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獎(12)|致力藥學畢生開拓甘為九三奮斗終生 ——記藥學家、藥學教育家薛愚
來源：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時間：2020-09-20摘要：薛愚，我國著名藥學家、藥學教育家、中國藥學和藥學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北醫藥學院的奠基人、終身名譽院長，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創始人、第一任主任理事。薛愚一生坎坷，但比別人更加堅忍不拔，他身上既有知識分子的敏銳與抗爭，又有救國興邦的胸襟情懷；他既為我國藥學事業和藥學教育事業的開拓披荊斬棘，也為九三精神的薪火相傳奮斗終生。展現了一位藥學家、一位民主學者“百折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的風骨
1988年1月29日，《人民日報》刊發訃告，全國政協副主席楊靜仁、周培源和首都各界人士400余人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向祖國藥學事業的重要奠基人薛愚作遺體告別。
著名藥學家陳新謙教授作詩感懷薛愚一生：
隨心藥學畢生中，不息攀緣九十翁。
涉盡急流翻盡嶺，名家來自牧牛童！
薛愚（1894—1988），字慕回，湖北襄陽人，我國著名藥學家、藥學教育家、中國藥學和藥學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編撰有我國第一部藥學專業教科書《實用有機藥物化學》、第一部化學實驗教程《普通化學定性分析實驗教程》、第一部醫用有機化學教科書《醫用有機化學》，參與編撰《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院奠基人、終身名譽院長，九三學社第一、二屆中央理事會常務理事、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創始人、第一屆理事會主任理事、第二至四屆分社委員會主委。
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藥學大家，在他去世后，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卻集體違背了他將遺體捐獻給醫學院進行解剖的遺愿——通過這最后的“違背”，表達了對這位老者最深的敬意。
薛愚，一位“暴走”教授，一位“俠義”學者。他身上既有知識分子的敏銳與抗爭，又有救國興邦的胸襟情懷；他既為我國藥學事業和藥學教育事業的開拓披荊斬棘，也為九三精神的薪火相傳奮斗終生。
談九三精神，首先要談九三人。九三學社的成員，主體是知識分子。創始人那一代的九三人，其中絕大多數又都是出身名門望族，因此他們往往有更好的家學、資源、經濟實力接受教育。這些青年人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卻逢國家巨變，他們自身沒有壓力不需要掙扎圖存，卻滿目是風雨飄搖，因此也更容易生出一種家國天下的情懷，一種救亡圖存的愿望，一種力挽狂瀾、扶大廈之將傾的英雄夢想。
薛愚在其中是特殊的——他是那個時代少有的貧苦出身的九三先賢：少年失怙，教會啟蒙，沒有家庭背景可以作為依靠，可是卻與其他九三先賢一樣，精神上高潔，行為上正直，因此他的職業生涯也就顯得更加坎坷曲折。
薛愚從齊魯大學畢業后，曾在清華大學執教5年。后獲得赴法留學的機會，在巴黎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于1933年回國從事教育工作。
時任河南大學校長的張仲魯是薛愚的好友，因此薛愚首先受聘河南大學。期間，薛愚輾轉利用與馮玉祥的關系，營救了中共早期黨員馬適安，結果被以“不安定分子”的罪名解聘。
于是薛愚轉赴上海暨南大學任教。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薛愚義無反顧地參加了赴南京的請愿團，再次受到當局額外的“關注”。
于是執教不滿一年，薛愚又赴西北農專執教。但由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教育部當初給予薛愚的關于在西北農專開設藥學系等承諾幾乎全部無法兌現。同時，由于在西北農專參加了大量抗日工作，薛愚以“危險分子”的罪名被解聘。
1938年薛愚受孟目的邀請，赴國立藥學?？茖W校（中國藥科大學前身）任教。1939年孟目的因為“藥專包庇共產黨”被解聘，薛愚也隨之憤而離開藥專，轉赴成都齊魯大學任教。
在齊魯大學，薛愚又參加了反對校長湯吉禾貪污公款、鎮壓學生的“倒湯運動”，旋即又被解聘。
薛愚在歷次被解聘的經歷中，一直沒有被打倒，反而越挫越勇，直到這一次，薛愚甚至直言，反而是生出了十分的自豪——這是對自己能夠為真理和正義與反動勢力決裂而產生的自我認同。由此可見，薛愚的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是有愛國、民主、科學的信仰作為支撐的，因此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就是薛愚九三精神的外在體現。
1945年，朱家驊接任教育部長，邀請薛愚出任國立藥專校長，給予他相當程度的自主權，由薛愚主持藥專復員南京。
