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獎(7)|憶九三學社杭州市委員會的籌建和成立
來源：九三學社杭州市委員會????時間：2020-09-20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預示著中國的多黨合作事業迎來美好的春天。九三學社浙江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在 1982 年初經與中共杭州市委統戰部協商，開始醞釀建立杭州市級社組織?；I建過程的點點滴滴通過口述的方式，還原了40年前，基層九三人秉承愛國、民主與科學的宗旨，用決心、信心、公心，開啟基層九三學社事業的新篇章。
關鍵詞：
籌備、社員大會、政策落實、感恩
從 1982 年6 月，我參加九三學社杭州市分社委員會籌建工作到 2007年6月正式退休，在九三學社杭州市委員會整整工作了25年。一樁樁難忘的事情，始終留在我心中，揮之不去。在這些回憶的片斷中，九三學社杭州市委員會籌建與成立的這段往事，最讓我難以忘懷。
1977 年 10 月，中共中央重申堅持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此后，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召開了新一屆政協會議，恢復了各民主黨派省級組織，參加新一屆政協。
1978 年 12 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標志著黨和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也預示著中國的多黨合作事業迎來美好的春天。1979 年 10 月，九三學社召開第三次全國社員代表大會，其他民主黨派也相繼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修改了各自的章程，確定了新時期的任務，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其后，中共中央相繼召開第 14 次、15 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以及 1982 年 9 月召開中共十二大，強調要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進一步奠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工作的政治基礎。
決心
中國共產黨采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給民主黨派及其聯系的知識分子以極大的鼓舞。根據國家形勢和任務的變化，以及九三學社在杭的工作基礎，九三學社浙江省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省工委）在 1982 年初經與中共杭州市委統戰部協商，開始醞釀建立杭州市級社組織。當時省工委在杭社員中，有 66 名市屬社員，其中 39 名社員已辦理離退休手續。
1982 年 4 月，在省工委和市委統戰部的指導下，九三學社杭州市分社籌備組正式建立，錢祖恩（杭州市重型機械廠原副廠長兼總工）任組長，匡衍（時任杭州市絲綢工業公司總工程師）、胡緒渭（時任杭州市園文局副總工程師）、黃致甲（時任杭州汽輪機廠副廠長兼副總工程師）為副組長，舒憲周（時任杭州制氧機廠總工藝師）、吳寅（杭州市規劃設計院原副院長）、陳雪帆（時
任杭州市上城區中醫院醫師）、陳文毅（時任杭州市煉油廠副總工程師）為成員。
籌備組制定了工作計劃：一是組織市屬社員學習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精神；二是適度發展在職成員；三是抓緊各項籌備工作，力爭在1982 年年底前正式成立杭州市分社委員會。因此，省工委希望調入一名工作能力較強的專職干部，來負責完成這一系列的工作。于是我在 1982 年 6 月 1 日到市委統戰部和省工委報到，負責處理籌備組的日常工作。
來到籌備組之前，我曾在空軍某部隊機關工作，轉業前任機要股長。轉業后任杭州軸承廠廠辦副主任和車間書記。當時，我對民主黨派工作還比較陌生，甚至中國有幾個民主黨派也講不全。為了盡快轉變觀念，適應新的工作要求，擔當起重任，我認真學習九三學社社史、社章以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知識分子政策，邊學習邊工作，既向社內老領導求教，也向一般社員學習，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認真反映他們的呼聲，不斷融洽彼此感情。當時很多社員已年過花甲，我要幫助他們扶走樓梯、泡茶倒水、倒痰盂、搞衛生，當好一名辦事員、聯絡員、宣傳員、服務員。
信心
籌建伊始，各項工作的開展無疑是相當艱苦的。當時籌備組沒有正式編制，也沒有正式的辦公場地。市委統戰部幫助向市工商聯借用一個編制，臨時辦公地點也在省工委機關辦公室。由于籌備工作經費和成立大會經費相當緊缺，我不得不向市委統戰部打報告，由統戰部派員和我一道去市財辦爭取經費。當時的工作千頭萬緒，任務非常繁重，包括有關會議的準備、兩個支社組織生活會、購置辦公用品、撰寫材料、慰問社員、平反冤假錯案等。因為不會騎三輪車，購置一些辦公用品，還要拜托省工委機關同事幫忙。那時市屬的社員一半多都已離退休，發展在職的優秀中青年社員是迫在眉睫的工作。在籌建過程中，我們積極慎重地發展了吳定緯、曹康銘、蔣百申等一批中青年骨干，為社組織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事實也印證，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們成為了市九三學社的中堅力量，為我社的工作發展和擴大影響作出了貢獻。
