略性的基礎建設。1949年，我國僅有101個裝備簡陋、技術落后的氣象臺站。涂長望任軍委氣象局局長后，一面組織接收、整頓、恢復原有臺站工作，一面大力發展新臺站。經過短短幾年時間，就在全國范圍內，建成了布局合理的氣象臺站網。20世紀50年代后期，我國地面觀測業務已達到世界水平，高空站網的數量已達到國際標準，這是我國氣象界幾代人曾努力成就而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未能成就的事業，在國際上也產生了重要影響。60年代初，美國組織數以千計的科學家評價中國的自然科學，出版的《共產黨中國的自然科學》一書中特別指出：“在涂長望主持下的臺站網建設給人們以深刻的印象。”
涂長望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制定了不同內容的業務和服務方針，以滿足社會當時的迫切需要。創業初期，國內戰爭尚未結束，又面臨抗美援朝的嚴峻形勢，涂長望根據中央精神，制定了“大力建設氣象臺站網，統一業務規章制度和技術規范，開展氣象服務”的方針，確立氣象工作首先保證國防需要，同時兼顧經濟建設的需要。1953年國家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后，他主持制定了“積極領導，在鞏固與提高現有工作的基礎上，根據需要與可能，有計劃地加以發展”，1956年他又提出“積極建設，保證質量，提高技術，擴大服務”的方針，并確立了氣象工作既為國防現代化又為國家工業化，交通運輸和農林業等生產服務。1958年在桂林氣象會議上，提出“依靠全黨全民辦氣象，提高服務質量，以農業服務為重點，組成全國氣象服務網”的方針。
他對氣象工作為社會服務有極為深刻的認識，他認為“氣象事業的中心任務就是服務，脫離了服務來談氣象工作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早在1953年他就及時提出要重點為經濟部門服務，加強對民航、海運、漁業、鹽業、農業、林業、水利、廠礦和鐵道等方面的危險天氣的預報，多年來，為國家挽回了眾多經濟損失。
涂長望為國、為民、為真理獻身的高尚品格贏得了科學界人士的廣泛尊敬，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
(1)尊重科學，堅持真理。涂長望一貫提倡實事求是，反對盲從。20世紀50年代初，全國學習蘇聯，氣象部門有專家發現蘇聯的平流動力理論不適用于我國，這在當時極易被視為政治問題。涂長望不顧個人安危，支持鼓勵專家們說：“在年會上作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當社會上出現空喊政治口號苗頭時，他卻在中央氣象局大會上要求全體干部學習業務，鉆研技術，精簡會議，減少兼職等。
(2)嚴于律己，關心他人。他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從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總是克己奉公，赤誠待人。他對己生活清儉，只想為國家分憂，從不愿給國家增加負擔；對別人則關懷備至：工農干部因不懂氣象業務而焦急，他深為理解，為他們安排時間，聘請名師，并親自任教，終使他們由外行變成內行；面對福利、待遇，他總是考慮同事；在“左”傾路線干擾時，他挺身而出，保護了一批同志，使他們免于受難。
(3)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長期的過度操勞，加之身心創傷，致使他在有為之年就絕癥纏身。1958年，他的腦干瘤在惡化，步履艱難，視物模糊，但他仍忍辱負重，繼續拼搏。1959年他病重到杭州療養，途經上海時登上幾十米高的鐵塔，要親眼看看他主張引進的測雨雷達。
1960年他兩眼不能聚焦，蒙上右眼，寫了兩千多字的涉及多項業務的建議書。1961年，他雙目接近失明，用口述完成了他最后一篇題為“關于二十世紀氣候變暖的問題”的重要論文。雙目失明后，他仍時刻關心著我國氣象工作進展情況。他在生命垂危之際，思維仍很清楚，但語言能力喪失了，他就艱難地用手勢表達他還想為國家工作20家的心愿。然而他生命的火焰終于過早地熄滅了，他告別了人民，告別了為之奮斗的事業。
涂長望的一生，是為中國實現民主，振興科學而坎坷奮斗的一生，他對人民無限忠誠的高尚品質，激起人們對他深切的懷念和無限的愛戴，他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