薛愚原本爭取到原日本中學和上海若素藥廠作為基地，但在混亂中險些被其他機構“截胡”，藥專險些被裁撤。隨后薛愚又廣聘知名學者，改革教育措施，奠定了藥專在我國藥學教育界的地位。但1946年，薛愚又因“主張國共合作，聘請民主教授，阻撓三青團在校內的活動”，被教育部解聘。
新中國成立后，薛愚主政北醫藥學系，才開始穩定下來。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北大醫學院獨立出來，薛愚帶著藥學系白手創業。先是找到霍家花園地址作為藥學系用地，結果得知中央軍委也有意購買該址作為部隊療養院。薛愚趕緊通過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賀誠上書毛主席，獲毛主席親筆批復：北醫與軍委有房屋爭執，請聶令朱早觀查明處理，以結果告我。如無大礙，宜讓與北大。
延請教授方面，在薛愚的多方努力下，北醫時有醫藥學專家：蔣明謙、黃新民、王序（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樓之岑（1953年加入九三學社）、誠靜容、章育中、林啟壽、金蘊華、龐貽慧、章錡等人共聚北醫，可以說是“群星璀璨”。在北醫藥學系歷史上，曾有四位院士執教，其中兩位是由薛愚親自聘請的，并且都在薛愚的影響下先后加入了九三學社。
薛愚在整個執教生涯中，表現出一種近乎偏執的堅持，在哪里執教，就要在哪里建藥學系，在哪里主政藥學系，就要做到最好——薛愚只在三所大學執教超過兩年，在這三所大學期間：在齊魯大學創建藥學系，直接培養我國自己的藥學人才。主持瀕臨裁撤的國立藥專復員南京，保住僅有的藥學教育陣地。主持北醫藥學系的整體建設和教學工作，奠定深厚的基礎。
舊中國的藥學教育情況是，自國民黨陸軍醫學院設立第一個藥科起至抗日戰爭結束，中國自辦醫學院33個，藥科只有4個。因此新中國成立前的30年中，我國擁有藥學專業人才一共不足400人。而這大概就是薛愚執著于創辦藥學系的初心。
1950年，薛愚參與籌備了九三學社北京市分社（現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并于1951年任第一任主任理事（現稱主任委員）并連任四屆。在薛愚的努力下，九三學社吸收了一批北醫的醫藥領域專家，大大擴充了九三學社組織的人才儲備。
1951年，薛愚受許德珩之托，以5000大洋替九三學社購置了位于頒賞胡同的辦公地址，結束了九三學社“居無定所”的窘境。
1956年，薛愚被評為我國第一屆，也是唯一的一屆一級教授。一級教授工資待遇比較優厚，但薛愚為了九三學社和北醫藥學系的建設工作幾乎“傾家蕩產”，生活上十分簡樸，未替家人置辦過什么資產，更一生要求子女盡可能為國家多做貢獻。
1957年反右擴大化，薛愚成為統戰部“欽點”的大右派，不被允許再從事教學活動，退而著書——結果也因右派問題未能出版。
忍辱負重二十年，直到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薛愚徹底獲得平反，但那時他已經年近耄耋，不能再從事高強度的教學活動了，便專心著書，誰知又接連遭遇罹患眼疾、手稿丟失等困境。
薛愚并不是一位不食人間煙火的“藥神”，生活帶給他的痛苦只會更深重而不會有一絲仁慈。他也曾經憤怒：當目睹教育部淪為高層爭權奪利的戰場，他對教育部高官怒目拍案；他也曾經沖動：在受到不可理喻的指控時，他氣得嘲諷說，“對，我就是故意丑化衛生部，因為我想當衛生部副部長”；他也曾經軟弱：右派歲月里，挨完批斗回來的晚上，他也躺在床上委屈得哭。
但薛愚也比別人更加堅忍不拔。他在困境之中表現出的真誠和熱情帶給無數人希望，令無數學生對藥學專業重拾信心，令一群杰出的學者像他那樣以科學民主為畢生追求，為中國藥學事業貢獻智慧和力量。展現了一位藥學家、一位民主學者“百折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的風骨
如果只從授課時長來看，薛愚可能比不上很多教授，但他所做的事情，遠遠超越了教授的職責，他所承擔的是一個教育家的重任。
薛愚的成就和貢獻又不僅僅是在藥學和教育領域，他也告訴我們：人當如何面對人生的逆境，當為什么而活。
在被錯劃成右派的二十年間，薛愚被“雪藏”、被批斗，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一生心血付諸東流。但他卻說，“環境是艱難的,道路漫長而曲折。但是我為中國藥學事業奮斗的決心是抑制不了的。至于我個人，則像疾風下的勁草，雖然風雨不停地襲來，但依然生活在人間”。
除了搏擊風浪的勇氣，薛愚更令人感動的，是他的胸襟和正派。在反右及文革期間遭受不公正待遇時，將所有的指控一力承擔，不牽連一人。他說自己：不愿見到年輕學者和學生毀掉學術前途和今后的人生。在那黑云壓城的年代，為北醫的年輕學者們撐起了一小片天空。
即使是在臨終前，薛愚仍然在病床上不輟筆耕，為祖國藥學教育事業建言獻策。他只恨自己老得太快、身體太差，不能繼續為藥學事業多貢獻一點，再多貢獻一點。
薛愚有句名言：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學校第一，學術第一。
大概就是在這樣清晰而果決，使得薛愚能夠在這樣復雜而艱難的環境中不斷做出成績。
“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毖τ薜囊簧强部赖囊簧菓鸲返囊簧?，也正是大量知識分子的一種代表和縮影——知識分子有著天然的職責和使命，不斷地與謬誤開戰，使人類無限靠近真理。
（作者：孔瑤竹，九三學社北京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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