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為我們的國家努力奮斗
九三學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員會 2019-08-13 打印 分享
1964年10月16日，一聲巨響劃破長空，茫茫戈壁灘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全國歡呼，世界震動，我心激動。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55周年即將到來之際，回憶當年作為一名科研新兵，參加國家絕密攻關項目“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研制的日日夜夜，心中充滿興奮和自豪。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的國力不強。為了不受帝國主義的欺侮，必須盡快增強我國的國防力量。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毛主席決定：“為了防御，中國也要搞原子彈”。當時總的方針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由二機部和中國科學院組織全國力量進行研究。那時，中蘇關系比較好，蘇聯幫助我國在北京建立了一個7000千瓦的實驗性核反應堆，還在我國某地建了一個濃縮鈾工廠。
為了制造原子彈，必需從天然的鈾礦中把含量只有千分之幾的極少量的鈾同位素235分離出來、濃縮起來。用氣體擴散法分離鈾235是五、六十年代唯一具有工業生產規模的技術。分離膜是氣體擴散的核心部件，當時只有美國、蘇聯和英國掌握制造分離膜的技術。1960年，風云突變，中蘇關系驟然惡化。蘇聯單方面中斷協議，撤回專家，結束了對中國長達十年的技術援助。濃縮鈾235的分離膜等關鍵材料蘇聯不給了，整個分離工廠即將停頓。蘇聯人說：“即使這些機器都給你們，將來也是一堆廢鐵！”。中國剛起步的原子核工業面臨夭折的危險。沒有鈾235原料，原子彈永遠是天方夜譚。是放棄搞原子彈的計劃，還是另找出路？聶榮臻副總理說：“我們寄希望于中國自己的專家。”
1961年年底，國家將研制鈾235分離膜的任務正式下達給中國科學院和上海市。從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沈陽金屬研究所、復旦大學和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抽調了一批科技人員，集中到上海冶金所進行集體攻關研究。經過兩年多的埋頭努力，終于研制成功用于鈾235分離濃縮的關鍵部件甲種分離膜，性能超過當時蘇聯的同類產品。1963年5月，建立了甲種分離膜中試生產工廠，到年底生產了幾千只分離膜元件，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做出了重要貢獻。
“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項目， 1984年獲得國家發明獎一等獎，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中“原子彈的突破和武器化”國防專項覆蓋項目獎。1999年9月18日，當年的研究室主任吳自良院士被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1961年，本人剛從復旦大學原子能系畢業，有幸直接來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參加這項由周總理親自抓、二機部（后來的核工業部）統一領導的國家絕密項目“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的攻關研究。當時所有參加這個項目研究的科技人員都要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能參加這樣的攻關項目研究，是組織和領導的高度信任，肩負著重大責任，十分光榮。參加這個項目研究，不能發表文章，不能對任何人談及工作，無名也無利。當時的科研和生活條件都比較艱苦，夏天沒有空調，就盡量利用早晚時間多做工作。對攻關人員的要求十分嚴格，甚至個人找對象也要經過組織的嚴格審查。
本人當時主要從事分離膜的分離系數測量及分離元件的表面處理研究。用氣體要搬鋼瓶。當時的實驗大樓沒有電梯, 我就和一位軍隊復員的攻關人員一起，硬是用肩膀把大鋼瓶抗上四樓。那時，本人身體又瘦又小,體重不到100斤，抬沉重的大鋼瓶，有時真把眼淚都壓出來了?？墒?想到國家的需要，為了早日造出我國自己的原子彈,再苦再累也都挺過去了。
研究工作的最大困難是沒有任何現成的參考資料。蘇聯專家在的時候，他們把分離膜的制造技術等資料放在大使館里，不輕易拿出來，非常保密。他們撤退時，帶走了所有資料,使攻關研究工作困難重重。憑著對國家的高度責任感，憑著對科學的執著精神，我們從分析蘇聯的分離膜樣品入手，摸索調節元件分離系數的方法。經過千百次的反復試驗，終于通過適當的表面處理方法，成功地控制了元件的分離系數，提高了分離元件的穩定性，對分離膜的實用化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研究過程中，為了獲得準確的物理參數以建立正確的處理工藝，本人還時常在武裝保衛人員的陪同下，帶著集體研制成功的分離元件，去北京原子能研究所進行元件分離系數的精確測定。由于保密的原因，出發時單位用小車專送火車站，兩個人坐軟臥包廂，到北京后由對方專車接至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享受這樣的優厚待遇，實在是由于特殊工作帶來的幸運。為此，在一次出差途中，曾寫小詩一首，表達內心對參加這項工作的愉快心情：
起 程
轎車外，人來往，熙熙攘攘，卻都在，目送我，驅車北上。
