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九三學社中央常委鄭楚光在提交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大會發言中指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其本質是社會公平。沒有社會公平，就沒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但是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不和諧的社會事實和聲音始終存在著。主要表現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發展相對滯后，公共資源分布不均衡。經過26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GDP總量增長了10倍，平均發展速度為9.4%，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但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發展相對滯后，這種滯后在2003年“非典”考驗中暴露得更加充分，可以看出城鄉差距拉大問題和公共醫療資源短缺問題。有關專家認為，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賦負擔、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因素綜合考慮，城鄉差距就遠不是官方公布的3倍，而可能會有6倍以上。從地區差距來看，盡管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但是東中西部的差距仍呈擴大趨勢。現代社會中收入差距肯定是存在的，關鍵是要保證它在一個可控的范圍內。一些弱勢群體為改革發展作出的貢獻與應得補償不對等。這些弱勢群體主要指農民和工人，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是犧牲農民的利益來發展城市建設，經濟的二元結構和城鄉“剪刀差”讓廣大農民苦不堪言。改革開放26年取得的成果，農民并沒有充分分享。在再分配經濟體制下，我國奉行低工資、高福利的分配制度，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種高福利的制度不再。加上對國民經濟作出戰略性的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國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產業工人下崗。這些在計劃經濟時代作出了重要貢獻的產業工人和無地、失地農民獲得的補償顯然是不對等的。利益失衡導致心理失衡是當前社會情緒一個重要誘發因素。這些不和諧的因素導致了社會群體性突發事件時有發生，有的甚至有激化趨勢。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一是數量明顯增多，規模不斷擴大。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從1994年的1萬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7.4萬起，增加6倍多；參與人數從1994年的73萬人次上升到2004年的376萬人次，增加4倍多。二是涉及面比較廣，幾乎涉及城市、農村、企業、機關、學校等各個領域和行業，波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三是主體成分多元化，有下崗職工、農民、城鎮居民、個體業主、教師等各階層人員；四是行為方式激烈，有的動輒圍堵沖擊黨政機關，堵塞公路、攔截列車的情況時有發生；五是組織化傾向明顯，有的甚至形成一些自發組織，出現一些挑頭人物。發言認為，這些群體性事件基本上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具有非對抗性；基本上屬于利益訴求問題，沒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如果有關地方、部門高度重視、妥善處理，絕大多數是可以預防或處置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決，往往就會使歷史遺留下來的矛盾、問題與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問題交織在一起，參與者的合理要求與他們的不合法方式交織在一起，多數人的合理訴求與少數人的取鬧對抗交織在一起，群眾的自發行為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織在一起。如果處理不好，導致矛盾激化，則有可能使經濟利益問題轉變為政治性問題，而政治性問題更具有社會性和全局性，直接影響到社會大局的穩定。這些問題的存在非常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發言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突出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社會公平問題的關鍵是解決利益公平分配問題。我們的社會現實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公，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貧富不均，導致了一系列不利于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社會狀況。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近20年來在不斷擴大。有關機構調查顯示，2004年全國最富有的10%的家庭與最貧窮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過8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從1985～2003年的18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4.3%，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7%。2004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種福利差距，實際差距可能達到6∶1。根據國際慣例，一般認為，當基尼系數小于0.2時為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水平；0.4～0.6之間為不平均；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往往認為超過這條警戒線，就容易產生社會的動蕩。199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在0.34左右，目前已經逼近0.45（按照中國社科院的口徑）；其中，1990年中國城鄉收入差系數為2.57，2003年差距擴大為3.23；1990年行業收入差為1.76，至2003年行業收入差系數擴大為4.63。
