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關注老年抑郁癥，馮丹龍委員的這份提案怎么出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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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輝瑞中國企業資深顧問馮丹龍遞交了數份提案，其中一份為《關于加強老年抑郁癥防治工作的提案》。
今年是馮丹龍第10次參加全國兩會。醫療衛生領域一直是馮丹龍的關注重點，擔任第十二屆、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期間，她共提交近70份相關提案和社情民意。這一次，她又將目光對準了老年抑郁癥問題。
“老年抑郁癥求診者越來越多”——這也是九三學社上海市委醫療衛生專門委員會委員、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老年科主任、博士生導師李霞近幾年的感受。李霞接受晨報記者采訪時稱，一方面，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公眾對精神健康越來越關注，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另一方面，這也讓老年抑郁癥防治工作越發顯得重要與迫切。
提案的力量
馮丹龍有許多身份：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輝瑞中國企業資深顧問、著名愛國將領馮玉祥的孫女。
1959年生的馮丹龍是著名愛國將領馮玉祥將軍的孫女，還是一名管理學博士，教授研究員級高級經濟師
不過，相比這些身份，馮丹龍的數個提案更為人熟知。
比如，2020年5 月21 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開幕時，委員們為新冠肺炎疫情犧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了一分鐘。這個特別的安排，就來自于馮丹龍一份 142 字的提案。
據馮丹龍介紹，那年2月，她向全國政協提交了《關于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開幕會默哀的提案》，全國政協按照急事急辦的原則，快速采納了這份提案。“這一分鐘不僅是對生命的尊重，更是對中華民族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戰勝疫情、取得勝利的認同和肯定！”馮丹龍說。
2020年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開幕時，委員們為新冠肺炎疫情犧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了一分鐘
再比如2014年，馮丹龍向全國政協提交了“建立藥品上市許可等持有人制度的提案”及相關調研報告。該提案得到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總局等政府部門的重視，在各方努力下，推動藥品上市許可人制度于2015年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全國人大通過了關于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方開展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試點和有關問題的決定，為推進相關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和支持。
全面推動煙草控制和實現公共場所控煙立法也是馮丹龍一直以來特別關注的問題。2008年，擔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間，馮丹龍牽頭提出了“實現無煙世博，加快上海市公共場所控煙立法”議案，引起上海市人大及政府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借助上海世博會舉辦的契機推動了控煙立法……
提案的由來
深知“提案力量”的馮丹龍，在擔任第十二屆、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期間，共提交近70份相關提案和社情民意，為政府建言獻策。
這一次，她又將目光落向了老年抑郁癥問題。
她與同為九三學社社員的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老年科主任、博士生導師李霞進行了深入探討，“老年抑郁癥求診者越來越多”也是李霞近幾年的感受，由此她們萌發了對老年抑郁癥問題調研的想法。
李霞專家組的老年科建立于1982年，為國內最早的精神科亞專科，1995年評為上海市首批醫學領先專業和市醫學重點學科
這個想法得到了九三學社市委的支持。2021年，九三學社市委專門對老年抑郁癥防治工作開展重點調研。調研發現，老年抑郁癥防治工作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中一點就是公眾對該疾病的認知不夠。提起抑郁癥，許多人首先會想到年輕人或者產婦。殊不知，老年人也是抑郁癥高發人群。
國際大型調查結果顯示，65歲以上老年人中有抑郁情緒比例可高達10-15%，老年抑郁癥已進入疾病負擔排行榜前十。2021年上海市老年心理關愛項目的抽樣調查則顯示，有焦慮情緒的老年人占比3.5%，有抑郁情緒的老年人占6.5%。
在與李霞交流時，李霞談到的一個病例給馮丹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位病例是個70歲的退休工程師，由兒子帶著來看病。根據兒子的描述，父親“每天躺床上，什么也不做。吃飯要催很多次，還說自己快要死了！去年一直跑醫院檢查，每周都去個2-3次，跑了多家醫院，但什么都沒檢查出來。有個心內科醫師建議他去精神科看看，他回家后特別生氣。今天也是我硬要他來的。”