車未動，心已飛，千里之外，怎感覺，車箱內，寧靜舒暢。
今夜里，作抒感，激情蕩漾，待明兒，將此情，何處寄放？！
（1965年1月8日于京滬列車上）
隨后，我還隨幾位資深專家去我國某地的氣體擴散濃縮鈾工廠，對鈾235的分離和濃縮的工業生產過程以及分離膜的使用情況，進行了一個多月的實地考察。當看到我們自己研制的分離膜在機器中正常運行，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原子彈所需的鈾235原料時，那種激動的心情，真難以筆墨形容。在我國原子能‘心臟’地區的這一考察活動，加深了對從事這項研究重要意義的認識，更加堅定了今后繼續為國爭光的決心。
雖然，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參加國防攻關會戰，說不上有什么大成績,在獲獎的名單上也不會有自己的名字，但本人一直珍藏著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研究所為紀念當年參加這項“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作出貢獻而頒發的表彰證書，以自己曾為增強我國的國防力量做了切實的貢獻而感到光榮和自豪。
六十年代，為“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研究的崢嶸歲月，給了我一生教益，那就是,“要永遠為我們的國家努力奮斗！”。 這種信念，一直支持著我隨后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幾十年的科研工作和國際學術活動。
七十年代, 我參加離子束研究和應用工作。
那時，國外開始生產先進的石英電子手表。上海無線電14廠和上海鐘表元件廠找到我們。要求像國外一樣，用離子注入技術控制手表電路的開啟電壓，合作研制國產的石英電子手表。我們的離子注入設備剛建造不久，也沒有真正作過實際應用，對此項合作研究，大家都不大有信心。但是，從“甲種分離膜的制造技術”研究經歷，我說：“外國人能做出來的，為什么我們中國人就做不出來? 可以試試么!”。 結果，經過三個月的艱苦努力，我國自己的第一代石英電子手表研制成功了。后來，還轉產到工廠, 生產了一批“金雀牌”石英電子手表。
八十年代，我作離子束抑制電子發射研究。
我們在國外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被英國一個企業家發現。他成功地將我們的技術用于生產中，賺了不少錢。在一次國際會議上，他對我說: “因為你的文章是公開發表的，誰都可以用。我沒有可能付錢給你，我請你吃頓飯吧！”。事實上，因為當時我們已經將抑制電子發射的研究成果用到軍工和航天方面了，他是想通過飯桌上的交談，探究我們的研究秘密。我當然不會告訴他。最后，他對我說: “柳教授，我想買你的腦袋！”。我當時就毫不猶豫地明確告訴他: “我的腦袋不賣給你，我的腦袋要為我的國家服務。” 此后，他請了一位在該領域工作了25年的專家,用E-mail向我提出了10個關鍵技術問題。如果回答了他這些問題，等于將我們所有的技術秘密都告訴他了。我當然一句話都不給他回答。此后，也就不再與他繼續聯系。
九十年代，我被推舉為SMMIB國際委員會委員。當年的國際會議主席來征求我意見的時候,我說了三句話:“ 我愿意當這個委員。這不僅是對我個人的信任,而且是體現我們中國在該研究領域的地位；我會向老委員學習,努力做好國際委員會的工作；我會盡力和大家一起,把我們中國的離子束事業做好。” 隨后, 我們爭取到了1999年在我國召開離子束國際會議的權利。150多人出席的這個國際會議,有近一半是國外同行。當我們組織的國際會議獲得很大成功并受到國際材料和離子束專家的肯定和贊揚時,當外國朋友對我國的發展感到驚訝時,我從心底里為我們的國家感到自豪。
退休以來，我堅持科普活動，繼續為社會提供有益的服務。
2010年和2013年，前后出版了兩本書：《科海情緣》和《柳色青青》。讀過的友人，反應甚好。
2010年以來，在上海和家鄉的大、中、小學及高科技企業作過多次勵志報告：“有夢想就會有未來”，聽眾達5000多人。向九三市委老社員、上海市老干部大學、老科協及社區老人作過多次健康養生報告：“快樂使人健康的科學原理及心臟保健漫談”，聽眾達數百人。
2014年，為紀念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50周年，向社會各界作了10次“蘑菇云騰空升起，中國人揚眉吐氣”報告，聽眾達1500多人。發表了8篇相關文章。
2015年，以“銘記歷史，鑒往知來-紀念
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為題，向老科協、退休黨支部、上海市退休高級專家協會、上海市科技退管會科普講師團等，作了多次報告，聽眾達250多人。
2017年，《環球時報》為歐美同學會建黨問題，對我作了電話采訪。隨后出版的報紙，刊登了我的兩個觀點和認識：“中國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才會保持高度統一，才會繁榮富強，才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知識分子崇尚民主、自由，許多人愿意參加民主黨派。但他們到了國外，就更加的熱愛中國。”
2018年，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我為上海市委統戰部知聯會、市委科技黨委舉辦的各類干部研修班、上海市歐美同學會、研究所新入學的研究生及老科協成員等，作了6次報告，發表了6篇文章，主要內容為：“改革開放與科技發展”、“國門打開，中國學者在國際舞臺上意氣風發”等。
永遠為我們的國家努力奮斗，這就是一名普通科學工作者的愛國情懷。(九三學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員會 柳襄懷）