1982 年 11 月 7 日，全市 105 名社員在仁和飯店舉行社員大會，正式成立九三學社杭州市分社委員會（后改名九三學社杭州市委員會），時任省委常委、市委第一書記陳安羽親自到會祝賀。大會認真總結了歷時半年多時間的籌建工作情況，選舉產生九三學社杭州市分社第一屆委員會，選舉錢祖恩為主任委員，黃致甲、胡緒渭、匡衍為副主任委員，舒憲周為秘書長。九三學社杭州市級組織的成立，標志著杭州市新增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自它誕生之日就積極活躍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為杭州的改革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公心
平反社員的冤假錯案、落實私房等政策是籌備組以及市委員會成出的《關于對知識分子政策落實情況開展調查研究的決定》精神，我們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為重點，以發表格、登門訪談和召開座談會等方式對社員在政治處理、私房退還、工作和生活條件等方面進行調查。有時往往為了一個社員的政策落實問題，不惜要“走訪”有關部門五六次，直到解決為止。
那時我們有位社員叫張超昧，早年在日本留學，他的親兄是國民黨高級軍官，當年他家在成都市有一個私辦醫院，是一幢近400平方米的多層洋房。“文革”時期這幢洋房被沒收了，后來就作為成都市衛生局的辦公用房。上世紀 80 年代初期，他曾多次自費前往成都，要求落實私房政策，但當地有關部門表示因為時間太長，又跨省市，難度太大，雙方交涉一度陷入困境。后來張超昧找到我，希望由我們社組織出面，幫助他解決成都的房子問題。鑒于其政策落實的復雜性，我以社組織的名義致函給四川省政法委和四川省委統戰部，同時我也發函給成都市政法委、成都市委統戰部、成都市衛生局，希望他們盡快解決張的私房問題。其后，張超昧再次前往蓉城，此時中共成都市委辦公室則派人出面接待，表示會認真研究，盡力解決此問題，這讓張超昧看到了解決的希望?；睾贾螅瑥埑练驄D立刻來到市委員會向我講述了這次行程的情況，我決定再次發函給中共成都市委，并抄送當地統戰部、衛生局，要求成都方面按照中央的政策，盡快落實張的私房政策問題。不久，成都市委辦公室就給張超昧發來通知，希望他前去蓉城，協商價格補償問題。當我再次看到張超昧的時候，他已順利拿到了 16 萬元的補償金，這在當時可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其夫婦倆是含著眼淚深切地向九三學社市委員會領導和我表達感謝之情。
還有一件我非常難忘的事。當時由于市屬社員中退休人員比例較大，骨干社員較少，旗幟性人物更是鳳毛麟角，而錢祖恩已年過古稀，擺在籌備組面前的重要課題就是如何盡快將代表性人物安排到九三學社市委員會的領導崗位上來。那時，我們看中的是黃致甲和匡衍兩位同志：黃致甲是早年留學英國利物浦大學的高材生，是我國汽輪機行業的棟梁人才；匡衍則是當時絲綢染整行業的專家，無論是層次、代表性和年齡，我們認為都是非常合適的人選。但當時兩人對于參加黨派工作，擔任市級黨派組織領導的角色還有所顧忌。一方面，兩人都在自己的單位擔任高層領導，本職工作相當繁忙；另一方面，兩人在“文革”期間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對檔案中給他們定的不實之詞（黃致甲的檔案中寫他是反動學術權威；匡衍是包庇地主）到現在還沒有清理一直心有余悸。為此，市委統戰部領導和我幾次登門拜訪黃致甲和匡衍，積極地爭取他們參與社的領導工作，同時我還走訪市委組織部、統戰部和他們所在單位黨委，希望盡快清理兩人檔案中的不實之詞，讓黨外高級知識分子放下包袱，輕裝上陣。結果在1982年市委員會成立前，兩人的檔案問題就得到順利解決，他們也欣然走上了第一屆委員會的領導崗位。同時這也為 1985 年市委員會換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黃致甲后來接任錢祖恩，先后任九三學社杭州市第二、三屆委員會主委。也正是像黃致甲、匡衍這樣老一輩的科學工作者那種對事業的忠誠、對社組織的熱愛和他們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光明磊落的人生態度，影響了當時一批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感召下，大量優秀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加入到九三學社中來。
1983 年上半年，我和機關另一位同志楊金南根據分社委員會工作部署，對100多位社員進行調查和梳理，涉及到社員的政策問題，我們都四處奔波，多方聯系，解決了 17 名社員的私房退還和“文革”查抄物資（部分）歸還以及住房困難、夫妻分居等問題。在此基礎上，1984 年我們又對少數社員政策未落實問題，以公函、書面報告或派出干部等形式向有關組織反映情況。在兩年左右時間內，有 20 多名社員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昭雪，被錯劃右派的全部復查改正；被占私房基本已退還或明確產權。這對于在當時調動他們參與社組織工作的積極性，激發他們愛國、愛社的熱情有著重要作用，而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每每談及這些事，他們也都對九三學社市委員會懷有深切的感恩之情。
作者
口述人：朱舟海，九三學社杭州市委員會原專職副主委，巡視員
整理人：陳磊，九三學社市委員會機關四級調研員 1375814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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