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專刊】羅衛紅：數字鄉村建設激活“全面小康時代”鄉村振興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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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全部脫貧，解決了區域性整體貧困。在“全面小康時代”，建設和發展數字鄉村是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動力源泉，也是鄉村提升內在發展動能、鞏固脫貧成果、實現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
“2020年全國農村寬帶用戶總數達1.42億戶，全年凈增712萬戶，比上年末增長5.3%。全國行政村通光纖和4G比例均超過98%，農村和城市實現同網同速。”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九三學社市委主委羅衛紅說，“我國數字鄉村建設無論在基礎支撐能力、生產信息化水平和經營信息化成效上都取得長足進步。” 在數字經濟相對發達的浙江，數字賦能鄉村振興的成效尤為明顯。近年來，羅衛紅掛帥的鄉村振興調研組多次赴浙江各地和長三角等地區開展實地調研。在臨安的一次座談會上，農業局同志興奮地說：“2020年，臨安區農產品網絡銷售額達到50多億元，比上年增長40%，白牛村已成為全國知名淘寶村，連80歲的老太太都在家開網店。” 調研組則反饋了一些問題。一些縣域在數字鄉村建設中，除了建立智慧鄉村總平臺外，還建立了幾十個子平臺，同一平臺上又建立十幾個應用模塊，技術架構上缺乏統籌安排。村干部反映，光是上傳數據、更新數據就煩不勝煩。而盲目追求“高大上”，應用軟件和服務設計無法滿足實際需求，以致“軟硬失衡”、功能繁雜，使得農民群眾適用度、體驗感較差。在數字經濟第一城的浙江杭州，數字應用場景也主要著力在城市，尚未覆蓋農村。此外，數據開放共享水平有待提高，部門之間數據協同共享不順暢，無法實現鄉村數據資源價值最大化利用。 “我們要看到亮點，更要著重看到數字鄉村建設中的難點和堵點。”羅衛紅用“煙囪林立”“鴻溝難逾”“水乳待融”“地廣人稀”四個詞點出當前存在的信息基礎設施不完善、數字開放共享水平不高、數字項目產業化融合程度較低、數字鄉村復合型人才極度匱乏等問題。 “建設‘新高地’，著力夯實農業數字基礎設施。引進移動通訊運營商、科技企業、科研機構、大專院校等多方技術力量，整合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推進數字鄉村技術集成創新。比如，將數字鄉村平臺中的鄉村服務模塊置入數字電視，農民可以直接從電視機點擊使用，就可以大大提升數字鄉村可及性。”羅衛紅說。 “通過數字化管理模式，完全實現‘喝著咖啡挑種豬’的新型種植、養殖、銷售生態模式。”羅衛紅表示，要用好“精算師”，加快鄉村產業數字化融合發展，打造“產業融合”“城鄉融合”“未來鄉村”等不同類型的集成創新示范園區，推進農村電商、村貨直播、眾籌農業、共享農業、云農場等數字鄉村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 現在不少地方的“智慧社區”平臺實現“互聯網+社會治理”相融合，打通多個部門數據壁壘，促成信息互聯互通，有效提升了社區治理水平。羅衛紅認為，要當好“大管家”，提升數字鄉村治理能力水平，尤其是融合城市優質資源，實現城鄉數字發展一體化。要根據各地鄉村的實際情況建立特色網站或APP小程序。 提及人才隊伍，羅衛紅說，振興數字鄉村人才隊伍就是要打造“蓄水池”。一方面要培養人才，吸引城市數智公司或產業公司來鄉村合作開發，開展股份合作，協同發揮科研機構、高校、企業等力量，合力培育本土數字人才。另一方面要留住人才，著力推進產業、文化、旅游多元融合，形成生產、生態、生活三結合的“產城人文”新格局，加大鄉村公共配套，合理布局教育、醫療、文體資源，構建新型社區，提升鄉村人才歸屬感和穩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