但這位老人并不覺得自己得了什么抑郁癥，他告訴醫生自己沒病，只是“年紀大了，渾身沒勁，睡眠不好、吃飯不香……”
李霞給這位老人開了抗抑郁藥，但老人吃了1周，就再也不肯吃了，因為他不認為自己得了抑郁癥，還怕吃這些藥對身體傷害大……
很多老人對去精神衛生中心就診很抗拒
像這位老先生這樣認為自己沒得抑郁癥、不配合治療的病人，李霞遇見過很多。
事實上，在李霞接待的門診患者中，10個人里差不多有7、8個是子女叫了來看的。
很多老人熱衷于看病，但對于到精神衛生中心非常抗拒。在他們看來，到精神衛生中心看病的都是“腦子壞掉的”，自己腦子沒有不正常，為什么要來這兒看病呢？碰到有醫生建議他們轉診精神衛生中心，往往也會特別生氣。
所以，那些被家人帶來看病的老人，見到李霞后往往會強調“自己沒有抑郁”。
很多老人會對李霞說，“醫生，我生活不愁、子女孝順，怎么會抑郁呢？你只要讓我睡好了，讓我不頭痛胸悶了，不難受無力了，我就什么都好了……”
老年抑郁癥更“狡猾”
在李霞看來，這正是老年抑郁癥“狡猾”的地方。
老年抑郁癥經常和疾病糾纏在一起，更隱蔽也更復雜，容易被身體不適所掩蓋，繼而被忽略。當老年人出現一些變化，很容易歸結為“是老了”，而不是情緒處理出了問題。
碰到這種老人，李霞一般會問患者，是否就這些不適看過專科醫生，做過相關檢查。如果病人的答案是“看過了，檢查也做了很多，但就是檢查不出來，”那病人很可能來對地方了。
不斷看病檢查，但檢查不出什么問題，為此深感焦慮或者絕望，很可能并不是病人生氣或失望的那樣是“這個醫生看不好”，而是抑郁癥惹的禍。
根據李霞近20年的診治經驗，與其他群體抑郁癥相比，老年抑郁癥與身體的關系更為緊密。一方面，比起其他群體，老年抑郁癥患者更容易出現身體的各種不適癥狀，或加重身體已有的一些疾病；另一方面，有些大腦和身體疾病易共病抑郁，比如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腦血管病、高血壓病、糖尿病等都可能誘發或加重抑郁癥，而老年人罹患這些疾病的概率更大。
宛平南路600號畫廊展出的畫作，有不少表現抑郁癥主題的（徐惠芬攝）
除了身體的衰老，伴侶親友的過世、退休后角色的轉變、空巢或者居住環境的變化……這些都可能成為老人抑郁的誘因。
因為對老年抑郁癥認識不足，老人的一些抑郁癥表現，很可能被家人當成是“作”，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或關心。
“老人身體出了問題，家人很自然地想到需要看醫生，但碰到老人情緒有問題，往往不會想到上醫院。其實，抑郁癥患者也是身體功能出了問題，不過不是身體的某個‘硬件’，而是腦功能調節的‘軟件’問題。一般人情緒低下去后，有能力自己調節上去，但抑郁癥患者不行，他/她調節情緒的功能出現了紊亂，情緒就像進了個深深的黑暗隧道，單靠自己或者親友很難掙扎上來。”
“如果抑郁的時間連續超過2周，出現了一系列癥狀，比如心情差、沒興趣、沒胃口、睡不著、煩躁、覺得自己沒有用，甚至想死，嚴重影響了生活——以前可以做的事沒法做了，很可能就是得了抑郁癥。如果患了老年抑郁癥，應該盡可能尋求專業的心理或醫療幫助，尤其是中重度抑郁癥患者，否則可能出現自殺等嚴重后果。”李霞說。
老年抑郁癥防治工作面臨的問題
基于調研，馮丹龍遞交了《關于加強老年抑郁癥防治工作的提案》。
在提案中，馮丹龍指出了老年抑郁癥防治工作面臨的數個問題：
首先，公眾對老年抑郁癥存在偏見，不少人認為老人抑郁是因為“想太多或內心脆弱”。
其次，老年抑郁患者病恥感強。很多老年人對精神疾病有很強的病恥感，不能意識到或者羞于承認自己罹患抑郁癥，也不會主動就醫。
第三，老年抑郁癥識別率低。老年期抑郁癥的臨床表現往往不太典型，第一就診科室常常不是精神科，浪費了醫療資源，社區醫生、非專科醫師對于老年抑郁癥的疾病特點不了解，也導致老年抑郁癥的識別率低，容易誤診。
第四，老年抑郁癥康復較慢。第一個治療周期就需要4周-8周，合并用藥也較多，聯合使用抗抑郁藥時會有禁忌，且更容易出現藥物不良反應。老年人自身代謝較慢，使用抗抑郁藥易于出現不良反應。老年人藥物治療的依從性差，不能遵從醫囑，也導致了老年抑郁癥治療困難，恢復緩慢。
六項建議
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馮丹龍在提案中列出了六項建議：
首先，加強公眾老年抑郁癥教育。通過宣傳教育，糾正公眾對老年抑郁癥存有的偏見，也可使公眾更好了解老年抑郁癥的相關知識，及時辨識父母或祖輩的情緒變化，使疾病能夠早發現、早治療。
其次，加強疾病篩查。在非精神專科醫院推廣規范使用抑郁評估工具，加強對非精神專科醫師與社區醫師的培訓，幫助非專科及社區醫師初步診斷老年人群的精神心理問題，提高老年抑郁癥的識別率。在社區醫院、非專科醫院和家庭開展便捷科學的老年抑郁癥篩查，篩查中可使用心理咨詢機器人等便捷工具。對于篩查發現但無法初步診斷的患者，非專業醫院和社區醫院應申請會診或轉診。
第三，促進早期預防。鼓勵老年人參加老年大學、志愿者等活動，加強社會交往與積極生活。關愛高齡、空巢、多病老年人。
第四，加強專業培訓，建立老年抑郁心理干預隊伍。在社區醫院、養老機構增設為老年人服務的心理咨詢師，對抑郁風險人群予以評估和分類，開展心理干預，定期進行隨訪，必要時提供相關幫助。
第五，建立老年抑郁患者轉診通道。醫療機構針對需要診斷和治療的老人提供轉診通道，實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第六，發揮專科醫院和社區醫院優勢。精神專科醫院根據老年抑郁病患者的嚴重程度、自殺風險、生活質量等方面進行全面的評估，建立老年人心理健康管理檔案，根據癥狀的嚴重程度進行分級管理，為進一步干預和診療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個體化方案。專科醫院治療好轉后，患者轉社區醫院繼續開展隨訪和針對性干預及治療。
（來源：周到上海 作者：徐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