發言分析了社會貧富差距產生的三點原因。一是國家政策層面的原因。對于中部地區的傳統農業大省，除了少數幾個重要工業城市之外，農業產業在全省經濟結構中仍然占有較大比重，它們是全國重要的商品糧和商品棉產業基地。盡管國家對商品糧和商品棉種植實行了一定的價格保護和補貼，但是補貼的政策力度和幅度仍然不能彌補農業產業比較效益的低下，由此嚴重影響了種糧農民的家庭收入，加之國家對農業基本用地的嚴格保護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部地區的工業用地發展，限制了工業化速度，影響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城鄉居民分享新型工業化成果的機會大大降低了。東部地區甚至中部地區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就凸顯出來了。二是社會成員體制內收入分配機制不合理的原因。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勞動力要素應該在創造財富分配中占主要地位。但是在目前的體制內收入分配機制中，勞動力價值根本沒有得到合理體現。從現實的情況看，在社會財富的一次分配中，勞動力要素、管理要素、資本要素甚至權力要素都參與了分配，而勞動力要素的比重最低。諸如，一些社會弱勢群體在工資收入方面過低，而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主要管理人員收入過高。農民工、城鎮的一些行業的工人收入十分低，工資收入難以維持生計。而有些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在拿到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的年薪的同時，仍然享受國家提供的一切福利待遇，如公車、社會保障、公費醫療等一些灰色收入。我們并不反對國有企業領導者的高額年薪制度，我們不贊成的是在享受高額年薪的同時，還要享受諸如對應于省、廳級的非年薪制度的各種福利。一線工人和某些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收入差距動輒數十倍，甚至上百倍。一次分配不合理的另一種表現是資本的收益和勞動力的收益差距更是呈現天文數字的差別。如房地產等的暴利行業，所獲得的利潤成幾十乃至幾百倍。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存在著明顯不合理的差距，等等。三是國民收入二次分配在城鄉之間、不同群體居民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政策不合理。國民收入二次分配主要體現在政府對社會公共產品的供應和財政的轉移支付等方面。現在的突出情況是社會公共產品供應在城鄉之間差別明顯，如城市整體收入水平高，政府對城市的公共產品供應更多，諸如城市義務教育投入、城市公共設施投入基本由政府買單；但是在廣大農村卻以“人民教育人民辦”、“人民道路人民修”、“誰受益誰投資”等說辭來逃避政府責任，結果造成廣大農民雪上加霜的局面，進一步拉大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
針對上述問題，發言提出三點建議。第一，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提高勞動力要素分配的最低標準，公平社會財富一次分配。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要求“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異擴大的趨勢”。要對國有壟斷部門和國有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加強監管，防止法理上歸全體公民所有的壟斷利潤轉化為小集團利益和個別人員的薪酬福利。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按勞分配是基本和主要的分配方式。按照勞動者向社會提供的數量和質量的勞動獲取勞動報酬是必要的。目前“同工不同酬”、“同職不同酬”、“同城不同酬”的現象較為普遍，因此應進一步整頓和規范工資秩序。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工資也加強宏觀調控，依照物價水平和生活情況，將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工資差距控制在一個合理范圍內。要制定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部分地方最低工資標準過低，有的地方甚至沒有最低工資標準，這不利于促進就業，也不利于提高職工工資水平。最低工資的底線應該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不低于享受失業保險等不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二是能讓勞動者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尤其是農民工的最低工資，無論在國有企事業單位，還是非國有單位，都應強行推行最低工資制，并保障在合理的水平。要建立和實施最高工資檔案管理制度。盡快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正常工資增長機制，使工資增長逐步納入制度化、法制化軌道。不損害社會公平的前提下，使工資的增長有利于經濟發展。第二，反哺糧食主產省，努力擴大農民增收空間。我國沿海地區的發展除了政策和地域優勢外，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轉移，土地用于高回報的二、三產業的發展亦是一個重要原因。在今天，耕地嚴格保護，穩定糧食生產的中部，農業增收的空間已十分困難。這是政策造成的，所以，必須從政策的角度入手，用政策的辦法來解決。由糧食消耗的發達地區反哺糧食生產的中部省份是目前合理和可行的政策，讓東部工業發達地區合理承擔中部地區由于保證糧食生產而帶來的利益發展約束，實現農業與工業發展的利益均衡，保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強有力支撐，促進農民增產增收。同時也體現了“五個統籌”的精神。第三，正視弱勢群體的政治訴求和經濟訴求，并將其納入現行體制范圍。法制的公平在日常政治經濟生活中得以實現，必須以相應的政治經濟資源作保證。弱勢群體之所以弱，恰好是因為他們所擁有的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有限，維權成本高。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弱勢群體的呼聲，從制度上使其合法權益得到保障。政府應為社會弱勢群體和政府之間的溝通提供制度安排，從而將民眾的參政訴求納入體制內有序釋放。可以考慮在人大和政協中增加弱勢群體的代表數量，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意見表達空間；建立農民自己的組織，為農民建立利益代言機構；建立社會成員意見訴求的穩定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